整体性治理视角下青年事务政策协同体系构建研究 ——以省级"十四五"规划为分析对象

随着青年空间流动性、身份复合性、观念多变性加剧,青年事务日趋复杂,跨界性更为显著,亟待整体性治理.青年发展规划通过"造场",创设青年事务整体治理的专属场域,将青年事务的各利益攸关方引入场,迈出了新时代青年事务整体性治理的关键一步,但与此同时,更需要积极"入场",将青年事务有力地融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大局.通过对省级"十四五"规划中直接提及"青年(青少年)"的内容进行分析,发现"十四五"规划中青年事务的专项性和相对独立性得到了有效凸显,发挥青年人才的创新活力成为突出亮点,青年理想信念、教育、健康等领域在"十四五"规划中的有机融入成为地区发展系统推进中的重要组成,但地方"十四五"规划中青年发展规划政策符号能见度仍有不足.建议应主动介入,"借船出海""抱团发展",以地方"十四五"规划的系统推进和"整合"布局为支点撬动形成青年工作合力,建立各相关职能部门间"逐渐紧密和相互涉入"的"青年发展利益共同体".     

十四五规划与新时代首都青年发展

十四五规划高度关注青年.学习国家和北京市十四五规划关于青年发展的部署,有助于掌握新时代首都青年发展的特征.十四五规划赋予新时代首都青年发展的特征有优先发展、高质量发展、强保障发展和组织化发展.应当倡导"青年优先发展"理念实践"首都要发展青年要优先发展",明确"高质量发展"概念推动新时代首都青年在高科技领域的发展,聚焦青年热点难点问题强化新时代首都青年发展的服务保障,培育团属青年社会组织促进新时代首都青年的组织化发展.     

融合共治:非户籍人口融入基层治理——基于佛山市南海区的实证研究

在现行社会管理体制下,佛山市南海区通过融合共治的方式,循序渐进地实现了非户籍人口由"政治边缘人"到"分享者",到"参与者",最后成为"管理者"的转变,让非户籍人口成功融入了基层治理。相比于自我管理、政府管理、参与式治理三种模式,融合共治方式下的非户籍人口的融入度最高。但是,实践中仍需进一步对融入基层治理过程中的非户籍人口进行增能、赋权,加强对非户籍人口的制度和利益保障,推进非户籍人口管理者的专职化。     

中国青年高质量发展:从理念进阶到指标建构

对于中国而言2020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年份:"十三五"规划收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2021年"十四五"规划实施,开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新征程."十四五"这五年也将是《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进一步加大落实力度并取得成效的时期.在这一时代和社会背景下,中国青年将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种理念需要青年发展政策体系来加以落实,青年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的建构则成为促进理念生效和政策实现的关键性机制.     

统一战线服务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社会治理问题研究

当前我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正处于"关键可塑期"和"重要窗口期",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分布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在巩固共同思想基础、促进非公经济发展、协调利益、化解矛盾等社会治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统一战线若能借力使力,发挥优势,促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必将对全面构建"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产生重大影响。通过深入研究统一战线优势,找出其与新的社会阶层发展相契合的地方,并更好融入其中,积极推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社会治理,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     

比较视野下英、美城市边缘社区治理经验研究

围绕着如何实现边缘社区有效治理问题,长期以来存在着"在地治理"模式与"人本治理"模式的二元争论。而在英、美等国,边缘社区治理在模式选择上已迈入"整体性社区发展"时代,它是对早期过分注重社区物理空间改造的"在地治理"模式的发展和矫正。"整体性社区发展"模式仍然强调社区在贫困个体去边缘化过程中的枢纽角色,但它以内源性发展理念为指导,关注边缘社区及其居民的自我可持续性发展能力建设;它采用整体性发展战略,将边缘社区问题放在城市与社区、社区和个体的整体性循环互动系统来处理,认为贫困社区及居民的去边缘化应该是在经济、社会、政治的共同去边缘化。     

议事规则、民主协商与内生型社区建设发展——基于应用X项目的多案例研究

社区制是由行政力量建构来满足民生需要的重要制度安排,而实践中以共同体理论为指导的社区去行政化改革及社区整体性治理收效甚微,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何以能成为社区建设的关键议题。既有的共同体理论重视情感维度而忽视了居民私利与社区细事,导致理论衍生的整体性治理方案无法回应居民参与的激励机制和权责分配问题。基于案例研究发现,聚合性社区治理模式将社区视为利益共同体,重视发挥居民主体性,将社区治理事务决策管理权交还普通民众,依托精细化的民主协商制度和议事规则,推进多元利益诉求在制度、平台与规则约束下有效聚合,并塑造出社区治理与社区发展的内生动力。可见,聚合性治理在一定程度上对既有社区治理体系与能力的理论基础进行了修正和扩展,有助于指引社区治理创新直面社区真实生活。     

青年发展指标设立的基本标准

对青年发展的现状和程度进行精准的评估,就必须设立青年发展指标。设立青年发展指标,既是了解青年发展诉求的民意调查,又是治理青年发展事务的科学手段。青年发展指标的设立是一项专业性工作,有一般规律可循,存在普遍适用的基本标准。这些标准包括实质性标准、价值性标准、复合性标准、简约性标准、关键性标准和可行性标准。只有遵循这些基本标准,才能建立起既符合学理、又切合实际的青年发展指标体系,从而增强青年发展事务决策的科学性和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实施的有效性。     

府际利益关系平衡下的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

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力是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力支撑,而政策执行行为内嵌于特定的府际利益关系背景之中。提升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力,纠正地方政府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偏差行为,需正视以纵向府际应付关系、横向府际竞争关系及部门之间分割关系为主要特点的府际利益博弈关系下的执行效率低下、边际创新增多和信息共享失败的综合作用。在推进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进程中,探寻地方政府与公共政策的"重叠共识",在府际关系中构建共容利益共同体,对推进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现代化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碎片化的城市社会与地方治理创新——以A市城管综合执法为例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的社会结构愈发复杂,社会利益趋于多元,基层社会越来越呈现出碎片化的状态;与此同时,随着诸多经济、行政和社会事务下移至地方政府,城市成为了施展国家权力的主要场域。基于此,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逐渐趋于"地方化"。在这一背景下,本文试图探讨地方政府如何通过一系列非政治化、工具化、常规化的治理创新手段来回应和调适转型中的国家-社会关系。本文以A市城管综合执法为例,分析和总结了当前中国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三层逻辑:一是,基于规则和法治,构建法理型权威;二是,基于行政绩效和回应性,提高市民满意度;三是,基于道德符号和公共服务,树立地方治理的道德权威。作者认为,面对碎片化的城市社会,地方政府的治理范式和国家-社会关系都在发生转变,即逐渐从原本计划经济时期的"组织"和"动员"向当前转型时期下强调"回应"和"善治"转变。     

回归祖国20年来澳门青年政策体系形成的基本历程

回归祖国20周年来,澳门经济社会发展与青年发展的良性互动构成了澳门"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重要经验。基于整体性的视角看,澳门青年政策既包括澳门自身的日渐完备的青年政策体系及实施机制,也包括中央及内地各级地方出台的面向澳门青年的旨在促进发展、交流和融入的政策框架与交流项目。在过去20年的发展与实践中,澳门整体性青年政策在青年爱国爱澳核心价值观引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青年民生保障、就业创业、教育医疗等发展权益实现方面亦取得良好效果。     

接"断点"打"堵点"解"痛点"形成国内大循环

党中央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创造性地提出新发展格局.形成新发展格局离不开强大、畅通的国内市场的支撑.在"十四五"开局之际,要全面深化改革,连接国内大循环中的"断点",打通"堵点",化解"痛点",畅通国内大循环,形成合理引导消费、储蓄、投资等方面有效的制度安排.黑龙江省"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但经济发展大循环中的"断点""堵点""痛点"仍未根绝.要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黑龙江省重要讲话精神,着眼形成"双循环"的发展格局,打好"十四五"开局,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龙江建设.     

区域经济合作中的“飞地经济”治理研究

近年来中国大规模出现"飞地经济",这种合作对于实现不同区域之间的优势互补、促进区域之间的均衡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尽管目前"飞地经济"已经逐渐成为中国地方政府积极倡导的一种经济合作形式,但其发展还不是十分成熟,仍面临总体规划缺失、利益划分机制不足等多治理困境,这些问题影响了全方位的深度合作。有效克服"飞地经济"合作困境必须完善相关的顶层设计,进一步理顺"经济飞地"的管理体制,建立健全市场化的开发运作方式,确定稳定的利益分配机制,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     

新媒体时代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基于“网红”现象的思考

新媒体时代,迎来了前所未有的信息大爆炸。伴随着"网红"群体走红,"网红"现象成为了全社会争议的话题,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令许多人"伸手触及",但"网红"传播的不良信息对青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形成了巨大冲击,如冲击青年伦理观、违规挑战价值观、侵蚀传统审美观等。新媒体时代更需要探求新的管理体制,完善各大平台自我管理,培育"正能量网红",将网红品牌和文化底蕴完美结合,探求"互联网+思政教育"的新模式,以便正确引导"网红"发展,发挥其正能量。     

突破“碎片化”:构建“回应性”城市政府协同治理框架——基于杭州上城区“平安365”的案例分析

近20多年来我国城镇化的迅猛发展,受到城市扩张与更新、人口流动性、社会利益调整、信息网络扩散、公众生活方式改变等因素影响,城市政府治理面临双重挑战:城市生活空间不断出现新的社会问题,且问题具有跨界性、流动性、弥散性、相互关联性等复杂特征;原有"条块分割"的政府组织结构设计各自为政、职能交叉与缺位并存、"碎片化"治理,应对变动不居的复杂社会问题的能力明显不足,威胁到地方政府治理绩效。为此,我国地方政府治理实践兴起一股以技术整合为思路的协同治理创新潮流,以此改革选项联动政府以及多元治理主体建立跨部门、跨界的合作机制,齐抓共管,协力合作,通过塑造"整体性"治理架构,有效回应城市存在的突出社会问题。本文以杭州市上城区实施的"平安365"协同治理为个案,系统描述这一以技术整合为思路的协同治理机制是如何运转起来的,并分析其生成与运行逻辑。城市政府协同治理的生成是城市场域性质变化和科层化行政绩效驱动双重作用的结果。技术整合协同治理机制的生成,是城市政府在"条块"体制下一种理性的工具选择。同时,在缺乏体制深度调整和理顺情况下,依靠"问题处置"为导向的渐进式技术或机制整合路径能否持续、有效地"嵌入"地方治理结构,能否带来变革性的治理创新,是需要进一步观察与思考的问题。     

整体性治理:地方公共服务改革的新趋向

整体性治理是对新公共管理理论反思和修正基础上提出的治理模式,是西方国家行政改革实践的最新成果,其核心目的在于跨越组织边界,整合各自独立的资源,实现政府的政策目标.这种以协调、整合为核心的治理方式为我国地方公共服务改革提供思路.但整体性治理也可能带来地方利益集团成长、多元主体利益协调、公共服务责任界定等问题.     

社区网格化治理的实践差异与有效治理逻辑——基于苏州、东莞两地网格化治理实践的分析

网格化治理是整合组织分割、资源分散的基层治理体系,回应复杂社会综合性、整体性治理需求的重要制度创新。在具体实践层面,网格化治理表现出"融合"和"嵌入"两种差异化实践模式:苏州元和街道利用网格系统重塑社区治理结构,多元一体共治格局下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网格服务网络;东莞横沥镇再造一套网格系统嵌入社区治理体系,形成职能专业化、管理精细化的网格与职责综合、治理手段灵活的社区组织的二元分工与配合。两地网格化实践都实现了基层80%治理事务在社区内化解的目标,而使网格化治理的职能定位与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相适配,网格化治理结构与地方社会结构、社会需求紧密结合,是两地网格化有效达成治理目标的一般逻辑。     

五四时期青年先进性考探——以浙江青年为例

强化五四运动研究是做好新时代党的青年工作的题中之意。五四时期青年群体"出场",充当了推进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生力军"角色。浙江青年作为五四运动中涌现的先进地方青年群体,积极应援北京青年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构想中国革命出路、创设进步团体组织,塑造了"勇立潮头"的青年群像。与此同时,浙江青年之于青年运动的认知层次、行为动机、实践场域及价值旨趣呈现历时性的嬗变与提升。从发生机制论,该时期浙江青年以先进样态"在场",根植于近代浙江发达的物质与文化之中,探寻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魅力,亦蕴涵着青年主体的内源性动力。以史为鉴,五四时期浙江青年的先进性,或可从价值认同、政党认同和自我认同维度,启迪新时代青年践行奋斗使命。     

国家治理视域下民族自治地方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三重逻辑意蕴

新中国的成立,奠定了国家治理的基本格局。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行,开辟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改革开放以来,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治理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也出现了经济利益上的分化和固化、民族理论上的观点纷争和模糊、治理体制机制上的失调和碎片化等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及时作出回应和澄清,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任务。作为民族自治地方,如何积极主动融入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加快推进民族自治地方治理体系现代化构建,这是一个需要从"何以必要、何以紧迫、何以可能"的逻辑进路进行全面思考的重大问题。     

国家统一前提下的“地方自治”实践——民国时期新疆地方“自治”探索历程

民国时期,由于主客观原因,新疆被迫"自立",从此走上"地方自治"的探索道路。其间经历了专制的"自治"、借鉴的"民主自治"、联合省政府等阶段。这种从自发到自觉的地方政权治理模式与"地方自治"理论中的各要素具有高度近似性,最终基本达到"本省人治理本省"的高级形态,为新中国建立后,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奠定了实践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