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汉族风俗演进的趋向

隋唐时期生产力的空前发展、对外交流的频繁、文化的昌盛以及社会风气的开放 ,致使当时汉族地区的民间风俗呈现明显的时代特征。胡汉风俗的融合给了汉族风俗重构和更新的机遇 ;大一统的皇权促使风俗向着更为规范、一致的方向演进 ,一些风俗上升为礼仪并逐渐固定了下来 ;富足的物产提供了时人充分享受生活的条件 ,享乐、挥霍的风气愈演愈烈。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倡导现代文明礼仪——浙江省第十一届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研讨会暨“礼仪与文明”论坛综述

"礼仪"是人们根据民族文化风俗而建立起来的一套进行社会交往的规范和准则。作为一种行为规范,礼仪不是凭空产生、单独存在的,而是植根于深厚的文化土壤。礼仪文化有着深厚的文化价值,也有丰富的现实价值。践行文明礼仪是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方面,也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因此,文明礼仪教育与实践应作为重要内容,融入家庭、学校和社会各方面,从而广泛培育好家风、好校风、好民风。     

地方风俗的诠释和建构——以大理白族"绕三灵"仪式中的"架尼"为例

地方知识精英对"绕三灵"这一民俗活动的叙述与诠释都因他们与仪式参与者之间时间、空间和社会的距离而与仪式参与者本身的实践和解释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他们对地方风俗的诠释因应着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的演变而演变,他们的诠释也因之成为"民族风俗知识"的建构过程,而与民族志意义上的叙述存在着较大的差别.     

文化的“源”与“流”——变迁后的贵州壮族文化

壮族人民从广西迁入贵州以后,受当地苗侗文化的影响,与其文化源头—广西壮族产生了不少的区别,从而也就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贵州壮族风俗风情文化。通过这些具有鲜明地域性的壮族文化来揭示一个民族如何在迁徙的过程中,在经历不同区域、接触不同民族后,文化在表现形式和内涵上的区别,从中探讨文化"源"与"流"的发展与变异,以思考文化的采借问题。     

试析突厥丧葬风俗汉化的历程

汉化是突厥丧葬风俗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其兴起后的数百年中 ,突厥与中原地区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先进的汉族文化对其长期的影响促使突厥 (特别是阿史那和阿史德两个核心部族 )在丧葬风俗的发展变化上走过一条汉化的轨迹。本文主要从时代的角度 ,以东西突厥相比较的方式 ,试图分析论证突厥丧葬风俗在中原汉族文化影响下逐步演化的历史进程。     

明清时期湖南地区社会风俗的变迁

明清时期，湖南社会风俗发生重大变迁。主要原因一是外来移民的增多；其二是商业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传统观念。他们对社会风俗如婚姻、服饰、诉讼之风等产生重大影响。风俗变迁的结果催生了一大批城镇和乡市镇的兴起，加速了湖南与全国各地间商品贸易的联系，昭示着湖南近代化的开端。研究这一时期社会风俗的变迁，有助于认识和了解明清时期湖南的社会及其变迁。     

论警务英语教学中的跨文化意识——以“金砖会议”为分析背景

警务工作者要在"金砖会议"涉外事务中充分履职,与涉外服务对象进行良好的沟通,除了具备英语的语言能力外,还需要了解"金砖国家"的相关文化,尤其是他们的风俗与禁忌。因而,警务英语教学中要注意跨文化意识的培养,同时在文化导入中要注意相关性和实用性的原则。     

通过风俗的法律研究:解释力、局限及未来可能

法学研究常常忽视风俗的存在及其意义,与此同时,人类学研究常常又会夸大风俗在法律治理过程中的作用.客观分析和理解风俗与法律的关系,有利于消解法学和人类学研究在对待风俗之态度上的紧张关系.一方面,透过结构-行动、文化阐释、行动以及法律信仰的分析可以看出,通过风俗理解法律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另一方面,通过对法律的外延、法律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以及法律在多样化社会情境下运作的分析可以看出,通过风俗理解法律同样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局限.从实践层面上来看,法律治理向风俗的适度开放,是促进法律治理从主观化向客观化迈进的必要路径；同时,在法律发展的问题上,风俗只是一个具体的变量,法律发展必须以社会变迁为立足点,以此促进法治与社会变迁的有效适配.     

官丸烧麦宴

正饮宴作为饶有风趣的一种进餐方式,是饮食文化的重要内容,中国古代千姿百态的宴会活动,在饮食风俗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官丸烧麦宴"是流行于福建省永安市贡川镇的一种传统饮宴风俗,从明代相沿至今已有近500年的历史。贡川开发于唐开元二十九年(741),是一个有着1275年历史的文化古镇。古越文化的遗风,     

地方知识与文化重构

地方性知识作为全球化的一种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遗传基因符号的表示。如是没有这些乡土文化,那么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就失去了根基。我们在全球化多元文化共生的环境中思考中国地方知识与文化重构时,不是一味地要在"地方知识与文化重构"中寻找所谓的资源与灵感,而是以此为新的开端,通过从"实际"入手,回归本真,寻找到一个超越的、普世的文化立场。云南以往的文化对现代云南文化的影响,表现的是一种潜意识的"云南精神",其民族特色和文化精髓大概就在于敬畏自然之道、享受平凡之美、承认和尊重他人的文化、风俗、生活具有和自己一样的合理性。     

胡适与五四时期的丧葬礼仪改革

胡适与五四时期的丧葬礼仪改革李纳森丧葬礼仪是经世代传承、积淀而成的社会风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同时代的社会风俗与一定的政治、经济相适应。但是，由于丧葬礼仪与其它社会风俗一样，具有很强的惰性，使得这种适应又绝非自然而然的过程。胡适说过：“当一种社会上...     

透析土家族竹枝词传播演进的社会经济动因

竹枝词是源自土家族民歌的诗体艺术,以独有的"陈风俗"、"概习尚"、"表土物"功能成为土家族民间文学研究的首选对象,现今存续的竹枝词考察无疑都是从诗体创作与民俗审美两个方面来确立竹枝词在少数民族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立足于竹枝词的传播演进历程及其经济参与的历史脉络,具体分析土家族竹枝词传播地域的经济贸易主体、传播内容的经济文化分流以及传播途径的经济资源供给现象,审视少数民族古代文学传播与发展的社会经济动因,揭示经济生活与文学活动的共生、共震、共源关系。     

论民国时期的禁舞与反禁舞

民国时期是中国舞蹈现代转型的关键时期,"西舞东渐"一方面令国人耳目一新,另一方面促使舞蹈逐渐由宫廷文化、民间文化成为一种都市大众文化,极大地影响了当时整个社会的文化形态。但是,由于意识形态、政治、经济、风俗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舞蹈现代发展进程中,禁舞与反禁舞斗争相互交织,构成了现代舞蹈史上最为引人注目的畸形文化景观。深入研究民国时期的禁舞与反禁舞斗争,一方面有助于深化对民族舞蹈现代转型的认识,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从文化层面理解舞蹈的本质。     

阿吒力教的文化特征

阿吒力教是指佛教大乘密宗传入南诏大理之后,与当地以白族文化为主的土著文化相融合而形成的一个密教新宗派。它兴盛于南诏中后期及大理国时期,降及元、明、清逐渐衰落。至今阿吒力教仍在剑川、洱源等白族聚居地有不少信徒。它对南诏以来的云南社会经济、文化艺术、政治制度乃至民情风俗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然而对阿吒力教的一些基本问题,如文化特征至今仍无人作过专题研究,致使学术界对阿吒力教的认识还处在模糊阶段。本文试从僧侣及僧团组织、典籍、造像、仪轨法术四个方面进行探讨,舛漏之处,敬请学界同仁斧正。     

风俗乱弹

<正>此乱弹,既不是乱弹琴,也不是戏曲声腔,而是取"乱弹"二字的字面,比喻本文所谈的关于风俗的话,就好像是乱弹各种响器,致使声调驳杂也。若说风俗的范围,绝对是一个广,稍往细里说,它包括诸如服饰、饮馔、住宅、出行、游戏,礼节、姓名、迷信、生育、丧葬、节日、赛会、婚仪、结社、谣谚、俗语、文身、艺术、技艺、赌博、娼妓等等方面,连怎么骂人和怎么自杀也属于风俗。据我看,风俗至少有八个特性,具体     

瑰丽文化 浪涌三江潮

<正>兰坪是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三江并流"区域的天然垭口,这个多民族聚居的"三江之门",不仅是连通三条大江重要的交通枢纽,更成为中国西南川、滇、藏民族文化走廊的结合部。普米族游牧文化、白族支系拉玛人的古老文化、傈僳族传统原生文化在这里交汇,不同的语言、歌舞、节庆、服饰、宗教、饮食、居住、风俗     

高校思政教育呼唤优秀传统文化融入

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历史中积淀与传承下来的,在人的道德伦理、行为模式、思想观念以及社会风俗等方面得以充分体现。新时代,我们应以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思想道德教育为主要内容,通过学校做好引导、教师做好表率、学生做好践行,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互融共生。     

山地民族文化记忆——下寨苗族文化变迁研究

从人口及户数、家族、家支与酒堂、风俗、服饰等几个方面对下寨苗族文化的变迁情况进行了较全面的论述,分析了下寨苗族文化变迁的原因与规律。下寨苗族文化变迁主要属于主动变迁的类型。从文化内部因素来看,文化的接触和传播、新的发明和发现、价值观的冲突等是变迁的主要原因;从文化的外部条件来看,社会关系和结构的变动、人口的变化等是变迁的主要原因。     

蔡锷尚武思想新论

蔡锷将中国缺乏尚武精神的主要因素归纳为"教育"、"学派"、"文学"、"风俗"、"体魄"、"武器"、"郑声"与"国势"八个方面,并从社会、军队两个层面以及精神、器物与制度三个维度提出其尚武思想的基本主张,即"军国民主义"与"平衡军备",而其尚武思想的归结点在于"重塑国魂"。     

中西文化的“战”与“和”及其价值思考——以鸦片战争和五四时期为考察对象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西文化的交锋拉开了中西文化"战"与"和"的序幕。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中西文化"战"与"和"在五四运动前后又一次卷土重来。纵观这两个时期的论争,实际上是围绕着如何对待西方文化、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如何构想未来文化等方面进行的,双方观点各异,在"战"的同时又从对方吸收有益的思想不断地达到"和"。随着时代的发展,他们对中西文明的剖析和反思愈发凸显出独特的价值,不但有助于将文化讨论推向更深的层次,而且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也有着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