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自诉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刑事自诉制度是公诉制度的必要补充。我国现行刑事自诉制度存在问题的原因是:在理论上没有理清公诉与自诉的关系,在立法和实践上二者关系不协调。应适当缩小第一、二类自诉案件的范围;消除第二类自诉案件中的立法矛盾;取消第三类自诉案件并建立替代制度;建立公诉权对自诉权的支持制度。     

对完善刑事自诉法律制度的思考

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自诉制度的构建存在案件范围不清、处理程序不明等制度性缺陷,不利于保护刑事自诉人的合法权益,也牵制了公安机关大量的精力,浪费了执法成本。以公安机关处理刑事自诉案件实务为视角,分析探讨刑事自诉案件的现有法律规定和实务,梳理出公安机关处理刑事自诉案件的一般程序,完善刑事自诉制度。     

公安机关如何正确掌握轻伤害的管辖

公安机关如何正确掌握轻伤害的管辖刘波刑事自诉案件中，最主要的是自诉伤害案件，公安机关感到很难办的也是这类由民间纠纷引起的轻伤害案件。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告诉才处理和其他不需要进行侦查的轻微的刑事案件，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但实践中往往很难把握，要对此类...     

刑事自诉案件非诉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

刑事自诉案件的非诉纠纷解决模式是风险社会矛盾化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针对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自诉案件,探究其非诉纠纷解决模式,可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提供一个可行的参考视角。从普法与制度完善、合作的促成、奖惩制度三个方面出发,寻求刑事自诉案件的非诉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模式。     

重婚罪：自诉抑或公诉

在我国,重婚属于自诉案件中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既可以由被害人等告诉权主体提起自诉,也可由司法机关依照法定职责主动介入从而启动公诉程序.立法显然的隐含立场是以自诉为主,公诉为辅.这种诉权模式可以较好地避免刑法的负面效应,节约刑罚资源,同时又能有效解决纠纷而获得最大的社会效益,符合刑法的谦抑性要求.将重婚罪直接纳入公诉范围并不能解决该类案件取证难的问题.为有效消解重婚犯罪追究中的不利因素,应当在完善重婚罪实体法规定的基础上,降低自诉标准,实行律师强制代理制度,将刑事和解与调解机制延伸到重婚公诉案件中,并引入暂缓起诉制度.     

对完善刑事自诉法律制度的几点思考——以公安刑事执法活动为视角

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自诉制度的构建存在案件范围不清、处理程序不明等制度性缺陷,不利于保护刑事自诉人的合法权益,也牵制了公安机关大量的精力,浪费了执法成本。要合理确定刑事自诉案件的范围,明确刑事自诉案件处理的一般程序和刑事自诉人的基本权利,明确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的处理程序。     

谈我国刑事自诉中的证明问题

刑事自诉案件的证明问题包含证明责任分配和证明标准两个问题。文章从刑事自诉中的法院、自诉人以及被告人三个方面入手,分析研究了三者各自的证明责任以及证明标准,以期对推进刑事自诉案件的研究有所裨益。     

刑事和解制度及其适用

刑事和解即被害人与加害人采取和解协议的形式来处理刑事纠纷。恢复正义理论构成了西方刑事和解最重要的理论基础。我国建立刑事和解制度有其可行性,刑事和解成分存在于我国的法律传统中,也存在于我国的刑事自诉程序中,当代中国存在刑事和解的社会需要和一定的实践基础。要在中国建立刑事和解制度,在刑事改革方面应考虑下面四点:适用范围上应以自诉案件为突破口,逐渐扩展到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机成熟之后,再扩大到暴力性犯罪等案件;取消被害人的刑事参与权,加强刑事和解的地位,将刑事赔偿作为一个中心构建新的和解制度;将法律依据定为被害人是否谅解犯罪者、犯罪者有没有进行赔偿等;充分发挥社会调解作用。     

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公安机关应对侵占罪之考量

我国刑法规定侵占罪是告诉才处理的自诉案件,公安机关不应当介入这类案件的处理。但在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却屡屡突破了这一法律规定,原因何在？现行法律规定的局限性已严重地束缚了公安机关在这一案件中的作为,使侵占案件的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足够的保护,如何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之下应对侵占罪成为摆在公安机关面前的一道难题。     

浅析被害人自诉救济制度的利弊

文章对刑事诉讼中被害人自诉案件的救济 制度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 出了自己的看法，建议取销被害人自诉救济制度代之以被 害人司法审查申请制度，其观点颇具新意。     

论暂缓起诉的制度构建

暂缓起诉制度作为一种起诉裁量制度,是起诉便宜主义发展的结果。该制度的适用对节约司法成本、提高诉讼效率以及犯罪嫌疑人的人格矫正有着积极的意义。目前我国的一些基层检察院正在试行该制度,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因此,我们应在借鉴国外发达法治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基础上构建符合中国语境下的暂缓起诉制度。     

私人侦探调查取证问题探究

私人侦探进行调查取证是其众多业务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其调查取证的范围应当限制于民事行政诉讼案件、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和刑事自诉案件，而不能”染指”刑事公诉案件。私人侦探调查取证的具体方式复杂多样，因而对其调查取证的证据效力应当区别不同情形确定。     

诽谤罪“但书”条款的理解与界定

法律上虽然规定了诽谤罪自诉转公诉的标准,但并没有将这一标准细化。实践中,司法机关对诽谤罪公诉标准的认定模糊,扩大了公诉型诽谤案件的范围,严重侵犯了公民的言论自由权。本文通过对诽谤罪＂但书＂条款进行分析和界定,旨在厘清诽谤罪提起公诉的标准。诽谤地方领导并不足以达到提起公诉的标准,作为政府工作人员,面对公民和媒体的评论要有更宽广的容忍度,对公民合理发表评论的行为要予以鼓励和保护。此外,准确理解和界定诽谤罪的＂但书＂条款相较与将其废除,也有利于合理平衡公民的名誉权和言论自由。     

行政公益诉讼模式的选择

当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对公共利益造成侵害或有侵害之虞时,法律应容许国家公诉机关或无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为保护公共利益而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这直接关系到公益保护的有效和行政权力监督的力度.在我国建立以行政公诉优先、民众诉讼为补充的行政公益诉讼模式,既能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在法律知识、办案经验,调查取证方面的优势,又动员了私权的力量来制约行政权的行使,从而构建监督行政权力的系统,促进行政权依法行使,从而维护公益.     

法治思维视域下的个案办理--以检察机关公诉工作为视角

法治思维是实施法治方式的思想基础,检察机关在个案办理中就要运用法治思维来指导司法实践。目前,检察机关在个案办理中存在着公诉执法理念亟待更新、案件审查过程中错误指控或监督缺位、缺乏具体规范的公诉案例指导制度等问题。因此,必须更新公诉执法理念,强化法律监督和自我监督,切实把握好办案数量、质量及效率、效果之间的关系,借鉴防错案方法论,加快构建公诉案例指导制度。     

我国刑事起诉制度的反思和重构——从自诉制度的改革看起诉制度的重构

我国刑事起诉制度一直采用“公诉为主，自诉为辅”的模式，这种模式一直被学界和司法部门所肯定，尤其是自诉制度存在积极价值。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两种起诉方式并存模式的合理性，学界司法部门应该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检讨。通过分析自诉制度的弊端，笔者认为应当废除自诉制度，将自诉制度的优点纳入到公诉程序之中，实行公诉垄断主义的追诉模式，从而更加有力的打击和惩罚犯罪。     

暂缓起诉制度之中国化构建

暂缓起诉是起诉便宜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检察机关行使起诉自由裁量权的方式之一。我国检察机关也在试行暂缓起诉,这不仅符合建设和谐社会语境下的刑事司法理念,也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必要选择。我们需要在借鉴域外关于暂缓起诉的立法和司法运行经验的基础上,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暂缓起诉制度。     

论行政诉讼与刑事自诉的关系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许多行政诉讼与刑事自诉相冲突的情况,相关法律及其司法解释对此问题没有作具体规定,导致了司法实践中的混乱。借鉴域外经验处理行政诉讼与刑事自诉的关系时,应当遵循“审判前提问题”这一原则:如果某种诉讼应以另一种诉讼的结果为依据,就应该(或可以)中止该诉讼,等待另一种诉讼的裁判结果,并以此为据恢复诉讼并进行裁判。     

存疑不起诉案件民事赔偿代理程序探析

某些存疑不起诉案件中,虽然定罪证据不足,但认定民事赔偿责任的证据是充足的。依据现有法律,公诉机关就案件的刑事部分作出不起诉决定后,必然导致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程序也随之终止,被害人及其家属向加害人提出民事赔偿的诉求也就不能得到公诉机关的支持而不得不转入自诉程序。这种诉讼结局既浪费了宝贵的司法资源（侦查机关已取得的认定民事赔偿责任的证据）,也加重了被害人及其家属的诉讼难度和经济负担,还会导致被害人与公诉机关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造成缠访缠诉。因此。最为合理的作法是对此类案件应当由公诉机关代理被害人及其家属向法院提出民事赔偿程序。     

关于“检察机关支持起诉”的冷思考

实践中一些检察机关开展民事支持起诉工作,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检察机关支持起诉缺乏理论支持,在法律上也缺乏明确依据,在实践中是否具有必要性与可行性也值得怀疑,更重要的是这一做法与民事诉讼私法自治的精神及处分原则相违背,亦与市场经济中的平等理念不相符。检察机关应开辟合法、合理的保护国有资产之途径,督促起诉与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才是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之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