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的中等强国外交演变:从卢武铉到朴槿惠

近年来,韩国历届政府都不遗余力地推动韩国的中等强国外交开展,例如卢武铉时期的"东北亚均衡者"构想,李明博时期的"新亚洲倡议"和朴槿惠时期的"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不过韩国的中等强国外交效果并不理想,美韩联盟、大国权力政治和政府更迭使得韩国中等强国外交深受约束,缺乏延续性。对于韩国的中等强国外交而言,必须立足于东亚的现实情况,发挥韩国中等国家的经济优势,做好搭台者、协调者,同时要减少政府更迭对中等强国外交的影响,增强其战略延续性。     

韩国中等强国外交战略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作为东北亚地区的重要国家之一,韩国近年凭借经济上的崛起,有力地拓展了外交上的雄心抱负。一方面,以美韩同盟为核心,不断巩固韩国的国家安全基础,使之成为其整体外交的根基;另一方面,将中等强国外交作为韩国外交的重要一环,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韩国中等强国外交战略对中国完善周边外交布局、改善周边地缘政治环境、运筹大国竞争都有明显的影响。当前如何处理好与韩国的双边关系,既考验着中国外交的智慧,也将对中国周边外交工作发挥重要的作用。     

印尼的中等强国外交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基于双重身份认知视角的分析CSSCI

中等强国通常具有区域和全球两方面的身份认知,在区域层面中等强国往往以区域大国的身份自居,而在全球层面又强调自身的中等强国身份认知。印尼作为新兴中等强国也具有这种特征,并据此展开中等强国外交。在东南亚地区,印尼是区域性大国,在这一身份认知下,印尼的外交主要集中在区域秩序构建上,围绕东盟等区域性组织展开。放眼全球,印尼以新兴中等强国的身份自居于国际社会,通过相关多边机制、国际热点问题、专业性议程等展开“利基外交”,在全球事务中取得了与其身份认知相匹配的地位。印尼的中等强国外交主要表现在大国关系、热点问题等方面,对中国与印尼关系以及中国的外交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左右逢源还是进退两难:朴槿惠时期的韩国在中美间的两端外交

随着中美两国在东亚地区战略竞争态势的日益加剧,这一地区的国际行为体以中等国家为代表展开了一系列的两端外交,并将在中美间实现左右逢源作为最优的战略目标。以韩国为例,其在中美间的两端外交就是四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首先,它受到韩国灵活平衡战略文化传统的影响;其次,它是当前国际体系鼓励的战略行为;再次,它是韩国国内基于国家利益的战略共识;最后,它是朴槿惠总统审时度势的战略决策。对于中等国家来说,实现左右逢源的两端外交需要具备五个基本条件:缓和的两极体系结构,自身充分的战略价值,领导人的战略胆识和外交技巧,克服两端外交的负面效应以及管控各端关系中的冲突因素。具体来说,在战略实践和外交操作方面就包括灵活务实、议题主导和大国关系的积极第三方等核心要素。对于中美两国来说,中等国家实施两端外交,有助于避免双方为争取后者而展开恶性竞争。与此同时,这种战略尝试的成功,也将使得中等国家乐于在中美间扮演积极第三方的角色,从而发挥某种外部战略稳定的作用,进而促进中美间宏观战略环境的整体优化。     

多边主义与东亚高政治合作

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积极倡导多边主义,充分体现了中国外交与时俱进的精神和当代中国外交文化的先进性内涵.推动东亚政治合作是面向21世纪中国奉行多边主义外交战略的重要步骤,它事关东亚能否崛起为世界重要一极.中国在东亚的多边主义战略目标是构建一个和谐的东亚政治经济和安全环境.由于传统和历史的原因,东亚国家一直比较重视在"低政治"领域展开合作,但对"高政治"领域的合作却畏首畏尾,显得比较缓慢和迟钝.其实,东亚国家在战后初期就存在着大国主导"高政治"领域合作的空间.东亚虽然是世界主要的文明发祥地、战后各主要国家也先后实现了经济的起飞,但是政治上的作用却未能很好发挥出来.相反,东亚却成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轻易得手和随意操纵的地方,特别是由于政治合作意愿淡薄,直接导致了东亚大国政治上的分散化和政治问题的频繁发生,进而也威胁到经济社会发展领域,中日关系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解决朝核问题的多边主义模式应该机制化,这是东亚"高政治"合作的重要起点,而中国应该成为该机制化过程中的主导力量.     

韩国主导的中等强国共同体

韩国身处大国环伺的东北亚,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其外交既不能完全依赖韩美同盟,更不能单打独斗,故牵头与相似处境的国家联合,组织中等强国共同体（MIKTA）,这种抱团取暖式的外交突围,不失为一种自救的方法。近几年,一个中等强国共同体（MIKTA）概念不时出现在韩国主流媒体。     

印度尼西亚的中等强国战略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作为正在崛起的新兴中等强国,印度尼西亚对外战略的重心是通过推行中等强国外交,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合作机制,广泛拓展多边外交舞台,提升印尼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将印尼真正打造成为一个地区领袖国家,也就是扮演东盟的核心角色,成为东盟的"共主"和东盟地区的"代言人"。从更长远的目标出发,印尼是要跻身世界十大强国行列,实现与大国平起平坐的夙愿,赢得国际社会的真心尊重。印尼中等强国战略对中国完善周边外交布局、改善周边环境具有重要作用。如何处理好与印尼的双边关系,考验着中国外交的智慧,也将对中国周边外交工作产生重要启示。     

波兰的中等强国外交——身份定位、角色期望与外交偏好

转型以来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国内政治精英的地区大国认知,以及国际社会认可度的提升等要素,共同塑造了波兰的中等强国身份。中等强国身份的确立,建构了波兰中等强国的角色期望,驱动波兰自东欧剧变以来在国际社会扮演了"东西欧之间的调停者"、"跨大西洋关系的坚定盟友"和"欧洲地区的大国地位追求者"等角色。尤其在2015年法律与公正党执政以后,波兰通过发起"三海倡议"和"北极外交",积极谋求在中东欧地区的领导权和在北极科考领域的地区大国身份。既有的"结盟理论"和"行为主义理论"忽略了不同中等强国之间外交行为的主观动机差异性,而角色理论突出了国内精英政治认知与外交决策之间的因果逻辑,有利于揭示不同类型的中等强国外交行为的差异性动因。基于此,本文试图通过角色理论的分析框架,探究当前波兰颇具雄心的外交决策逻辑。     

国际体系“区块化”的演变与韩国“中等强国”外交的战略定位

"中等强国"外交近年来在韩国政界、学界都是一个持续升温的关注热点。而有关韩国"中等强国"外交的讨论在中韩两国的学术界都有过一些颇有见解的研究。我们可以从一个更为宏观的全球体系的视角来分析韩国"中等强国"外交。本文作者选择的视角同样是从演变中的全球体系中观察韩国"中等强国"外交的战略定位,即冷战后全球体系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金字塔"型的结构,而"一超多强"或雁阵式结构也不能恰当描述全球以及地区的变化趋势,同时韩美同盟体系的"升级"不能简单地被认为是该同盟的单向强化。本文将首先回顾并分析冷战后相对稳固的"金字塔"结构的国际体系是如何出现相对松动的"区块化"趋势。之后,笔者将从外交层面分析韩国是如何应对这种国际体系的变化以及韩国如何在全球体系中确定自身的战略定位。最后,笔者也将尝试分析并评估在跨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韩国的"中等强国"外交与中国的全球外交举措有着怎样的相互影响和作用,并对韩国"中等强国"外交做一个简单的展望。     

印太视域下的中、美、印海上地缘博弈——表象与实质

新世纪以来,伴随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亚洲国家在经济、政治和地区影响力等方面的群体性崛起,印太这一地缘概念被赋予更加贴合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现实的重要意义。以中、美、印三国为代表的区域大国更倾向于将印度洋和太平洋视作统一的地缘战略区域而纳入国家大战略进程,并作用于具体的外交政策实践,进而塑造出印太地区大国间合作与竞争并存的战略生态环境。而印太特有的地缘特征,使得单一国家难以依靠自身实力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并借助提供公共产品等方式确立自身在地区的支配性优势地位。因此,构建以地区大国协调和合作安全理念为核心的复合型地区海上安全架构,成为维护印太海上安全秩序的必然选择。     

大国竞争与中国对东南亚的经济外交

近些年来,随着美国高调"重返"东南亚和日本紧随其后强化其在东南亚的存在,大国在东南亚地区的竞争日益明朗。美日"重返"东南亚使得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不仅面临着更有力的竞争对手,经济外交为中国崛起带来的安抚效果也大打折扣,东盟国家的大国平衡策略则加剧了大国的竞争效应。为此,中国有必要进一步提高经济外交的能力,通过寻找各方利益契合点、灵活运用正负面经济手段、提供更多更有效的区域公共产品等方式来维护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利益。     

韩国“中等强国”的跨区域角色塑造——以“欧亚倡议”为例

冷战后,随着经济实力增强,韩国政府对"中等强国"身份和地位的诉求意愿显著增强。经韩国历届政府的努力,韩国"中等强国"的身份及地位明确。同时,韩国"中等强国"开始由区域角色向跨区域角色、全球角色扩展。朴槿惠政府提出的"欧亚倡议"尝试塑造韩国"中等强国"的跨区域角色,将韩国"中等强国"的政治诉求推向新高度。     

东南亚国家经济外交的策略研究

一般认为,小国在外交领域很难有大的作为,所谓"弱国无外交"就是这一思维定式的简单表述。不过,在观察当代国际事务时,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小国凭借其在自然资源、地理位置以及联合成立组织等方面的优势发挥其外交能量。通过巧妙利用大国对地区主导权的竞争,小国不但可以从中收获经济利益,而且还能实现一定的政治、安全利益。本文通过分析东南亚各国在多边国际组织、自由贸易协议、次区域合作等实践领域中的经济外交行为,总结了其中的经济外交策略及其启示。     

韩中关系与东北亚国际合作体制

东北亚国际合作机制的提出始于20世纪80年代,此后这一议题进入具体讨论的阶段。由于地缘冲突、安全困境等多种原因,目前东北亚地区还难以推行以国际机制或国家理性选择为基础的国际合作机制。从政治外交、经济、人文等合作机制的发展状况来看,目前韩中关系正朝着更高的合作方向发展,这可以说是东北亚国际合作机制建设的重要基础和参照。不过,这其中的一些困扰因素仍然不可小觑。本文主要从经济、政治外交、社会文化三个方面讨论韩中关系的发展,由此分析韩中关系对构建东北亚国际合作机制的重要意义,探讨韩中两国尚未解决或难以妥协的矛盾分歧对东北亚国际合作机制的构建及其发展的重要影响。     

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外交与地区安全秩序的重塑

冷战结束后,塑造东亚地区安全秩序的力量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雅尔塔体系的遗产,二是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外交。一方面,中国与俄罗斯通过上海合作组织构建了在安全等领域的合作,而美国在美日同盟的基础上强化了其在东亚的单边及多边同盟体系。因此,雅尔塔体系遗产的组织化程度较以往明显提高。另一方面,东南亚诸国通过在东盟"10+"合作框架、亚太经合组织以及亚欧会议等平台实施经济外交,比较成功地把主要大国及区域集团力量牵绊在东亚地区,并藉此影响了冷战后东亚地区的政治、安全秩序。     

从自由国际主义到现实制度主义:国内政治与二战后美国大国竞争战略变迁的逻辑

二战结束以来,为维护自身霸权地位、有效应对大国战略竞争带来的挑战,美国外交在实践中先后形成了针对苏联与中国的大国竞争战略.围绕美国大国竞争战略的生成及其变迁,国际关系学界先后提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对两者进行整合与优化的现实制度主义等基本范式加以解释.然而,这些既有研究普遍聚焦于国际体系层次,对中观层面的逻辑关注不足,因此存在经验解释方面的问题.基于此,文章尝试在体系变量的基础上引入国内政治变量,通过构建一个新的分析框架,表明美国大国竞争战略的生成及其变迁存在一种以内外互动为基础的底层逻辑,即不同时期国际体系压力与国内政治制度及经济结构之间的共振,使美国多元化的社会力量产生了差异化和动态化的外交利益诉求,从而引发了国内政治联盟的周期性分化重组,塑造出相应阶段主导美国大国竞争战略制定的国内政治结构.按照这一框架,二战后美国的大国竞争战略经历了以国内政治逻辑为导向的两次重大变迁,即东北部—南方政治联盟与两党冷战共识体制下的自由国际主义对苏竞争战略,以及政治联盟均势与两党对等极化体制下的现实制度主义对华竞争战略.基于此,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提供了阐释其对苏与对华竞争战略出现根本差异的新视角,其对美国对华竞争战略未来走向的影响应予以密切关注.     

日本公共外交：演化过程、主要途径和制肘因素

战后日本由于政治及军事外交的开展受到国际社会和国际法的极大限制,公共外交就成为其摆脱美军占领体制、发展与邻国关系以及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重要途径.通过人员与文化交流、加强对外宣传、推行外向型的文化教育、经济与文化援助以及动漫外交等手段,日本公共外交在达成外交目标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但受自身独特政治文化及国内右倾化思潮的影响,并受日美基轴及相关政策的制肘,日本战后以来的公共外交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     

印度对欧政策初析

印度对欧政策是其全球战略的组成部分,是为印度谋求成为全球性大国服务的.为此印度与欧盟建立了形式多样的对话合作机制,其重点则落在经济合作和贸易往来上,从而构成了政治与经济同步前进的态势.但作为南亚的首要大国,印度却无意将这类机制扩散到南盟与欧盟的地区性合作,这反映了印度尚未真正主导南盟的现实,也是印度能否成为世界政治大国所面临的挑战.     

浅析俄罗斯的能源外交战略

作为一个务实的政治家,普京在制定外交政策等国家大政方针时都精明而讲求实际,其中就包括摆正现实力量与外交努力之间的关系。普京执政后积极主动地开展外交攻势,希望再次树立起大国形象。而随着能源“战国”时代的再次来临,能源在各国事务中具有了愈来愈浓厚的政治色彩,这些现实变化无疑使普京看到了利用现实力量开拓能源外交,进而实现其强国梦想的可能性。     

公共外交视角下韩越经济合作研究

跨国/境经济合作是当今世界贸易往来的必然选择,但是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活动往往深受政治政策的影响。不过,在世界政治形势急剧变化的背景下,传统的政治经济手段已不再像过去一样作用显著,利用"软实力"来扩大一国影响力,从而获得跨境经济效应更为符合世界新形势的要求。本文从公共外交的角度,对跨国经济合作进行分析,阐释公共外交对跨国经济合作的促进作用。研究表明,韩国在越南采取的公共外交政策主要以文化外交、企业外交以及援助外交三种外交形式来提高韩国的国家形象;韩国在越南开展的公共外交有利于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尤其是跨境投资、跨境劳动、跨境贸易等。在分析韩国依托对越南的公共外交推进两国经济合作的基础上,开展国际经济合作视角下中国公共外交相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