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应急管理的发展历程

美国幅员辽阔，地处世界自然灾害三大频发地带之一的太平洋沿岸，历史上多次遭受地震、飓风、龙卷风等自然灾害的侵袭。同时，作为经济与技术发展迅速、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人为灾难与技术事故也时有发生。回溯历史，在处理各种自然、人为与技术突发事件的过程中，美国不断地调整应急管理的理念，完善应急管理的体制。     

美国国际体系观的演变及其内涵——兼论中美在联合国安全机制改革中的互动前景

美国的国际体系观在后冷战时期不断调整,但其维护美国霸权地位的目标始终不变.美国的国际体系观包含四个主要方面的关切,即影响其霸权地位的权势演变、重大安全威胁和挑战、国际机制和规范以及重要区域的战略态势.进入新世纪,美国加紧完善有助于实现美国安全战略利益的国际安全机制,倡导"主权条件论"和"民主国家同盟",推行联合国"体制内变革加体制外创新"的改革立场,这对联合国和国际安全机制的改革进程以及中美在联合国安全机制领域的互动关系都将产生深刻影响.     

从气候变化到气候安全：国家的安全化行为研究

安全化是非传统安全问题形成的必经过程。在非安全领域的问题能够造成(潜在)威胁并已成为国际社会重要议程的前提下,国家所处的安全环境、本国独立维护安全能力所受威胁的认知以及国家与该问题起源地之间的地理距离,是决定该国是否将该问题安全化的主要因素。其中,国家有关自身独立维护安全能力所受威胁的认知是核心因素。英美两国在气候变化安全化上的行为表明:若某非安全领域问题具有全球性,那么国家与该问题起源地之间的距离可以等同于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家安全环境受到较大威胁,那么国家认为其独立维护安全的能力也受到较大威胁,本国将该问题安全化的可能性增大。如果国家安全环境受到威胁较小,这将出现两种情况:第一,若国家认为其独立维护安全的能力未受较大威胁,那么本国将该问题安全化的可能性小。第二,若国家认为其独立维护安全的能力受到较大威胁,那么本国将该问题安全化的可能性大。为了限制国家在安全化行为上的反复变化给全球气候治理造成的障碍,联合国可以通过发挥集体安全机制的作用促使气候变化"集体安全化"。     

美国国家安全情报传递机制论析

作为世界上情报体系最为发达的国家，美国国家安全情报机制一直以来备受各方关注。九一一事件催生了美国情报体系全面而彻底的改革。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美国情报界实现了从机构林立的分散体系到由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领导的有机整体的重大转型。从总体机制来看，美国情报界现已形成情报机构一体化与任务一体化的双轮驱动体系，其情报传递网络不仅涵盖领导、协调、执行三个层级间的纵向传送，而且包括不同情报机构之间的横向协调，基本实现了情报整合与信息共享。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成为名副其实的美国情报界统领，其下设的反恐、反扩散、反情报和网络情报中心构成了美国国家安全情报分类传递机制的四大支柱。通过比较，四大分类传递机制中最为成熟的是反恐中心，其次是反情报与安全中心，再次是网络威胁情报整合中心，最后是反扩散中心。由于各类情报机制自身发展程度的不同，其改革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也不一样。美国国家安全情报传递机制的改革“瓶颈”既有发展不足导致的结构性困境，也有外部安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此外，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的一系列政策举措使得美国国家安全情报体系的发展方向呈现出新的态势。     

前沿生物技术发展的安全威胁：应对与展望

以基因编辑、基因驱动、合成生物学为代表的前沿生物技术正处于日新月异的飞速发展中,在医疗、农业等诸多领域为人类发展带来福祉的同时,也对国家乃至全人类的生物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在此背景下,世界大国在应对前沿生物技术安全威胁的几个共性问题值得重点关注:一是技术发展与技术安全的双重目标难以统筹;二是未知技术安全威胁导致不可避免的法律惩治效力滞后;三是监管的多部门合作需求与权职分工困境;四是多方利益主体参与的民主审议机制有待加强。由于中国前沿生物技术发展正处于从"跟跑"向"并跑"和部分领域"领跑"转变的关键节点,及时调整"促进"与"规制"前沿生物技术的应对措施已刻不容缓。前沿生物技术安全威胁的应对必须走到科技的前面去,对安全主体的规制更应走到科学的内部去。唯有在即将出台的国家《生物安全法》引领下全面推进生物技术安全的体制机制建设,逐步完善生物技术安全的法治体系建构,在政府主导下鼓励各利益相关方积极参与其中,才能确保前沿生物技术更好地造福于人民。     

美日韩“三边安全机制”的动向及影响

拜登政府上台以来,通过强化美日与美韩同盟、管理日韩冲突、自下而上发展美日韩多层次合作机制、将日韩嵌入美国多重盟伴体系等方式,加速打造“三边安全机制”。美日韩在军事安全合作、经济安全勾连、外交立场协调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这既符合拜登政府推行对华竞争的战略需要,也是美日韩对乌克兰危机、朝鲜军事活动的回应。“三边安全机制”恶化地区与国际安全局势,危害区域与全球治理,冲击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三国安全合作还有进一步加强的空间,但也面临各国国内政治、相互对安全威胁的认知差异等问题的困扰。     

论“空海一体战”与中国国家安全

“空海一体战”作为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重要角力点与支撑要素,在美国亚太战略中的作用举足轻重,对亚太周边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为此,有必要对其理论渊源、发展目标、策略行动进行剖析与解构,为中国维护国家安全,构建良好安全环境提供战略与智力支持。’     

英国应急安全管理体制机制评析

英国应急安全管理体系始建于二战以后,主要以地方管理为核心,其管理重点包括防范核打击下的平民伤亡,对突发的自然灾害以及北爱尔兰的恐怖袭击进行应对与处理等。进入21世纪后,英国的应急管理从立法规制到中央、地方的体制协调上实现了飞跃发展。2001年,英国成立了内阁国民紧急事务秘书处。2004年,《国民紧急状态法》颁布出台,界定了"应急事务"的范畴,规范了从中央到地方所有应急管理机构的角色与责任。2010年,英国的应急管理被纳入到国家安全的"大安全"战略框架。总体上看,英国应急管理体系从中央到地方构成了一个立体网状的体制结构,形成了多层分工、上下联动、跨部门协作的运行机制。此外,英国应急管理注重发挥地方、基层的中坚作用,特别突出风险防范、应急培训、业务持续性与灾后恢复的"系统抗灾力"建设。在2005年伦敦恐怖爆炸事件中,英国政府基本做到了快速、高效、全面的应急安全管理,也总结了在预警评估、高级别跨机构协调的角色定位、管理通讯网络以及对事故死伤者及其家属提供支持等方面需要进一步改进的意见。英国应急安全管理的经验也对中国的应急管理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新安全视角下美国政府的气候政策

"人类安全"逐渐成为一种新的安全理念,环境气候问题等各种影响人类安全和福祉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引起广泛关注。全球性安全威胁的严重程度则取决于治理框架的反应能力。包括气候政策、法律和机构在内的气候环境治理框架能够最大限度地削弱全球化冲突的根源,避免影响的发生或减缓其进程。奥巴马上任以来美国新政府能源、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出现较大调整,大力推动新能源法案来减缓气候变化。这一政策转向具有深刻的历史动因和政治基础,并将给美国经济复苏和美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带来压力,加剧美国对外贸易摩擦和削弱其在国际气候环境合作中的领导地位。     

东盟政治安坌共同体建设与中美因素

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建设以2009年东盟首脑会议通过《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蓝图》为标志,可以说开始有了明确的发展目标和具体的规定。然而,东南亚地区要真正实现这一构想,还将面临许多问题和障碍。从其内部看,有成员国的多样性与差异性及内部矛盾、对安全理念及共同威胁上的认知差异、武装力量难以协调合作、决策机制上弊端等因素;外部因素有：美国根据其战略需要不断调整其在东南亚政策、中国和平发展战略对东南亚各国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未来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的发展不可能是军事同盟,只能是以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及非传统安全为重点的合作,其过程必须是先易后难、循序渐进、逐步建立的一个多层次安全架构。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下“人的安全”及其治理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作为一项新的全球发展计划，其目标是构建免于恐惧和暴力的和平、公正、包容的社会，其核心是消除全球贫困与促进包容性发展，包括消除贫困、饥饿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等内容。该议程的主体内容体现了联合国所倡导的“人的安全”理念，这一理念强调各种威胁的相互关联性，人的安全和人的发展是同一事物相辅相成的，这种治理观要求广泛借助联合国系统，并且顾及地方、国家、区域和国际范围内各级公私部门行为体的特点和资源，拓展一种由各种利益攸关方组成的综合框架，其内容涉及粮食安全、气候安全、环境安全、社会安全、反恐、移民等重要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议题。其中，气候变化、资源消耗、南北差距等问题是可持续发展难以实现的重要动因。上述安全议程同时体现了各种广泛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关联性。因此，建构全球“人的安全”治理机制需以联合国为核心，并形成多层治理、建构广泛的国际伙伴关系，以实现联合国所倡议的全球可持续和平愿景。     

美国国家安全认知的新视阈：人工智能与国家安全

人工智能作为一种革命性技术,正在从根本上变革国际社会的发展进程及方式。面对这一发展趋势,美国已将人工智能提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人工智能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主要存在于三个方面:首先,人工智能是影响和塑造未来美国国家安全的核心变量。人工智能能够优化美国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力量配比,弥合并纠正美国社会内部的分裂和失序状况,并助推美国军事实力实现“跨越式”发展。其次,有效克服人工智能的负面效应是确保未来美国国家安全的关键。人工智能可能引发诸多社会和道德问题,其固有的缺陷也将增加战争决策的风险成本,还可能增加武装冲突的频率和强度。最后,美国强调中国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对未来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已无法避免,美国认为中国正在试图“挑战”美国在高新技术领域的领导地位;为应对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对华遏制政策,中国应制定和形成人工智能研发以及应用规则和规范;通过制度化协调与合作来规制中美关系,努力避免“科技冷战”的发生。     

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与中国安全环境

本文从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入手,阐述了集体安全理念、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的内涵及其现实意义,以及所面临的一些制度性缺陷和现实挑战。文章结合中国和平发展所要求的安全环境和安全思想,分析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对我国安全环境所能提供的制度性保障,并探讨了中国当前应当如何着手正视这些挑战,以怎样的态度来提高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的效能。     

试析影响美国东亚战略的三种理论

冷战后，美国学术界就美国东亚安全战略展开了新的辩论。其中维持现有力量平衡、防范中国崛起和建立区域合作安全机制等三种理论对美国制订决策有较深远的影响，这在美国政府先后于１９９５年和１９９８年发表的两个《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安全战略报告》中得到明显的反映。这...     

"预防—震慑—应急"一体化:中国海外安保供给模式新探

基于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和“以人为本、外交为民”的领事保护理念,受冲突影响和高风险区域的海外机构、企业和公民的安全是中国海外安保供给体系的首要关切。后疫情时代的安全环境、安全威胁和安保内容的新变化凸显了海外安保的供需落差,如何通过完善海外安保供给体系来应对后疫情时代的挑战,成为总体国家安全治理不得不重视的紧迫性议题。根据风险/焦虑-威胁/恐惧-危机/恐慌的升级过程,可将海外安保区分为预防、震慑、应急三种类型,政府、军队、国际安保公司、社会组织和海外企业能够发挥各自不同的作用。在明晰中国海外安保“阶段-类型”及对应的多元供给主体职能的基础上,中国海外安保供给体系的完善需要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理念指导下,遵循“预防-震慑-应急”一体化的供给模式,建构多元供给主体联动体系,从而弥补现有供给体系的不足,全面推进“海外中国平安体系”建设。     

美国应对国际安全问题的行为逻辑

美国应对国际安全问题的核心目标是维持其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当美国认为应对国际安全问题有利于维持其主导地位时,多采用“多边主义”政策;当认为不利于维持其主导地位时,则由“议题性质”决定美国将采用何种政策。议题性质由“威胁认知”与“威胁界定”两个次级影响因素构成。其中,威胁认知是决定美国应对国际安全问题的首要影响因素,当美国决策者对有关国际安全问题的威胁认知高时,就采取单边主义行动;当其对有关国际安全问题的威胁认知低时,则实行减少国际参与、逃避国际责任的孤立主义政策。威胁界定作为次要影响因素,与威胁认知一同塑造美国的政策选择。当威胁认知高且威胁界定损害国际秩序支柱时,美国通常采用防御性单边主义政策;当威胁认知高且威胁界定不损害国际秩序支柱时,则实行进攻性单边主义政策。在美国应对国际安全问题时,由于维持主导地位的思想与国际安全治理的理念背道而驰,导致美国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愿望和规则难以转化为基础性共识;在此类不能转化为基础共识的情况下,美国将会采取有悖于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法的行动,以维持其主导地位,也对国际社会稳定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     

《五国防御协议》组织：鲜为人知的东南亚地区安全组织

本文追溯《五国防御协议》(FPDA)自1971年签定至今的演变历程。它详述了《五国防御协议》的三个主要部分的发展情况:区域统一防御系统(IADS)、政治军事对话结构和军事演习计划。此外,本文还力图把《五国防御协议》置于东盟、东盟地区论坛、地区内部双边军事关系和与美国的防御关系所起的安全作用的背景下。本文认为,尽管《五国防御协议》组织在维护地区安全方面的作用不能等同于美国的军事贡献,而且这个集团肯定也面临着严重的挑战,但它却有助于提高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对付不仅是传统的安全威胁,而且是日益不对称和非传统的挑战的能力,从而有助于全面维持地区安全。     

思想·制度·工具——美国国家安全体系的一种分析框架

各国国家安全体系建设的相关经验,可以为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的中国国家安全体系建设提供参考和借鉴。国家安全体系一般都有一些必不可少的基本构成要素,但由于各国历史文化、内外环境和发展需求等方面的差异,这些要素的演变历程、具体内容和实际作用可能大不相同。作为超级大国,美国拥有最为庞大、完备且富于自身特色的国家安全体系。这个体系主要由指导思想、法律制度和保障工具三类要素构成。其指导思想是维护全球性主导地位,并带有绝对安全倾向;决策机制既遵循一套完整的跨部门分级流程,也涉及各种非正式决策模式;法律制度与监管机制系统完备;保障工具与手段多样有力,包括超强的军事能力与联盟体系、强大的经济实力与情报体系以及广泛的社会基础。然而,作为一个在冷战中形成的"安全化国家",美国的安全目标与手段、资源之间存在持续张力;空前庞大的国家安全体系也会受到内外条件的制约,经常陷入能力捉襟见肘、行为进退失据的境地;尽管在国际体系中拥有显著的"权力优势",美国同样面临发展利益与安全利益之间的矛盾。     

欧美科技制裁协作的动力与分歧：基于欧盟的视角

科技制裁在持续的军事冲突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在和平时期的地缘政治中也从未消失。欧盟与美国是最大的制裁实施者,双方的制裁协作在多个地区和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欧美科技制裁协作较为频繁,但欧盟和美国在制裁政策上仍存在诸多分歧。文章从欧美价值观、安全威胁和二级制裁这三个维度出发,剖析欧盟与美国进行科技制裁协作的动因与诱发分歧的因素,并选择俄罗斯、伊朗和中国这三个具有代表性和差异性的案例进行比较。欧盟与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协作水平最高;在伊朗案例中,二级制裁因素带来的欧美分歧较为突出;在中国案例中,欧美尚未达成明显的制裁共识。共同价值观、安全威胁的紧迫性、二级制裁压力等要素是促使欧盟参与美国科技制裁的重要动因。然而,不同的外交政策理念、安全认知的错位和二级制裁的反作用力也使欧美分歧难以弥合,大大削减了制裁效率。     

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变革与东北亚地区安全

以国家安全委员会为代表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是现代国家安全决策、协调和咨询的最核心机构。从理论上讲,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关系到国家安全战略的每个环节,可以结合外交政策分析的不同视角,同时又具有比较政治研究的重大意义。从实践上来看,美国、英国、法国等世界上主要大国都已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国家安全领导体系,而东北亚中、日、韩三国从2013年开始也相继进行了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变革,建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及其常设机构。尽管从人员构成、战略目标、运行模式等方面来看,三国变革后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还有差异,但是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变化对东北亚局势还是造成了深远影响。中日关系、朝鲜半岛问题、东北亚地区的安全架构都出现了新的变化;同时,各国国内安全问题,特别是非传统安全问题已成为新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主要涉及领域。东北亚地区国家安全领导体制改革是全球范围内国家安全转化和重构的一部分,未来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建设要从理论上探讨如何规避其中的官僚政治特别是小集团思维因素,在理念上要与国家安全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上要充分考虑其长期性、复杂性,并为体制变革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