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俄罗斯转型期的国家治理模式演进——兼论“梅-普”时代的国家治理前景

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是影响国家治理的关键变量，能否有效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将直接影响国家整体的秩序治理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长期绩效。本文从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的关系入手，对俄罗斯20世纪中期以来的国家治理模式的演化路径以及期间的制度变迁与社会经济绩效变化进行了深刻剖析，对“梅-普”时代的国家治理与社会经济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在此基础上，归纳总结出俄罗斯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转换关系的倒U型曲线。     

联合国反恐委员会治理模式评估

反恐委员会是九一一事件后联合国治理恐怖主义的重要机构。反恐委员会的目标是 提升全球范围内的反恐立法和执法水平。由此，反恐委员会形成了自己的治理模式。该模式具有复 合式、多中心、多层级和增能式治理的特点。在某种意义上讲，它体现了全球治理。不过，反恐委员 会的治理规制建基于西方占优势的现存规制。从本质上看，反恐委员会的治理模式是一种由西方 国家主导，为西方利益服务的自上而下的新自由主义治理模式。它不能根除恐怖主义并达到善治。     

国家安全治理的内外整合:以打击"东突"恐怖主义为例

国家安全是一个动态演进的概念。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安全概念产生于工业社会的民族国家，并体现出以民族国家为中心、强调外部安全的特征。目前，中国正在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国家安全风险出现了高度的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等特征，内外界限被模糊。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契合中国向后工业社会迈进时代特征的系统性、整体性的国家安全观。它具有多元性、层次性、结构性和整体性等特征，强调对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国土安全与国民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发展问题与安全问题、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的整合。作为一个重要的国家安全问题，中国打击“东突”恐怖主义可以在总体国家安全框架下呈现新的图景。由于“东突”恐怖主义日益被打上后工业化时代的烙印，中国反恐怖的模式必须实现从“统治”向“治理”的演变，这是因为“东突”恐怖主义日益显现出组织的松散性、风险的流动性和行为的不确定性以及思想的激进化、活动的虚拟化和联系的全球化，对既有的反恐模式提出了挑战。中国应在统筹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基础上，构建内外整合型的治理模式，实现对恐怖主义的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良性互动。     

认知共同体结构变迁与全球治理“元规范”的生成

认知共同体在消解全球治理不确定性和建构治理规范方面扮演重要角色。认知共同体通常被视为给定的统一的全球单元，有必要审视认知共同体内部结构变迁及其对国际规范的影响。认知共同体通过多层次的知识生产创造了一个“知识权威空间”，其所生产的包含价值、权力和变革向度的知识构成全球治理“元规范”的知识碎片。“元规范”是国际规范的初始状态和价值核心，决定治理规制行动的总体方向和脉络。知识的思维建构性特征决定了普遍的科学共识难以在短期内形成，基于不同的科学立场和判断的认知共同体产生了分化。分化的高烈度表现即是集团化论战，论战以占据优势地位的主流科学共识的形成为结局，为全球治理“元规范”的浮现创造了条件。经由关系嵌入、知识嵌入和制度嵌入，认知共同体实现部分科层化，主流科学共识进入科层组织，认知共同体的角色融入科层组织规范建构过程，全球治理“元规范”得以正式确立。     

安全制度如何分化对手联盟

分化联盟是改变国家间实力对比的一种重要方式。现有研究围绕“楔子战略”这个概念系统论述了分化对手联盟的方式和机制，并提出了“奖励型楔子战略”和“强制型楔子战略”两种主要类型，两者均强调借助物质力量进行分化，可统称为“物质型楔子战略”。除此之外，由于联盟以竞争性安全理念为内核，而部分国家基于避免冲突和降低成本的考虑会在特定时期偏向合作性安全政策，因此分化国可以将差异化的合作理念作为切入点，即以“理念型楔子战略”实现对对手联盟的理念分化。理念型楔子战略旨在通过影响和改变目标国的安全理念来削弱其对联盟价值和功效的认知，从而间接促使其疏离联盟。当分化国对目标国不构成严重威胁，分化国在目标国关心的安全议题上具有较强的话语权，且目标国与部分第三方国家在该议题上持相似的政策立场时，分化国以理念型楔子战略为手段分化对手联盟。安全制度是实施理念型楔子战略的主要平台，分化国可以利用安全制度提出合作性安全倡议，或者提出解决目标国重视的安全问题的合作性方案，以此为目标国提供联盟之外的替代性安全手段，进而削弱联盟对目标国的战略价值并降低对手联盟的合作水平。苏联在冷战时期提出的欧安会倡议是实施理念型楔子战略的一次具体实践。     

基于转轨视角的俄罗斯国家创新战略的演进与趋势

俄罗斯经济转轨进入深化阶段后，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是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基础和前提。选择适宜的国家创新战略对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和国家整体竞争力的提升无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分析了对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技术创新战略演进的路径的，从经济转轨初期的“培植战略”、“引进战略”、“转让战略”到进入稳定增长阶段后的惯性发展模式、出口发展模式和投资发展模式的转变。揭示其技术创新战略演进的内在逻辑和动力，即俄罗斯创新战略的相互融合与渗透、创新战略之间的互补性与递进性、与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战略的高度统一。阐述俄罗斯国家整体创新跨越战略的实施路径选择，并提出对我国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苏共高度集权执政模式形成中的国际政治因素

苏共的执政模式是一种高度集权的执政模式，这是一个客观事实。而关于苏共高度集权执政模式形成的原因，文章着重讨论了苏共高度集权执政模式形成中的国际政治因素。一个基本的观点是：苏共所秉承的“世界革命”理念以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直接导致了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形成了一种恶性互动的紧张关系。这种与资本主义国问的紧张关系成为苏共对国家全面领导的政治体制形成的外部条件。     

澜湄水合作的守正创新与包容性次地区秩序构建

经过多年发展，中国倡导、澜湄六国共同推进的澜湄合作机制渐趋成熟，成为次区域层次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典范之一。在水资源合作领域，富有澜湄次区域特色的治理叙事与实践正在形成。澜湄水资源合作的治理叙事融汇古今中外和地区特色，统筹发展与安全，兼顾上下游国家利益，践行“共生、共治、共享”的真正多边主义；与之相应的治理实践则形成兼顾开发与治理、自主与开放并重的特点。澜湄水资源合作的守正创新有助于打破西方竞争性的叙事模式和偏狭的实践模式。面向澜湄合作“金色5年”，中国宜以水资源撬动多领域合作，加强应对澜湄水问题的战略定力和话语建设，构建包容性次地区秩序与高质量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     

国际秩序变动中的“全球南方”与中国角色

作为一个术语，“全球南方”是国际舆论和学术研究中热议和争论的理论问题；作为一种现实，“全球南方”是影响国际格局、世界秩序、全球治理变革的重要力量。“全球南方”的崛起，既有国际格局新变化的深层背景，也有非常浓厚的大国博弈色彩，同时为深化全球发展治理合作提供了新机遇。金砖国家作为“全球南方”的代表，利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参与全球治理，促推全球治理体系的民主化改革与务实合作。当前，“全球南方”国家普遍不满西方国家试图强加给发展中世界的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主张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既是金砖国家的重要成员之一，更是“全球南方”的当然成员，还是南南合作的重要引领者，当下则面临着严峻且复杂的国际形势：一方面，以美国为首西方国家借助分类、拉拢和施压等手段，试图分化瓦解“全球南方”乃至排斥和制衡中国；另一方面，“全球南方”国际影响力渐增，自主发展意识和制度建设加强。鉴此，中国继续坚定不移地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并可基于自身发展经验，不断深化“全球南方”国家之间新型南南合作，从而不断助力全球发展治理新架构的构建。     

国家形态与政治转型:乌克兰政治转型三十年评析

国家形态是考察国家治理绩效、反映国家政治转型态势及评价政治转型质量的新视角.本文以国家形态发展为视角,分析"观念"如何影响经济转型模式,转型模式如何影响资本主义模式形成,进而资本主义模式如何影响国家治理结构.按照这一理论逻辑,本文梳理乌克兰独立30年国家形态发展变化的轨迹,并得出以下结论:转型观念影响经济转型模式的选择,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是导致乌克兰形成寡头资本主义的必要外部条件;资本主义模式是影响国家形态的客观因素,寡头资本主义发展壮大并俘获了国家权力,形成了乌克兰的寡头政治.寡头政治是导致乌克兰国家形态从勾结型发展到俘获型,最终到达"失败国家"边缘的关键因素.政治精英是影响国家形态变化的主观因素,精英水平影响国家形态的塑造.     

从全球治理视角解读互联网治理“多利益相关方”框架

基于全球治理的视角,“多利益相关方”契合了互联网治理的特征和趋势,是当前全球治理的大势所趋.“多利益相关方”不是唯一的解决方案,而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治理路径和方法.在实践中,根据议题的不同,它可以有多种表现形式,各利益相关方依据其行为体特性,发挥不同的作用;“多边主义”作为一种具体的实践形式,与现有的“多利益相关方”实践并不存在对立,而是一种相互补充.我们应理性和客观地看待“多利益相关方”,避免将其简单归类于美国模式,既看到它在普遍意义上积极的一面,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它在实践中表现形式的多样化、甚至是看似对立的模式,遵循国家利益做出灵活应对.     

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40年(1978-2017)：脉络、意义与图景

中国的非传统安全研究已成一门“显学”，且对相关研究、安全现实与安全政策产生了极大影响。中国40年(1978-2017年)的非传统安全研究整体上历经了酝酿与显现、阐释与呼吁、反思与深化、建构与拓展的过程；研究内容丰富且不断出新，逐步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研究类型；与国家决策的关系呈现“被忽视——边缘性——中心圈”的发展轨迹；研究驱动包括学理驱动、技术驱动、事件驱动、政策驱动和环境驱动；形成了涵盖组织机构、学生培养、知识传播、政策咨询和学术网络的制度化研究态势。在学术上具备了学派与学科的自觉，推动了安全思想的“范式转型”与“安全文明”的重塑，在政策上牵引着安全治理实践更加综合化与国际化。然而，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的理论体系还未形成，专业性、科学性、国际性不足，未来非传统安全研究需要在全球安全的研究格局、元问题与分析框架、理论体系与学派自觉、方法论与量化研究、议题深究与国际对话上有新的持续推进。     

中俄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问题比较研究

文章从中俄两国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的特点、成因和治理的角度，反思转轨国家的国有企业改革。由于转轨过程中国有企业的特殊性，如果仅仅把国有企业改革理解成在法律上把国有企业变成股份公司，而不改变企业的产权制度和公司治理，这样的改革既不能促进市场经济发展，也不会提高经济效益。因此，对于现阶段的中俄两国国有企业改革，完善企业产权制度，强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增强企业的外部监督机制，形成具有本国特色的公司治理模式，这是推动中俄两国国有企业改革向纵深方向发展的重要突破口。     

北极治理的国际制度竞争与权威构建

国际制度能够推动国家围绕某一北极治理议题进行合作与协调,从而规范国家行为。随着北极治理的实践理念从自助式的“丛林法则”向合作式的“制度法则”演变,国家面临遵循何种国际制度的选择困境,而对国家行为的约束力则是国际制度权威性的基础,这促使北极治理国际制度的主导国和参与国,都致力于提升国际制度的权威性,以维护本国的北极利益。“国际合法性”“国际认可度”与“制度刚性”是判断国际制度权威性的重要指标,而权威性差异造成北极治理国际制度体系呈现出层级结构。北极治理国际制度竞争分为国际规则竞争、国际组织竞争、国际秩序竞争三个阶段,当前北极治理国际制度竞争主要处于国际规则竞争阶段。由于北极治理具有议题局限性,国际规则供给呈现出相对过剩状态,这必然导致国际规则之间、倡导国际规则的国际行为体之间进行竞争,这亦是北极治理国际制度体系变迁的核心动力。未来权威型北极治理国际制度体系构建包括域内自理模式、公约治理模式和协商治理模式。北极利益攸关方之所以围绕国际规则设置权和国际组织主导权展开竞争,既是源于捍卫本国北极权益的考量,更是为了构建符合本国长远战略利益的国际秩序。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全球治理及中国参与北大核心CSSCI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国内和国家间贫富差距拉大、国家面临的挑战与风险更为复杂、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国家决策和国际形势增加新的变量。世界之变促全球治理随之发生变化,体现为全球层面治理机制的革新、区域层面治理的深化与整合、主权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经历了先削弱再增强的过程、大国国内政治与国家政策变化导致全球治理在多方面发生改变。中国一直以来以积极姿态参与全球治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度变革、开创全新的合作模式与合作理念并广泛参与多领域治理进程。当前,为应对大变局,中国创新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包含以“合作共赢”为驱动探索理念创新、以“开放包容”姿态推动治理模式创新、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促共同安全治理的实践创新和以“可持续发展”凝聚共识并率先在认同度高的领域发掘合作新契机。     

论冷战后日本与东北亚国家发展关系的“涟漪模式”

冷战后，日本与东北亚诸国的关系由以往单一倒向美国的“台球模式”转变为一种以日本为圆心，以与东北亚其他国家亲疏远近关系不同为半径的同心圆模式。由于这种模式的样式颇似水中涟漪，故可称为“涟漪模式”。该模式的形成主要源自历史、地缘、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同时，近年来日本及东北亚其他国家外交政策的演变也可以使我们梳理出这种模式未来发展的一些基本脉络。     

“智利模式”的特点

“智利模式”的特点与古巴模式、巴西模式和秘鲁模式相比，智利模式有以下不同特点：首先，前３种模式都产生于一种革命幻想，不久就使人感到失望，成了“反模式”；而智利事态的发展正好相反，它的模式正是从以前的“反模式”中产生的，即从一种带来创伤的、引以为鉴的经...     

公司治理模式的国际比较及发展趋势

公司治理问题是当今市场经济国家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本文考察了公司治理问题产生的背景 ,比较并评价了历史形成的几种典型公司治理模式 ,展望了公司治理实践发展的趋势。     

转型深化进程中的国家治理模式重构：

多重制度转型改变了传统的全能主义国家治理模式，政府-市场-公民社会三元并存与互补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成为转型国家制度改革的目标。国家治理模式重构的进程异常复杂曲折，转型国家普遍存在程度不同的治理危机。尽管不同国家的制度转型与国家治理模式重构路径存在差异，但协调政府、市场与社会间的关系依然是其转型深化阶段国家治理模式构建的关键。对转型国家重构国家治理模式的进程进行研究，有助于中国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选择更为有效的国家治理模式构建战略。     

中国司法增长的特点与基本模式

中国司法的工具属性决定了它被动性、无计划性和不同步性的增长特点。政治对司 法的控制模式决定了后者增长的基本模式主要表现为:党组中心下权力的双轨制增长与司法权力 的“翻译”式增长。这种增长的实质是国家治理的范式转移与路径转向所带来的话语转换。传统 政治话语体系在中央-地方利益分化情境之下的失范, 促使国家更为倚重规范性的司法话语, 这种 倚重直接体现为国家对于司法权的强化控制, 而这种新的控制模式与逐渐畸变为地方控制模式的 传统国家控制模式存在着持续的紧张关系, 恰恰正是这种紧张的关系, 为中国司法的进一步增长提 供了新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