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历史与历史观的延续性与维新——一个基于德国一战反思的考察

德国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有关战争责任的话语更迭浓缩地反映了德国的历史观。作为体现时代色彩的口述史,希特勒自传《我的奋斗》认为德国乃被动地为民族和自由而战,拒绝接受德国战败的耻辱遂成为二战的直接诱因;魏玛共和国对《凡尔赛和约》持修正主义立场,反对所谓的"战争责任谎言"成为此一时期的历史共识;第三帝国强调二战是一战的延续;二战以后,魏玛时期的立场得以复辟,然而历时多年的"费舍尔争论"彻底打破了德国的现代国家话语神话,"德国一战主要责任论"得以确立,批判性自我反思成为德国历史和历史书写的新的延续性。这种延续性已经超越了有关一战的历史共识。     

施米特与俄罗斯当代政治思潮

德国法学家施米特著作的大量出版和被广泛引用,是近年来俄罗斯思想界的流行现象之一。此现象的出现是由于西方的学术影响、当代国际政治和俄罗斯国内政治现实等因素造成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对施米特及其学说在俄罗斯流行既有赞成也有反对。在这一学术争鸣中,俄罗斯学者既对施米特关于"例外状态"、敌友划分、"大空间"、"欧亚联盟"等主要思想及其意义进行了深入研究和阐释,同时也运用施米特关于"委员专政"、"国家"与"政治"的基本划分等概念工具,对当代俄罗斯政治现实进行了理论解释。     

21世纪新时期“德国问题”发展新考

自从欧债危机爆发以来,实现国家统一已经20余年的德国广受国际社会的关注、质疑和诟病。"德国的欧洲"还是"欧洲的德国"问题又在困扰德国、欧洲与世界。对此问题,本文认为:"德国的欧洲"是客观存在的,无论德国处于怎样的状态,其对欧洲乃至世界格局的冲击作用一直存在;二战以后的欧洲一体化致力于"欧洲的德国","接纳德国"同时又"防范德国",已经取得巨大成效,德国开始奉行一种具有"‘文明国家’内核的现实主义的‘贸易国家’外交政策",至今未变;在21世纪新的历史条件下,德国在"欧洲的德国"(原则层次)框架中推行"德国的欧洲"(操作层次),包括发展同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关系,是着眼于国际政治的结构性变化,迎接全球化的挑战,势之使然,具有积极的作用。     

“规范”和“市场”之间:欧债危机背景下的欧盟力量研究

本文从西方学术界21世纪初关于欧盟力量的讨论出发,追踪了欧债危机背景下"规范性力量欧洲"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层面出现的新变化及其与"市场性力量欧洲"之间展开的辩论。文章认为,尽管两种理论模式在"规范"和"市场"何者是欧盟力量本质特征的问题上存有分歧,但二者间最终呈现的融合与互补态势反映了欧盟通过塑造国际规则和规范实现战略利益的对外政策常态。与此同时,规范性力量研究议程呈现出更具包容性和多样性的取向,特别是将经济自由主义和市场性原则纳入欧盟核心规范体系,欧洲中心论松动等也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学术界反思欧盟力量相对下降和国际力量格局变化的新现实后做出的回应,对于我们理解欧盟在国际规范、国际秩序演变中的角色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意义。     

欧洲的安全模式为什么会失败?

<正>2014年是一战爆发100周年,也是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在年初乌克兰危机出现之前,特别是自2013年以来,舆论界有人认为2014年东亚有可能复制一场战争,而且中日之间在钓鱼岛问题上必有一战。谁也没有想到乌克兰危机横空出世,把世人的目光又吸引到了欧洲。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2014年初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也将东亚形势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形势相比。他称,一战以前,德国和英国依存度非常高,但并没有阻止战争的爆发。1言外之意就是,尽管今天中国和日本之间的经济依存度很高,恐怕也很难避免冲突的发生。他的这个讲话因不合时宜而受到国际舆论的批评。事实上,战争与冲突并没有发生在东亚,而发生在欧洲。通常西方人,特别是欧洲     

知耻后勇，面向未来——解读德国总统克勒纪念二战结束60周年的讲话

5月8日是二战欧洲战场的战争结束日.作为这场战争祸首的德国,其历届国家和政府首脑例行的"5·8讲话"也因而成为世人关注的敏感话题.本文旨在以二战结束40周年时前联邦德国总统魏茨泽克的讲话为参照背景,对现任总统克勒于2005年发表的"5·8讲话"进行解析.     

全球反恐运动中的德国——“9·11”后德国反恐的表现、特点及其国际影响

文章考察了“9·1 1”事件后德国在全球反恐运动中的立场、角色和主要表现 ,分析了德国反恐怖主义政策的特点、缘由及其产生的作用和国际影响。文章认为 ,德国的特殊历史和它在国际体系中尤其是欧洲举足轻重的地位使其在后“ 9·1 1”时代的反恐怖主义运动中分外引人注目 ,它的各项反恐怖主义措施和行动必将对德国、欧洲乃至世界反恐运动的发展和国际局势的演变产生重要影响。文章强调 ,德国在反恐运动中折射出的外交与安全战略为我们认识大国关系和国际体系的变迁提供了参照 ,值得进一步关注与重视。     

欧盟在国际气候与能源政策中的领导角色和德国的能源转向政策

本文将欧洲的气候与能源政策以及德国的能源转向政策视为一枚硬币的两面予以解读。首先介绍欧盟气候与能源政策一体化的历史发展脉络,继而指出当前的问题,尤其是欧洲碳排放交易体系出现的问题。本文第三部分指出欧盟在这一政策领域的领导作用式微,而且仅有少量迹象表明,在未来几年,欧盟还能像21世纪头10年那样决定国际气候政策。第四部分介绍德国能源转向政策的发展,并将其作为次优机制进行阐述。在结论部分,本文将气候与能源政策的讨论置于一个更广阔的框架,探讨本文所呈现的视角的其他相关问题。     

18世纪德国学者穆尔的中国研究

德国学者的中国研究,可以追溯到17世纪,19世纪之后始蓬勃发展。相比较而言,18世纪是一个相对沉寂的阶段,缺少引人注目的学术名人。纽伦堡学者穆尔即是这样一位被忽略的"业余汉学家"。他依从个人兴趣,致力于中国研究,通过译介中国小说《好逑传》、宣传《本草纲目》,让中国研究的学脉在德国得以延续。     

德国外交文化解析——以德国的叙利亚政策为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经历了公民教育与历史反思的德国在外交文化领域发生嬗变。两德统一后,摆脱了冷战格局束缚的德国在国际上的地位逐步提高,西方盟友对德国承担更多国际经济、政治与安全责任的期待也相应上升。在此背景下,德国外交文化的内在特征出现调整趋向:军事领域的"克制文化"、"联盟团结"与"多边主义"原则以及"承担更多国际责任"之间此消彼长的态势有所加剧。然而,德国政界加强国际参与的意愿与民众对承担国际责任及使用武力的谨慎态度仍在反复拉锯。德国在叙利亚战争中的外交政策反映出的正是冷战结束以来德国外交文化的延续与调整的特点。     

2009年对德国的意义

在德国2009年有许多值得纪念的重大历史事件。1919年2月德国通过了《魏玛宪法》，建立了民主共和制度。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欧洲战争爆发。经历了灭顶之灾的德意志民族在战后不得不面对国家分裂的现实，1949年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相继成立。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在分裂40年后，德国漫长的和平统一之路的终点近在咫尺。     

年鉴学派与世界体系理论视角下东南亚的“贸易时代”

本文在对安东尼·瑞德等学者关于东南亚"贸易时代"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借鉴年鉴学派和世界体系理论的相关论述,分析在"漫长的16世纪"和"早期近代世界"中东南亚的历史发展所具有的世界意义,以及全球经济体系如何推动了当时东南亚的整体化发展,进而对年鉴学派的长时段方法与世界体系理论的整体结构视角在区域研究中的重要作用进行了探讨。     

理想主义还是新帝国主义?——当代国际法宪政化理论批判

冷战结束后,一些西方特别是欧洲的国际法学者主张国际法宪政化,将宪法的一些价值与原则引进国际法,增强国际法对国家及其行为的约束力。但是,从马克思主义关于法的社会基础、法的本质以及国家观等角度来分析,国际法宪政化在理论上均存在重大缺陷,国际法宪政化缺乏必要的社会基础,同时也是对国际法性质与国家本质的一种误读。世界主义的国际法宪政化理论并没有充分反映现实中国家的复杂的利益计算,只是一种近于乌托邦的理想,而规范性的国际法宪政化则是一种变相的欧洲/西方中心论。无论哪种形式的国际法宪政化理论,都不是国际法改革的方向。国际法改革还是应该植根于国际社会的实际情况,从更好地在新形势下实现国际法的功能角度出发,去完善、创设国际法规则。     

美国的世界秩序观与东亚国际体系的演变(1900-1945)(Ⅱ)

本文从美国的国际秩序观入手,通过考察20世纪上半期东亚国际体系的演变,尝试为这一时期的东亚国际关系建立一个多国的、宏观的分析框架。作者认为:美国从世纪之交就开始谋求在东亚建立一个不同于欧洲权力政治的新的国际秩序,这是美国从建国之初就萌生的改造国际秩序思想的延续;20世纪上半期东亚国际关系的演变过程是美国不断推行和实施其国际秩序思想的过程,美国新的国际秩序思想集中体现在华盛顿体系的建立上;从30年代初直至二战结束,东亚国际关系的演变可以被视为美国捍卫、中国认同、日本挑战华盛顿体系的过程;战后初期美国试图建立的东亚国际秩序不过是华盛顿体系的修正版;华盛顿体系并非仅仅是帝国主义的工具,相反在很多方面有助于中国国家利益的维护。     

美国的世界秩序观与东亚国际体系的演变(1900-1945)(Ⅰ)

本文从美国的国际秩序观入手,通过考察20世纪上半期东亚国际体系的演变,尝试为这一时期的东亚国际关系建立一个多国的、宏观的分析框架。作者认为:美国从世纪之交就开始谋求在东亚建立一个不同于欧洲权力政治的新的国际秩序,这是美国从建国之初就萌生的改造国际秩序思想的延续;20世纪上半期东亚国际关系的演变过程是美国不断推行和实施其国际秩序思想的过程,美国新的国际秩序思想集中体现在华盛顿体系的建立上;从30年代初直至二战结束,东亚国际关系的演变可以被视为美国捍卫、中国认同、日本挑战华盛顿体系的过程;战后初期美国试图建立的东亚国际秩序不过是华盛顿体系的修正版;华盛顿体系并非仅仅是帝国主义的工具,相反在很多方面有助于中国国家利益的维护。     

晚清编译德国军事著作活动考评

作为洋务中师德军事教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德国军事著作的翻译与编纂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以甲午战争为线,晚清编译德国军事著作的活动,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从19世纪70年代至甲午海战为前期,以江南制造总局等官办译书机构为主体,出现了大规模翻译德国先进武器书籍的局面,大量的德国原版军器著作涌入译出.甲午战后为译书的后期.此期译书活动的内容由战前的兵器学译著转向德国的军事学等理论著作;译书机构除官办译书馆外,出现了众多由私人编撰的译介著作与教科书.编译德国军事著作活动与晚清政府的自强运动、军事变革相呼应,丰富并促进了中国近代的师德军事教育.     

对和平与未来的责任 君特&#183;格拉斯的忏悔是一面镜子

在经历了夏季热烈而喧闹的世界杯足球赛之后，相对平静的秋日德国近来又起波澜：著名作家君特&#183;格拉斯在自传体新作《剥洋葱》中自曝17岁时曾参加过纳粹武装党卫军的经历，引起德国乃至国际社会一片哗然。在接受德新社采访时，格拉斯说：“我知道那是耻辱，60年来我一直把这段历史视为耻辱，并努力忏悔。对战争的反思也定义了我后来作为作家和公民的行为方式。”     

对外经济战略、大国关联利益与战后秩序——两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外经济战略与德国问题

两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国对德国问题的处理导致了迥然不同的结果,文章试图探寻这种不同结果的外部根源。文章认为,一战后由于美国坚持要求英法等欧洲国家偿付战争债务,致使后者在德国赔款问题上实施了过度榨取的政策,从而引发了一战后德国国内政治经济的持续动荡,为德国国内极端政治势力的崛起提供了条件。最终,美国不仅没能如数收回债务,反而被卷入二战。而二战结束后,美国实施的马歇尔计划为欧洲重建提供了启动资金,帮助欧洲恢复了经济,抑制了德国国内的极端政治势力,稳固了联邦德国的新生政权,重建了战后国际秩序,同时也实现了美国自身的国家利益。通过对比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后的不同对外经济战略所导致的不同结果,文章试图阐明,随着当代世界安全结构的变迁,大国的利益半径在扩大,与他国的关联利益日趋明显,要实现自身的国家利益,就需要关照包括竞争对手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利益。     

霸权政治和科索沃战争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两个多月的轰炸已经落下帷幕,然而,国际社会对这场战争的反思则刚刚开始。综观这场世纪之末的战争,我们看到,它是美国推行全球战略的一个重要步骤,是美国霸权主义的新写照。     

联邦德国历史教科书中“二战历史”叙述的变革

自建国以来,联邦德国中学历史教科书对"纳粹与二战历史"的叙述沿着"还原历史真相、直面历史罪责"的方向不断改进。20世纪50年代的教科书将战争罪责归结到希特勒身上,掩盖"犹太人大屠杀"的事实。20世纪70年代的教科书揭露和批判了"犹太人大屠杀",却无视德国民众的罪责。21世纪前10年的教科书揭露了国防军和德国民众的罪行,引导学生反思德意志民族背负的集体罪责。联邦德国的历史教科书受社会运动和思潮的推动而不断革新,帮助联邦德国社会树立起正确的二战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