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诉讼侦查阶段律师权利的保障

律师作为刑事辩护制度的重要角色和辩护职能的主要承担者,其诉讼权利应该得到保障。但现实中律师在履行辩护职责,其权利保障遇到种种制度性障碍,致使实践中受聘律师在侦查阶段权利的实现很不理想,这其中固然有立法上的原因,但更与我国传统的刑事司法模式和司法理念相关。本文从侦查阶段律师的权利现状出发,结合刑事程序正义和司法实践,分析导致权利缺失的原因,并提出改革建议,以便有利于实现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利。     

检察权结构探微

权力关系以及权力性质的界定必须从国家宪政、法律传统等角度进行综合考察。我国检察权的结构模式由两个基本职能、三种具体职权所共同构成:两个基本职能为宪政法律监督职能与诉讼活动组织职能,在此基础之上,可相应地划分出法律监督以及案件侦查、案件公诉三种具体职权。其中法律监督职权的内容包括侦查监督、审判监督、刑罚执行监督;公诉职权包括所有公诉案件的审查起诉、出庭公诉,刑事公诉案件中的批准逮捕、自行补充侦查以及对同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和裁定的抗诉;案件侦查权则为检察机关对依法直接受理的刑事案件所享有的侦查权。同时,我国检察职权体现了权力监督与权力制约两个不同层面的国家权力关系价值:权力监督即代表上位国家权力进行对司法活动的法律监督与控制,而权力制约则是指检察机关在诉讼活动中通过自身的案件诉讼主张和分工制约性职权对其他司法机关的职权进行牵制和平衡。     

刑事审前法官权力构成比较研究

刑事审前法官是世界上主要法治国家均重点建制的法官序列，它对刑事诉讼的公正与效率、保障被追诉人的权利、制约侦查与公诉权力、过滤不当追诉特别是维护司法中立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近在眼前，趋同全球范围内民主、文明的刑事诉讼趋势，建立我国的刑事审前法官制度十分必要。刑事审前法官的权力构成是刑事审前法官制度的核心，对其进行比较研究，可为我国建构科学、合理的刑事审前法官制度提供借鉴。     

从权利保障到权力制约:论我国民事诉讼模式转换的趋向

我国民事诉讼改革目标是从职权干预型诉讼模式转向当事人主导型诉讼模式.作为构建当事人主义的两大支柱,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奠定了民事诉讼基本结构,其核心精神在于界定当事人和法院在民事诉讼中的任务分配和相互关系,实现当事人权利制约司法权力.从我国民事诉讼改革的进程看,尽管制度层面就当事人诉讼权利完善已取得不少进展,但是在权力制约方面仍有不足.本文结合当事人主义基本原理,从我国民事诉讼法与司法解释涉及的起诉、撤诉、自认等问题,检视我国民事诉讼中两大基本原则在权力制约方面的欠缺,进而指出我国民事诉讼现代化改革深化和民事诉讼模式转型方向——只有将重心从权利保障转向以权力制约为中心,才能构建起实质意义当事人主义.     

完善了辩护制度

完善了辩护制度熊选国辩护制度，是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的诉讼制度，保障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内所有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是刑事诉讼法一条重要基本原则。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总结我国近年来刑事辩护的司法实践，借鉴国外的通常做法，对辩护制度作了重大修...     

我国刑事审前程序的价值与目标探讨

我国刑事审前程序应当具备人权保障、诉讼权利保障以及体现司法公正与效益的价值。现行审前程序的理念源自长期的司法实践,但该理念引发了审前程序功能不足,甚至错位等问题,故我国刑事审前程序应朝着改善检警关系,监督侦查、梳理程序以使案件合理分流,以及合理配置诉讼力量这三个目标发展。     

庭审方式改革与控辩审之角色定位

刑事审判的效率与公正虽取决于多种因素,但是与刑事庭审的方式确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庭审过程中法官调查证据、适用法律的形式、途径以及控、辩、审三方的地位及相互关系对事实的认定、证据的取舍、法律的适用的都会产生直接的影响。我国原有法官唱主角的庭审方式已经不再适应现代刑事司法的要求,庭审方式的改革和完善已成为刑事司法改革的重点内容之一。改革的目标就是厘清控、辩、审三方职能和关系,正确界定法官的地位和作用,确保刑事审判中的控诉、辩护和审判职能应分别由三方各自独立而互不依附的诉讼主体承担,三方的诉讼行为也不得与其诉讼职能相违背,与他们进行或参与审判活动的具体目标应该保持一致。     

关于辩护权的主体归属及存在根据的再认识

从诉讼结构上讲,控诉、辩护、审判构成了现代刑事诉讼的三项基本职能,共同维系、支撑着司法公正的实现。其中,辩护职能的强弱对司法公正的实现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为此,现代世界各国在刑事诉讼中都确立了辩护原则。我国1996年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在加强刑事诉讼的辩护职能方面有很大的进步。但是,应当承认立法上的这些进步距离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上刑事辩护的基本标准还有相当的差距。更有甚者,立法上的这些进步在司法实践中又被大打折扣,不能得到切实地     

论“唯庭审主义”之辩护模式

在中国的刑事辩护实践中,始终存在一种"唯庭审主义"的辩护模式。其主要特征是,律师把庭审环节当成辩护的主要场域,甚至唯一场域,而忽视庭审外尤其是庭审前的辩护活动。审前既不与检警机关设法沟通,也未能说服其作出任何有利于己方的决定;庭审辩护又以宣读根据卷宗撰写的辩护词为中心。这一模式的形成,与审前制度空间的局限、刑事辩护理念的偏差、审前辩护技能的欠缺有着紧密的关系,并导致了诸多消极的后果,尤其是辩护效果不佳,无法有效保障被追诉人的利益,也难以及时地促使检警机关自我纠偏。2012年刑事诉讼法赋予了律师在审前程序的辩护人地位,使得部分律师日益重视"辩护前移",并取得了初步成效。但要让中国律师彻底走出"唯庭审主义"的辩护模式,实现有效辩护尤其是有效果的辩护,至少还应从检察机关的审前定位和办案方式的诉讼化、律师权利的增设与保障、刑事法律援助的质量监管和值班律师的定位等诸多方面,对中国刑事辩护制度乃至刑事司法制度加以改革和完善。     

检察环节保障律师辩护权的思考

辩护制度是刑事司法制度的重要内容，在检察环节保障律师充分依法行使执业权利，能够有效加强对检察机关办案工作的外部监督和制约，以维护司法公正和保障基本人权。检察环节属于刑事案件的审前阶段，这个阶段较审判阶段而言，律师介入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帮助的范围上都受到严格限制，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更易于受到侵犯，在这个阶段保障律师行使权利对实现诉讼程序公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分析了检察环节律师介入诉讼活动的实然状态，同时提出实现从实然到应然的跨越的现实途经。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辩护律师问题研究

辩护律师制度是刑事辩护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为充分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各项诉讼权利，保障人权而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住这么多年来的司法实践中．我国刑事辩护步履维艰：辩护律师权利不能得到保汪，使得其为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能力受到极大的限制，     

完善刑事辩护权保障机制的思考

正刑事辩护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针对控诉进行辩解与反驳,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一种诉讼权利。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充实和完善了刑事辩护制度,尤其是律师刑事辩护制度使律师参与刑事诉讼更为便捷,辩护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但从司法实践看,刑事辩护权行使受到阻碍的情况仍时有发生。因此,认真分析刑事辩护权保障的现状及其存在不足,就保障     

保障律师调查取证权促进控辩平等的实现

当今世界上主要有两种诉讼模式，一是大陆法系国家盛行的职权式诉讼模式；一是英美法系国家实行的抗辩式诉讼模式。前者较为强调检察官、法官在诉讼过程中的职权作用，相对淡化被告方的辩护职能；后者较为强调承担审判职能的法官在诉讼过程中的不偏不倚的仲裁者地位，以此来保证控诉、辩护职能的均衡性，使公诉人和被告方在诉讼过程中的抗辩性增强，从而更好地发挥控、辩、审三大诉讼职能的作用，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共同完成刑事诉讼的任务。我国现行刑事审判模式类似于大陆法系国家的职权式。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控、审不分，被告方在法庭上…     

宪法依据的缺失:侦查阶段辩护权缺位的思考

综观世界各国,凡刑事程序完善而诉讼权利有保障的司法制度,无一不是因为宪法对辩护权作了确认,并明确在各个诉讼阶段都有权获得辩护.在完善我国的刑事辩护制度之际,应当首先考虑宪法规范的周延,将刑事辩护权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入宪,并通过宪法明确辩护权应在侦查阶段获得保障,以与人权公约及世界刑事司法发展趋势相符.     

刑事审前司法听证制度的透析与前瞻

刑事审前程序应当实现诉讼化 ,但是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 ,审前程序的诉讼化色彩相当淡薄 ,而更多地带有一种行政化的色彩。我们主张建构一个较为完整的审前司法听证制度来实现审前程序的诉讼化 ,从而实现刑事诉讼彻底的司法化     

论刑事鉴定人诉讼权利保障机制的完善

刑事鉴定人是刑事诉讼中的重要诉讼参与人之一,其诉讼权利理应得到切实地保障。但我国刑事鉴定人诉讼权利保障机制并不完善。加强刑事鉴定人诉讼权利保障,既有理论意义,又有现实意义;针对刑事鉴定人诉讼权利保障的现状及其缺陷,必须完善刑事鉴定人诉讼权利保障机制。     

司法听证与刑事诉讼构造之匡正——以不起诉听证为切入点的考量

由于起诉程序中控、辩、裁三方构造的缺失,不起诉审查决定过程是非对抗、非诉讼化的。为制约检察机关控诉权力、保障当事人的辩护权利,有必要引入听证制度。同时,在死刑核准、执行、再审申诉等严重缺乏对抗、权力制约不力的程序中宜植入听证环节。目前,应在司法实践的基础上,总结、概括现有各听证程序的共性,借鉴回避、陪审的制度设计,作一体化的制度安排,构建具有普适性的、统一的刑事司法听证程序。匡正诉讼构造是刑事诉讼法修改的逻辑起点。刑事诉讼法修改既是司法改革成果的体现,也是进一步改革的指南。建构听证程序是为了取消它,这是一种渐进式改革的策略,是现有司法改革框架下的权宜之计。     

司法精神病辩护中证明模式的反思与完善

司法精神病辩护是刑事辩护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当前世界范围内存在两种精神病辩护证明模式:职权式精神病审查模式与对抗式精神病辩护模式.我国目前的精神病辩护证明模式属于职权式精神病审查模式,在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值得反思.司法精神病鉴定因涉及精神病医学、心理学、法学等诸多领域的专门知识而呈现复杂性,而科学、合理的诉讼证明程序可以抵消司法精神病鉴定中的消极因素.我国职权式精神病审查模式应当吸收对抗式精神病辩护模式中的合理因素,在权力配置上逐渐限缩职权机关的权力,赋予当事人更多的权利;在证明责任上由辩护方承担推进责任,由控诉方承担说服责任;在证明标准上建立司法精神病鉴定启动与精神病辩护二元化的证明标准体系.     

司法权力运行与当事人诉讼权利保障实证研究

“司法文明指数”2015年的调查报告,对“司法权力”和“当事人诉讼权利”两个一级指标及其内容进行了调整,通过相关调查数据可以展现司法权力运行和当事人诉讼权利保障的现状.由此数据我们可以发现,司法权力运行与当事人诉讼权利保障的现状既有进展,也有不足.数据对于了解实践现状有其积极意义,但是同时要客观看待其中的局限.司法权力运行与当事人诉讼权利保障之间的关系将是未来研究的重要课题.     

荷兰刑事诉讼权利保障的法律基石

荷兰刑事司法受到了现代人权法律的深刻影响。在荷兰刑事诉讼过程中,诉讼权利保障主要依据国际性和地区性的人权条约以及相关国内法。荷兰刑事诉讼程序运作体现了对人权的真切关怀：荷兰签署加入了多部国际公约和欧洲区域公约,国际条约、欧洲人权法院的判例法都对荷兰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国内法体系中,荷兰的《宪法》、《刑事诉讼法》以及其他法律也规定了刑事诉讼程序权利保障。荷兰的法院、检察机关组织运作体制和诉讼制度设计较为完备,保障了诉讼参与者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权利。在刑事审前程序中,检察机关发挥了主导作用,但参与其问的侦查法官则对检察官和警察的侦查权形成了有效制衡。从刑事诉讼权利保障法律体系的整体而言,荷兰审前程序权利保障的体制属于适度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而审判程序中的权利保障体制则兼采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的混合式诉讼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