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规制轻罪案件适用逮捕措施——曹县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工作的调查

曹县人民检察院2006-2009年存在适用逮捕措施过多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受重打击、轻保护的执法理念影响、非羁押性强制措施不完善以及检察机关为避免社会负面评价而为.合理规制轻罪案件强制措施应提高速捕案件的程序准入关,建立逮捕必要性证明制度和捕后继续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实行律师介入审查逮捕.推动法院直接受理轻罪自诉案件,加强刑事和解,推动社区监管,对外来犯罪人员实行同城司法处遇.     

论我国刑事强制性措施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在我国侦查实践中,存在适用羁押性强制措施比率过高、违法适用刑事强制性措施的现象比较突出和“法外”适用刑事强制性措施等问题。从制度层面看,造成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全面的司法审查制度、刑事强制性措施之间缺乏衔接性、权利救济制度不完善等。因此,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改革和完善我国的刑事强制性措施制度:将公安机关适用的搜查、扣押和拘留交由检察机关审查批准;将司法审查的诉讼方式引入到检察机关的审查批准逮捕程序中;明确检察机关适用的决定逮捕要接受法院的司法审查;完善我国刑事强制性措施体系和当事人权利救济制度。     

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角度论“逮捕必要性”的审查

司法实践中,逮捕必要性条件因为逮捕必要性情形及相应证明责任不明确,侦查机关、检察机关缺乏保障人权意识等原因被虚置,逮捕率居高不下,且一定程度上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人权,应当转变观念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完善落实继续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明确"逮捕必要性"证明责任,重视听取犯罪嫌疑人一方的意见,完善非羁押强制措施的相关配套制度,确保非羁押情况下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等,以确实尊重和保障人权。     

对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制度改革完善之思考

我国刑事强制措施体系目前由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和逮捕五种组成,存在着功能定位模糊,羁押与到案措施不分以及缺乏对物和隐私的强制措施等体系性缺陷。司法实践中,这五种强制措施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适用困境。修改刑事诉讼法,构建刑事强制措施体系时,应当坚持立足现实、适当超前的原则,全面协调、体系完整、层次分明的原则,将羁押与到案措施分离,构建羁押候审制度,改良拘传、拘留、逮捕、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制度,确立羁押为例外、非羁押为一般的原则,使之成为科学完整、可操作性强的制度体系。     

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扩大及其适用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强制措施分为羁押性强制措施．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羁押性强制措施包括拘留、逮捕，非羁押性强制措施包括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其中羁押性强制措施以逮捕（指正式逮捕及逮捕后的羁押）为代表．非羁押性强制措施以取保候审为代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保障人权作为一项重要的指导思想．尽管程序公正的价值在司法实践中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面对打击犯罪的现实需要．我国司法实践中，审前羁押被作为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必不可少的措施加以使用。法律尽管规定了一些非羁押性强制措施，但在实践中较少使用，或者作为变相羁押的措施加以使用（如监视居住）．或者作为万不得已的手段加以使用（羁押期限届满）。从现实原因看，侦查人员素质低下、侦查装备落后、技术含量不高等问题，导致了侦查机关对口供的依赖，而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羁押成了获取口供的重要手段。在刑事诉讼中，审前羁押与口供中心主义呈现出相互支撑的态势。刑诉法修改后，尽管在法律规定上，对强制措施制度作了较大程度的完善．但在实施过程中却未能起到有效减少审前羁押的效果，“超期羁押”、“变相羁押”、“久押不决”仍然是司法实践中屡见不鲜的现象。     

中西刑事羁押审查制度比较研究

我国审前羁押包括拘留和逮捕两种强制措施,目前我国逮捕率居高不下,针对这一状况,本文将我国的刑事羁押制度与大陆法系的德国、英美法系的美国及混合法系的日本的刑事羁押制度进行了比较,建议借鉴上述国家的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刑事羁押审查制度.     

非羁押数字监管的困境与出路

<正>为贯彻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降低诉前羁押率，检察机关对确无逮捕必要的犯罪嫌疑人，依法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在羁押率逐年下降，非羁押强制措施适用率不断上升的背景下，传统监管手段已无法满足实践需求，非羁押数字监管为破解非羁押强制措施监管难题，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提供了良方。但非羁押数字监管尚处于探索阶段，关于其功能定位、合法性、适用主体权责划分等问题，理论界与实务界仍存在争议，亟待研究解决。     

逮捕前公开审查机制探析

刑事逮捕作为一种最为严厉的强制措施,一旦错误适用,必然侵犯的是当事人的人权。我国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和国内逮捕前公开审查机制的司法改革试验为逮捕前公开审查制度的建立提供了法律依据和现实可能。在此基础上,本文借鉴国外逮捕、未决羁押的相关制度,结合我国司法实践和国情现状,提出逮捕前公开审查机制的具体构建,以期望真正实现我国逮捕措施适用上的合理化,杜绝逮捕滥用,进一步推动审查逮捕工作的科学发展。     

论我国刑事强制措施的立法完善

强制措施是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对强制措施制度作了大幅修正,在侧重实现诉讼保障功能的同时,愈加关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障。主要内容包括:完善取保候审的适用范围和被取保候审人的义务体系;将监视居住定位为逮捕的替代措施,规定监视居住区别于取保候审的适用情形,严格限制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适用,增加对被监视居住人的监视方法;进一步明确逮捕的适用条件,规定逮捕、拘留后立即送看守所和通知家属,扩大诉讼参与人对审查逮捕程序的参与和明确逮捕后对继续羁押必要性的审查。在司法实践中,办案机关应当准确理解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关于强制措施的修改要点,正确适用各项强制措施,切实发挥诉讼保障与人权保障功能。     

“少捕慎诉慎押”政策视野下未成年人司法处遇改革研究

<正>2021年4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将“坚持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依法推进非羁押强制措施适用”列入年度工作要点。近年来，全国检察机关积极践行未成年人教育保护理念，在未成年人案件中优先适用“少捕慎诉慎押”刑事政策，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未成年人的批捕率、起诉率、羁押率；同时，侦查、审判、司法行政持续发力，加强沟通协调，     

审前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与权利救济研究——以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检察院为蓝本

我国刑事诉讼中审前羁押高比率是普遍现象,“够罪即捕、一押到底”成为司法实践中习以为常的惯例。如此带来许多社会的负面影响。建立独立的司法审查机制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审前非因特定事由的不被羁押的权利,建立有效的权利救济机制,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责是解决审前高羁押率的重要举措。将逮捕必要性审查作为第一道防线,将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作为第二道补救防线,放宽适用取保候审措施,以确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审前权利的实现,维护司法公正和社会和谐。     

轻罪案件中的逮捕社会危险性条件研究——以故意伤害罪为例

通过对1600余份故意伤害致人轻伤案件的分析,发掘了轻罪案件中的逮捕社会危险性审查模式。"构罪即捕"现象得到很大程度缓解,以逮捕为原则的刑事强制措施适用思路正在松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和妨碍诉讼顺利进行可能性是逮捕社会危险性审查的重点,犯罪行为严重程度对逮捕的影响作用在减少。近三年数据显示,逮捕社会危险性审查在逮捕条件中的作用出现一定程度的下滑。赔偿谅解和严重疾病是促成逮捕变更的关键原因。我国逮捕社会危险性审查模式存在一些问题,可能导致强制措施适用的不公。应确立社会危险性条件为核心的逮捕条件制度,适当弱化赔偿谅解在逮捕适用中的作用,限制违法犯罪史和社会联系的作用,并严格防范审前逮捕对量刑产生影响。     

论逮捕的应然定位和价值重塑

司法实践中逮捕强制措施适用过多过滥,偏离了其保障诉讼的应然定位。逮捕应当且必须定位为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最严厉的一种强制措施,其价值仅仅在于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检察机关在行使审查逮捕职权时,应始终贯穿人权保障、无罪推定和审判中心主义的价值理念,并对考核内容、逮捕条件和羁押必要性审查等制度设计进行完善,使逮捕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     

论轻伤害案件的羁押必要性审查中的三个问题

新公布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检察机关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的羁押必要性审查权。轻伤害案件作为一种常见多发的案件类型,在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时需要注意审查案件起因、将刑事和解过程作为审查内容,并有效实现对公安机关在轻伤害案件中变更强制措施现象的监督。     

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浅析

羁押率过高、羁押期限过长一直是我国刑事诉讼领域中的一大难题，刑事司法过程中对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利的保障缺失。为合理规制羁押在刑事司法活动中的适用，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对羁押问题进行了特别规定以减少不当羁押对当事人造成的侵害，但是法律法规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在可操作性上的缺失又带来了司法实践中的种种问题。因此，探究一种法治化的羁押适用模式，尤其是建立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已成为提高刑事司法效率，促进法治和谐的重要举措。     

刑事司法的惯性

刑事司法惯性是指在惩罚性追诉意识驱动下,刑事司法程序一旦启动就很难停止的特性,表现为高羁押率、高逮捕率、高起诉率和高定罪率。司法惯性产生的原因主要源于诉讼模式、强制措施、诉讼证明和人为因素等。我国应借鉴国外加速、减速和终止司法惯性的成熟经验,慎用刑事拘留和逮捕措施,实现刑事和解与不起诉权的制度对接,纠正公诉程序倒流,理性对待无罪判决,以遏制和消解司法惯性,适时终止刑事诉讼。     

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中对逮捕必要性审查工作的思考

逮捕是刑事诉讼中最严厉的强制措施,逮捕后将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对犯罪嫌疑人产生较长时间的羁押。如果适用不当,则会对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人权造成严重侵害。因此逮捕措施的适用应当严格遵守相当性(比例性)和必要性原则(最少侵害原则),需要进行必要性审查,即是否采取逮捕措施,要同犯罪嫌疑人涉嫌犯罪的轻重及其社会危险性程度相适应。但在司法实践中,逮捕必要性审查工作存在一些问题,借新刑事诉讼法全面贯彻实施之机,如何加强此项工作,寻求保障刑事诉讼程序与保障人权的最佳契合点,有     

论逮捕条件之立法再修改——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第35条

作为一项与公民人身自由权密切相关的诉讼强制措施,逮捕条件的设置不仅关系到逮捕制度本身的科学性,而且关系到我国刑事司法中控制犯罪和保障公民权利能否平衡。明确逮捕的条件,强化检察院在审查逮捕中的裁判和监督作用,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高逮捕率带来的逮捕案件质量的下降和司法资源的紧张,也使刑事强制措施发挥出一定的案件分流作用,为公诉程序、审判程序的纵深修改创造条件。     

徘徊中前行:新刑诉法背景下的高羁押率分析

《刑事诉讼法》2012年修改后对刑事强制措施部分的条文做了大幅度修改,有降低审前羁押适用的意图。20年来,中国审前羁押率在波动中下行,但依旧在高位徘徊。人权保障意识的觉醒及相关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的贯彻,使中国各地逐渐重视逮捕(羁押)必要性的审查工作,这当然会使超高羁押率的局面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若想根本转变局面,需要贯彻"等候审判的人受监禁不应作为一般规则"的原则,建立完善的现代刑事强制措施体系。     

我国刑事强制措施的功能回归与制度完善

诉讼保障和人权保障是我国刑事强制措施的双重功能,惩罚教育、刑罚预支、证据发现以及犯罪预防等强制措施功能异化或者泛化的现象应当予以规范。未来我国强制措施的制度完善,应当以实现诉讼保障和人权保障功能回归为主线,秉持宪政视野、实践视野和国际视野,从整体上将强制措施区分为羁押措施和非羁押措施,实现逮捕与羁押相分离,设置独立的羁押程序,强化羁押的审查与救济,丰富羁押替代措施的种类并对其加以权利化改造,完善监视居住制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