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乡土社会的法律信仰培育

伴随三农问题研究的逐步深入,乡土社会法治建设纳入了国家法治建设的轨道。本文从我国实际出发,旨在阐释乡土社会法律信仰的重要作用,深入探究当代中国乡土社会法律信仰存在的突出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和培育措施,以期为我国乡土社会的法律信仰培育有所裨益。     

从贵族法治到帝制法治

法治转型是围绕社会转型进行的,中国第一次社会转型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与此相应,法治转型则是由贵族法治转为帝制法治。贵族法治的特质是别亲疏、殊贵贱、断于礼,也就是西周以降的礼治。“废井田,开阡陌;废分封,立郡县”是春秋战国社会转型的全部内容。这种转型用今天的语言来表述,就是经济转型和政治转型。为适应社会的这种转型,先秦法家提出了“法治”理论。这种“法治”,与传统的礼治相对立,其特征是“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重心是治吏治官。这是秦汉以后中国法律制度的思想基础。秦汉以后的中华帝国法治主要是这种观念制度化的结果,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用“儒家思想法律化”来概括帝制中国的法治特征较“法律儒家化”为妥。     

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中国法治全球化

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各项制度有着自己的特点，有待进一步建立与完善，在这其中法治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面对着中国正处的社会转型时期，面对着法律全球化与法律移植问题，中国法治的道路上正确处理法律全球化、法律移植与本土化的问题，应当把握好当今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状况，使之与法治相互协调，促进社会的发展。     

萨维尼法哲学思想与乡土中国

萨维尼为19世纪历史法学流派的先锋人物,其提出了德国法构建中的民族精神性,即认为法是一个土生土长的、自给自足与自我演进的过程.乡土中国法治进程举步维艰,个中原因不外乎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的冲突,面对冲突,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法治社会的进程应当认真品味萨维尼“民族精神”的法哲学思想.     

徽州田野调查的个案分析——从“杀猪封山”看习惯的存留与效力

在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里,法律渊源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除朝廷律令之外,传统习惯曾经是调整人们日常生活和民事行为的重要渊源。近几十年来,随着社会结构和社会性质的根本性转变,中国社会的法律与秩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传统习惯在当代中国农村是否还存在?习惯是否与现代国家制定法相冲突?其在农村法治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怎样?这些问题都应引起我们法学研究的重视。通过对徽州农村民事习惯调查中的个案分析发现,在当今徽州农村仍然存留着大量的传统习惯,有些习惯甚至发挥着重要的法律效力。在当代中国农村的法治建设中,我们应当承认和重视发挥习惯的法律效力,探究那些“被冷落的真实”,为农村法治建设的发展寻找传统的动力。     

我国法治实践的若干法律问题

随着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宏伟目标的明确提出,我国的法治进程得到不断推进。但是,“人治”观念的影响、民主政治的不健全、道德与法律在法治进程中同时并存、法律移植与本土化的矛盾、乡土社会实施法律的艰难以及法的实效的不理想却造成我国法治进程比较缓慢。因此,我国应加强“法治”观念,真正使民主制度法律化,正确处理道德与法律、法律移植与本土化之间的关系,促进国家法在乡土社会的实施,尽量通过提高立法技术等措施保证法功能、目的的实现,进而使我国的法治建设取得更大的成效。     

法治的困惑:从两个社会文本开始的解读

在田野考察基础上获得的两个社会文本从侧面揭示了,在乡土社会之中,现实的“法治”在偏离理想化意义的背景下运行。交叉学科的分析发现,其主要原因在于存在一种被作者称为“重新阐释”的过程(这同时是乡土社会地方性知识对政府推进型法治自上而下灌输的现代西方式法治知识逐渐由被动迈向主动的回应),并论证了这将是一种需要时间的中国式法治过程,从而希望能够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西法背景下中国古典法律解释的意义——文化视角的说明

以文化视角认识西法背景下的中国古典法律解释的意义可从以下几个路径展开:从学术角度看,中国古典法律解释为当代中国法学提供了宝贵的法律和法学资源;从立法意义上说,古典法律解释所透射出来的对实质合理性的价值追求是一项重要的法治本土资源;从法治角度看,中国古典法律解释为现代法文化的中国化奠定了基础,法治全球化不能离开自身的法文化传统;从法律实施角度看,法律是在解释中实现的,法律解释通过说明法律和创造法律等具体行为来推进制定法的发展和完善。     

基层法律服务所实证研究——现实法律需求视角下的基层法律服务所

基层法律服务所是我国司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浓郁的乡土韵味彰显出中国基层司法所特有的乡土特色,亦在基层法律服务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的法治能否建立,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农民的服务能否得到满足。①”基层法律服务所在农村改革和律师稀缺的背景下,为基层乡民提供消费低廉、亲和力强、方式灵活的法律服务,满足了基层农村这种特质的法律需求。但是,基层法律服务所并不因为它极具中国特色和饱含乡土韵味,而让人为其极尽吹捧之能事,社会各界对于基层法律服务所以及基层法律工作者的意见分歧很大。近年来“…     

试析法治建设面临的基本矛盾

当前，法治已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追求目标。但由于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独特传统的文明古国，在这样厚实的历史土壤上培育新的种子，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冲突或矛盾，清醒地认识并妥善解决这些矛盾，对全面理解“依法治国”理论不无稗益。 （一）应然社会与实然社会 费孝通先生于４０年代撰著出版的《乡土中国》一书中，将以“乡土社会”为特色的中国社会秩序称之为“礼治秩序”，以与现代社会的“法治秩序”相区别。当代中国显然不同于传统中国社会，从制度层面上去分析，应该说基本上属于现代社会形态。“人民代表大会制”早已施…     

经济法学基本理论研究的困境与出路

经济法学界在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上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混乱现象.其主要原因在于对中国经济法现象缺乏独立的思考,对中国国情和中国经济法的基本任务认识模糊,理论建构与时代发展严重脱节.中国经济法不是成熟市场经济的产物,而是伴随着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在建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部门法律.中国经济法的主要任务或功能不是调整"市场失灵",而是为了推动竞争性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不是为了强化国家干预经济的职能,而是要用法律手段规范和制约政府行为;不是以公共利益否定私人利益或以私人利益否定公共利益,而是要与民法、行政法等部门法一起形成良性互动机制和市场法治秩序,最终切实保障市场主体的正当权益不受非法侵害.     

作为一种"国家法与非国家法多元互动"的全球化进程——对"法律全球化"争辩的中立性批判

中国法学界的"全球化论辩"可以从"肯定"与"否定"这两种态度加以分析。以"国际化"与"全球化"的区分为参照性判准,可以发现,"反法律全球化"论者与对"法律全球化"持肯定态度中的"唯法律全球化"论者其实都处在着同"去国家化"相关的"法律一元论"这一层面上,只不过前者主张的是"国家法律一元论",而后者主张的是"非国家法律一元论"。"法律全球化"是一种在全球层面上展开的包含"法律国际化"的进程,是一种从"国家法律一元论"走向"国家与非国家法律多元论"的开放性进程。中国法学论者之所以尊奉"法律一元论",实是因为教条性地尊奉"法律的唯国家意志论"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两个经典论说的结果。     

乡土社会变迁中法律信仰危机的思考

法律信仰是支持法律和法治事业的精神动力,没有法律信仰,法律是苍白的,法治是无望的。在我国农村的法治化过程中,主体法律信仰危机严重阻碍了中国法治建设的进度。法律信仰危机,是由于匮乏的物质基础、落后的文化传统、政策与法律的错位、非法行政的惯性、司法救济的短缺等多种因素导致的。     

讼师在明清时期的评价及解析

作为精通法律与狱讼,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职业群体,讼师在中国古代尤其是明清时期人们对其态度判若云泥。以官府为代表的"官方表达"将其描述为教人挑词架讼,坏人心术的"讼棍";而以民众为代表的"民间实践"却将其奉为仗义而行,维系社会正义的"貔貅"。造成这种反差的原因不仅反映了明清时期司法制度设计上所存在的问题,而且暗含了官府"息讼"话语与民间"健讼"事实之间的紧张关系。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反差向我们揭示了中国古代王权主义秩序情节下对于社会和谐追求的困境与问题。     

中华法系并非“以刑为主”

传统观点认为:“以刑为主”是中华法系的一个重要特点。这种观点只注重历代“律”典的分析研究;只注重中国古代刑事法律和民事法律的比较;没有重视从动态的角度分析研究中国古代法律的发展变化。至迟从唐代开始,中国古代法律已经不再“以刑为主”,而是行政法律越来越占主导地位。以行政法律为主是中国古代成熟时期法律形态的一个重要特点。中国古代行政法律之所以异常发达,除了行政管理必然要求法制化(文明化)的一般原因外,更重要的是中国古代的行政权力异常强大和重要。     

湖南法治政府建设实践的经验启示

2008年以来，湖南省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文件，构筑形成了全面建设法治政府“一纲要一规划两规定六办法”的政策法规格局，并在具体实践中真抓实干、敢为人先，取得显著实效，引起全国上下广泛关注，形成中国法治政府建设所谓的“湖南模式”。“法治湖南”实践正在以其独特的内容和魅力促动着中国法治政府建设全面起航。通过探讨促动“法治湖南”建设实践动因，详细分析限权和服务为轴的湖南法治政府建设实践：一方面通过程序规控行政权力，达致“正确地做事”之目的，另一方面通过规定政府服务内容，追求“做正确的事”之目标。在此基础上，解析了湖南法治政府建设实践的经验启示。     

作为一种主观且可变进程的全球化——对中国法学"全球化论辩"之客观必然性预设的批判

在中国法学的"全球化论辩"背后,还在更深的层面上隐含着另一个把全球化的趋势视作是一种客观且必然的历史进程的共同理论预设。基于全球性与全球主义高度互动的视角,这一理论预设在根本上掩盖了全球化作为一种特定的主观之物或一种特定意识形态建构之物的可能性,也使人们根本意识不到全球化或"法律全球化"实际上是一场有关"全球化"性质和方向的"话语争斗";基于中国与全球化关系框架来看,在这一理论预设下无论是顺应之策还是拒绝之策,都具有一种完全丢失中国自身立场或视界的被动特征,而完全意识不到作为全球化与反全球化进程中的任何成员——尤其是中国——积极参与重构或重塑全球化进程及其方向的可能性。     

Globalization as Boundary‐Blurring: International and Local Law Firms in China's Corporate Law Market

The worldwid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firms has generated regulatory battles and workplace conflicts in advanced market economies as well as developing countries. This article uses the case of China to explore the changing global–local relationship in 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legal profession and to understand the role of the government in constituting the corporate law market.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corporate law market is a process of boundary‐blurring and hybridization, by which local firms become structurally global‐looking and global firms receive localized expertise. Boundary‐blurring occurs in law firms' workplaces, in lawyers' career trajectories, and in state regulatory policies. It has produced a localized expertise that can be diffused conversely from local firms to global firms and has partially changed their relationship from collaboration to competition. Consequently, it becomes increasingly difficult for the government to make or enforce any substantive policy to clarify the market boundary between these two types of law firms.     

法律全球化与中国诉讼法文化的构建

法律全球化作为一种不可回避的现象,对我国诉讼法文化的冲击远远超越了"中———西"范式,以及简单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两分法。本文从分析法律全球化的内涵入手,指出法律全球化并不存在西方学者所谓的中心与边缘,而是全世界各主权国家共同参与的进程。在法律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传统诉讼法文化所表现出的"无讼"、"重调解、轻裁判"、"重实体、轻程序"、较强的国家本位主义等特点已不合时宜。面对法律全球化的冲击与挑战,我们应当以积极的态度去研究它,对其再生利用,并从诉讼观念变革、诉讼制度建构和司法方法论研究等三个方面去重塑我国的诉讼法文化。     

论政府环境责任的缺陷与健全

政府环境责任的缺陷和不足,是环境保护领域政府失灵、环境法律失灵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政府环境责任的缺陷主要体现在"重政府经济责任,轻政府环境责任"、"重企业环境义务和追究企业环境责任,轻政府环境义务和追究政府环境责任"、"重政府环境权力,轻政府环境义务"等八个方面。通过阐明健全政府环境责任的法理基础、指导思想和原则,提出建立健全政府环境责任的体系和制度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