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应对国际安全问题的行为逻辑

美国应对国际安全问题的核心目标是维持其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当美国认为应对国际安全问题有利于维持其主导地位时,多采用“多边主义”政策;当认为不利于维持其主导地位时,则由“议题性质”决定美国将采用何种政策。议题性质由“威胁认知”与“威胁界定”两个次级影响因素构成。其中,威胁认知是决定美国应对国际安全问题的首要影响因素,当美国决策者对有关国际安全问题的威胁认知高时,就采取单边主义行动;当其对有关国际安全问题的威胁认知低时,则实行减少国际参与、逃避国际责任的孤立主义政策。威胁界定作为次要影响因素,与威胁认知一同塑造美国的政策选择。当威胁认知高且威胁界定损害国际秩序支柱时,美国通常采用防御性单边主义政策;当威胁认知高且威胁界定不损害国际秩序支柱时,则实行进攻性单边主义政策。在美国应对国际安全问题时,由于维持主导地位的思想与国际安全治理的理念背道而驰,导致美国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愿望和规则难以转化为基础性共识;在此类不能转化为基础共识的情况下,美国将会采取有悖于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法的行动,以维持其主导地位,也对国际社会稳定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     

因势利导:化解非传统安全困境的东盟路径

非传统安全困境存在吗?这种安全困境为何产生?以东盟为中心的东亚区域合作能否将其化解?既往研究通常一分为二地看待国家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议题中的行为逻辑,用安全困境的理论解释前者,安全化与和合主义等概念描述后者,认为后者更易导向国际合作。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非传统安全危机,然而世界各国却在应对过程中合作乏力、对立加深,这是一种非传统安全困境,各国政策和行为意图的不确定性是其主要原因。冷战后,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合作架构在非传统安全议题上因势利导,增强各国对安全威胁的共同认识,依托既有地区合作机制凝聚共同利益,形成了增强政策和行为意图确定性的“威胁—利益”转化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这种非传统安全困境。2020年4月,为应对疫情而召开的“10+3”特别峰会即为例证。东盟国家与中日韩三国对安全利益的共识虽有待增强,但对安全威胁的预估已趋于一致,是化解当下全球性非传统安全困境的一个地区性积极表征。     

新冠肺炎疫情与全球安全文化的退化

安全文化是一个社群就怎样界定安全和安全威胁、怎样保障和实现安全所达成的主体间理解和共同知识。冷战之后,全球化推动了一个全球社会的初步形成,因之也催生了一种以开放安全、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为基本内容的合作型全球安全文化的雏形。但是由于全球治理失灵,不断出现且日益积累的全球性威胁得不到有效应对,民粹现实主义强势兴起,合作型全球安全文化屡遭重创,开始向以封闭安全、孤立安全、零和安全的冲突型安全文化转变,明显降低了国际安全合作的几率。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全球公共安全合作的失败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虽然人类向共同体进化的历史大趋势不可阻挡,但在一段时间内,合作型全球安全文化与冲突型全球安全文化的激烈竞争将会是国际关系的新常态。     

霸权的逻辑：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多边转向

二战后,美国在亚太地区构筑起双边联盟体系,但近年来对于加强多边安全合作更为积极。美国近几届政府在亚太安全战略方面作出了重大调整,从奥巴马政府到拜登政府都在推动双边合作转向多边合作,而为何发生这一转变值得探讨。美国在权力优势明显时,倾向于采取双边合作;当美国权力优势缩小时,更加重视多边合作,其安全合作形式是接近于联盟还是相对松散的安全合作,则取决于外部威胁性质和内部分歧大小。美国亚太安全合作形式的调整取决于中美实力差距、外部威胁变化和成员国分歧,多边形式可以更大范围地进行国际动员,最大程度地维护自身的霸权地位。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多边安全合作拥有稳固的合作基础、灵活的多边形式和共同的身份认同,有助于美国调动战略资源和联合应对共同关注的威胁。亚太多边安全合作增强了美国的安全动员能力,冲击了亚太地区秩序,给中国带来较大的安全压力。但不同合作机制也面临合作程度不一、成员战略分歧和合作议题分散的影响,合作进程存在着不确定性。     

探析中俄地区安全务实合作

中俄在许多安全领域具有共同利益，两国之间的安全合作也有较为坚实的政治、经济和历史基础。在新的安全环境下，中俄双方需共同努力，在以下方面推进务实安全合作，保证战略稳定和地区稳定：共同推动上合组织有效履行维护地区安全责任；在战略互信的基础上深入开展军事合作；加强维护地区安全方面的合作；深化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     

美越安全合作的发展及其影响因素

自1995年实现关系正常化以来,美越安全合作逐步打破坚冰,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合作水平不断提高,合作机制日趋成熟。尽管美越之间存在战争阴影,缺乏政治互信,且都在经济上与中国有密切联系,但两国在牵制中国崛起上具有共同利益,这使得本有嫌隙的美越两国逐渐淡化意识形态对抗而愈益靠拢。美越安全合作不仅促进了两国的全面合作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越南军事实力,也使得东南亚地区安全局势更趋复杂。     

中国与东盟：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的现状与意义

“9.11”事件突出表明,当今世界安全威胁呈现多元化、全球化的趋势,各国在安全上的共同利益增多,相互依存加深,加强对话与合作成为寻求共同安全的重要途径。尽管传统安全仍是许多国家关注的主要内容,但非传统安全问题也越来越引起各国的重视。①本文以非传统安全为例,论述了中国东盟在这方面合作的背景、现状和意义。     

国际安全的价值内涵与实践路径

“ 国际安全”的概念是从“安全”扩展而来。安全、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的价值内涵都是 由国家赋予的。国际安全在价值内涵上可以说是安全、国家安全的进一步深化，包括实践价值和认 知价值。国际安全的实践价值体现在，国家追求的国际安全是国家之间在客观上没有安全威胁，且 必须借助物质条件和手段。国际安全的认知价值体现在，国家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等主流人士 尤其是决策层对于国家、国际关系的认识和情感规定着国际安全的价值、政策与实践。要实现国际 安全目标，需要宏观长远的战略思考和保障性的安全政策。其关键是，认清安全的本质，超越传统 的国家安全观和国家权利观，以发展求安全、促安全，并将自利与利他结合起来；处理好内部发展 问题，协调好外部关系，在应对安全问题时综合治理，并以对话求协调、促合作，增进人类和谐。     

印度-澳大利亚海洋合作:动力与制约

印度和澳大利亚近年来不断加强海洋合作。这主要表现在举行联合海军演习、建立海洋对话机制、推动地区海洋治理等方面。两国之所以不断加强海洋合作,主要因为双方都调整了海洋战略、均希望制衡中国、促进经贸合作以及应对海上非传统安全威胁。另一方面,由于双方全球外交战略存在差异、对中国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印度不满澳大利亚发展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以及印澳距离较远和经济关系不密切,两国在进行海洋合作时会受到一定制约。不过,由于双方不存在根本性矛盾,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两国未来还会进一步加强海洋合作。     

从气候变化到气候安全：国家的安全化行为研究

安全化是非传统安全问题形成的必经过程。在非安全领域的问题能够造成(潜在)威胁并已成为国际社会重要议程的前提下,国家所处的安全环境、本国独立维护安全能力所受威胁的认知以及国家与该问题起源地之间的地理距离,是决定该国是否将该问题安全化的主要因素。其中,国家有关自身独立维护安全能力所受威胁的认知是核心因素。英美两国在气候变化安全化上的行为表明:若某非安全领域问题具有全球性,那么国家与该问题起源地之间的距离可以等同于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家安全环境受到较大威胁,那么国家认为其独立维护安全的能力也受到较大威胁,本国将该问题安全化的可能性增大。如果国家安全环境受到威胁较小,这将出现两种情况:第一,若国家认为其独立维护安全的能力未受较大威胁,那么本国将该问题安全化的可能性小。第二,若国家认为其独立维护安全的能力受到较大威胁,那么本国将该问题安全化的可能性大。为了限制国家在安全化行为上的反复变化给全球气候治理造成的障碍,联合国可以通过发挥集体安全机制的作用促使气候变化"集体安全化"。     

东盟国家的安全合作及其影响

东盟国家安全合作的目的是借助合作,实现优势互补,提高军队的作战能力,以镇压内乱和加强边境联防,共同抵御边界和海上的各种威胁。东盟成员间的安全合作主要围绕东盟地区论坛、成员国建立信任措施、南中国海争端、地区低烈度威胁及军事和防务等领域开展。东盟的安全合作是积极防御性质的合作,它将有利于亚太多边安全机制的建立。     

新中国70年国家安全观的演变:认知、内涵与应对

新中国成立以来，面对国内外安全环境的变化，中国实现了由传统安全观向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演变，显著体现在安全环境研判、安全内容认知和安全维护手段三个方面。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安全方面频繁推出新理念、新方案和新举措，中国的安全能力不断增强，国际安全影响日益增加。在安全观方面，中国先后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亚洲新安全观、亚太安全观等理念，实现了安全观的变革与创新。安全环境研判方面，对国内安全的认知更加全面系统、对周边安全的认知更加统筹协调、对国际安全认知更加注重“中国作为”；安全内容认知方面，认知内容日益丰富，兼顾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统筹国家安全与人民安全；安全维护手段方面，不断完善国家安全体系、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和推进国际安全合作。回顾新中国七十年国家安全观的演变，历经安全实践的锤炼，已经形成了一些基本经验，主要体现在安全环境研判需考虑内外因素并注重其联动性、坚持核心安全需求的底线和安全维护手段要以和为贵、文攻武备。展望未来，其重要启示在于中国的国家安全观要注重安全需求与安全能力之间的平衡，将安全能力建设视为至关重要的任务，不断促进安全维护手段的多样性和灵活性。     

美越防务安全合作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近年来,美越关系不断升温,尤其是在防务与安全合作领域取得了引人瞩目的进展,美越双方从战略上日益重视防务安全合作,军事高层互访频繁,实质性军事交流合作如联合军演、开放越南军港、人道主义救援行动等持续开展,核能领域的合作得到加强,美国全面解除对越武器出口禁令,美越防务安全合作日趋机制化等。美越从昔日的军事对抗走向今日的军事合作,源于亚太地缘政治与安全形势变化背景下两国对安全利益的认知以及安全战略和外交政策的调整,其主要动机及意图是通过相互借力削弱或制衡中国,并在南海问题上实现各自的目标诉求。美越安全防务合作对中国周边安全以及中国外交造成了挑战,它影响了中美关系与中越关系的健康发展,不利于南海问题的和平解决,使中国周边安全形势更加复杂化。虽然美越军事合作暂时难以走向军事同盟,但中国应采取必要的应对策略,积极推动中越关系的发展,加强中国与东盟关系,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加强中俄战略合作,加强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完善周边安全战略,提升应对周边安全危机的能力。     

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国际研讨会主要观点

“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国际研讨会于2005年8月3-4日在北京召开。会议由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与福特基金会共同主办,来自中、美、俄、日、韩、朝六国的2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传统同盟关系、六方会谈、双边关系、非传统安全、经济合作与东北亚安全合作,以及建立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的困难和方案等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现将会议一些主要观点摘要选登如下,以飨读者。     

从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透视中国的新安全观

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不仅有利于彼此的经济建设 ,而且有利于彼此的安全建设。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充分体现了中国“互信、互利、平等、协作”8字核心的新安全观。彼此的互信是实现共同安全的重要保障 ;互利是建设自由贸易区的基本动力 ;平等是经济合作与交流和国际政治民主化的基本要求 ;协作是实现国际安全的重要手段和途径。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是以经济合作与互信推动政治合作与互信 ,是中国构建长期稳定的周边安全的重要举措。     

相互依赖与国际合作的相关性考察

相互依赖理论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支重要理论。相互依赖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 至于它会 实现合作还是导致冲突, 概念本身无法回答;合作不该被视为没有冲突的状态, 而应该被视为对冲突或潜在冲 突的反应。共同利益只是国际合作产生和进行的一个基本前提, 但共同利益存在本身不会自动导致国际合作 的出现。国际制度是由国家制定的对相互依赖关系产生影响的一系列具有控制性的安排, 在国际制度对国际 相互依赖进行管理和约束下, 相互依赖与国际合作呈正相关关系。     

金砖国家网络安全合作:进展与深化路径

金砖国家作为一支代表新兴经济体的力量,在网络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国际影响力逐渐扩大,并积极致力于推动相关国际规则的制定。金砖国家所共同面临的网络安全问题为其之间的合作提供了战略基础,并且正在通过建设金砖国家光缆以及建立网络安全问题工作组、信息通信技术使用安全专家工作组等方式来深化彼此在面临网络安全问题时的协作机制。金砖国家网络安全合作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于:网络空间治理构想不同,网络安全合作面临掣肘因素以及西方国家的分化政策。金砖国家应完善应对网络安全威胁的合作平台,通过民间对话带动政府间合作,运用金砖机制引领发展中国家信息科技合作,共同推进全球网络空间规则的制定。     

远东地区：中国、俄罗斯、美国、日本的安全认知

近年来，远东地区在俄罗斯国家发展战略和对外战略中的地位出现了上升的趋势，这种变化源于对广义和狭义的远东地区的特殊政治经济条件的深入理解。本文指出，远东地区各大国的复杂的安全认知使得这一地区出现了理性国际格局形成的趋势和重新加强结盟以防范对手的趋势同时并存的局面。这种局面表明，远东地区真正的安全合作构架尚在萌芽状态之中。由此，各国一方面应警惕重返冷战旧辙的可能，另一方面更应看到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互补性和交融性所展示的合作的机会。目前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抓紧时机，使这一地区的内部发展和跨国合作能够进一步地形成互动。     

欧俄能源供应早期预警机制

近年来，能源供应安全问题一直是欧俄关系中的重要议题。发生于2006年和2009年的两次俄乌天然气争端，使欧洲与俄罗斯同时蒙受巨大损失。此后，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欧盟与俄罗斯一方面加强彼此在能源供应上的沟通与合作；另一方面力图实现各自能源进出口渠道的多元化，     

拉美地区的安全形势与安全合作

当前拉美国家面临的安全问题和安全形势包括国际安全和国内安全两个方面。国际安全方面的主要威胁和问题是恐怖主义、毒品走私、非法移民和难民、边界和领土的争端与冲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威胁、敌对势力的颠覆活动。国内安全方面的主要威胁和问题是政治的脆弱性、治理能力的丧失、经济的危机、失业和贫困人口的增加、社会的动乱、民族间的冲突。自冷战结束以来 ,恐怖主义的凸显成为影响国际安全的主要因素之一。“九一一”事件后 ,拉美国家之间、拉美国家与美国之间在安全和反恐问题上的合作在加强。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 ,美国在安全和反恐斗争方面需要拉美国家的合作 ,而拉美国家在维护国内和国际安全方面也需要美国的支持。然而 ,拉美国家之间 ,特别是美拉之间在上述问题上也存在不少矛盾和斗争。美国借反恐加紧控制拉美国家 ,而拉美国家当然不会听任美国的控制。美拉之间这种既有合作又有矛盾和斗争的状况将会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