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区自治改革的内卷化分析——一种空间模型的视角

现阶段,我国社区自治改革陷入了"内卷化"的困境,严重制约着我国社区建设的进度和成效.从社区自治改革的空间变迁路径出发,从空间转移、权力转移和利益转移等三个方面对西方国家社区自治改革的成功经验进行分析,指出了西方国家实践经验的后实证主义方法论倾向.以此为基础,构建起一个"内卷化规避"的空间模型,即社区自治改革的成功运行必须同时具备四项内容:宏观上,空间转移的发展取向;中观上,权力转移的路径协调;微观上,利益转移的民主保障;总体上,实质性参与贯穿其中.最后,运用上述模型对我国社区自治改革内卷化的原因进行解读,以图提供一个分析我国社区自治改革"内卷化"的可行性框架.     

走向内卷化的社工机构

我国的社工机构这几年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持续发展过程,然而就其发展的推动力手段来看,无外乎是依靠政府自上而下的推进。社工机构在发展过程中虽然实现了数量和规模上的增长,但是社工机构的服务质量以及对于社会的效用上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笔者尝试将"内卷化"理论应用到解释和分析社工机构的发展中。希望能够对于社工机构的发展道路有更明晰的方向。     

农村选举“内卷化”困境——以广东省S村为例

随着我国基层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发展，农村选举中，村民表现出了高度的参与热情。然而，现实中出现个人理性的无知、外界权力的约束、盲目的路径依赖、投票悖论等现象，致使农村选举陷入“内卷化”的困境，即出现了农村选举边际效用递减，民主向前发展缓慢的结果。广东省S村选举“内卷化”状况，提示出要缓解农村选举“内卷化”的政策思考，其核心是要选举制度必须有质的创新，否则，在过密化的制度下一味地扩大农村选举的范围，会造成农村选举过度的“内卷化”。     

权力和物化:政治意识形态传播的内在机制

政治意识形态出现与政治革命紧密相连,政治权力的介入让符号意识形态的生产与传播成为可能,并成为政治意识形态传播生成机制的核心要素。作为传播链条上的受众,被嵌入到由资本所构造的经济关系之中,受众的物化遭遇同政治意识形态传播的普遍状况形成机制上的一致性,这是政治意识形态传播接受机制的内在逻辑;政治意识形态传播机制持续强化,推动政治意识形态向日常生活领域下沉的同时,也加深了社会大众对主导政治意识形态"优势解读"的"抵抗"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不稳定,此为政治意识形态传播机制的内卷化走向。     

“躺平族”的具象表征、理论诱因与引导理路

“躺平族”是以倡导简约的生活方式、运用戏谑的话语表达和展露矛盾的心态境遇为表征的青年亚文化新样态。“躺平族”的出现是现代经济社会高度内卷、学校教育体系矛盾叠加以及温室型家庭教育机制综合形塑的结果,折射出青年的行为对抗、价值迷茫和心理失落。新的历史方位下亟须社会、学校、家庭通力协作,营造公平正义的发展空间,推动学校教育均衡发展,建构良好的家庭教育机制,综合引导“躺平族”转变观念,勇做新时代的弄潮儿。     

混混、乡村组织与基层治理内卷化——乡村混混的力量表达及后果

混混与乡村组织的交互作用,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政治社会现象,成为我们理解基层治理样态和困境的新视域。改革开放后三十年,乡村混混逐渐实现从乡村社会边缘人向经济精英的转型,而这种转型与乡村组织援引混混等灰色势力参与基层治理存在高度关联。后税费时期,乡村混混与乡村治理组织形成利益同盟,共同占有国家自上而下的惠农政策资源和地方发展成果,导致的后果是混混的实力与国家政策倾斜力度和地方社会发展同步增长,基层治理合法性丧失,税费改革之后国家资源下乡并没有实现预期的政治效果,基层治理出现内卷化困境④。     

基层社会治理的"内卷化"与行政权运行逻辑

"内卷化"已经成为基层治理创新的重要障碍。"内卷化"具体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基层自治培育的不断努力与自治性功能弱化之间的悖论;二是基层治理中权力的弥散化与权威弱化及功能性不足之间的悖论。"内卷化"微观运行的基础是权力共生网络,依凭权力共生网络可以建构三种权力行动逻辑。支配—适应、协同—合作治理理念下的权力运行逻辑虽然迎合了开放、互动、共生、民主的治理主旨,然而行政权的主导色彩与自治权的功能性不足导致其难以避免陷入"内卷化"的制度困境。基层治理中,亟须培育协调—整合的权力运行逻辑。     

“关系”与中国腐败行为——评魏德安《双重悖论:腐败如何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

中国腐败问题的特殊性不仅表现为经济增长与腐败加剧同步的“悖论”,更表现为“关系”根植于腐败行为之中并使腐败行为深深嵌入于中国的社会文化情境之中.尽管中国确立了以制度惩治和预防腐败的思路,并在具体实践中不断出台和完善反腐制度,却不可避免陷入了制度陷阱的逻辑困境.当前中国的反腐尽管符合政治理性——“先治标、后治本”,但这种反腐策略逐渐呈现出“内卷化”的趋势.这就需要现实地理解反腐与制度、文化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简单地企求以制度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     

“上不能上,下不能下”——一个街角青年向主流社会回归的“内卷化”之路

对当前街角青年研究的重点应放在他们向主流社会回归过程的分析上。街角青年的回归心理呈交叉反复态势。本文以"资本"和"场域"为分析视角,并将宏观社会背景纳入视野,通过对一个街角青年向主流社会回归的一种"上不能上,下不能下"的路径进行历时性研究,解析了影响街角青年回归主流社会的资本障碍、社会环境障碍、社会结构障碍、经济结构障碍、家庭障碍、个体障碍等等,从而考察了街角青年回归过程的真实实践逻辑,展现了街角青年回归需求的非平衡性与回归场域的平面性,回归路径的非累积性等内卷化特征。     

转型进程中开发区管理体制何以“内卷化”?——基于行政生态学的分析

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开发区既是推进城镇化最重要的空间载体,也是突破传统行政管理体制和构建现代化行政管理体制的"先行区"和"试验田"。然而,随着开发区转型进程的加速推进,具有"过渡性"色彩的开发区管理体制却日渐陷入"内卷化"的发展困境,其主要表现为体制复归、功能不适和绩效递减倾向。从行政生态学的视角来看,开发区管理体制"内卷化"实则是行政系统与行政环境互动不畅的结果。未来需要从经济、社会、沟通、符号系统以及政治架构层面寻求突破,即重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打破系统间的沟通梗阻,平衡改革与规制间的张力及理顺开发区与行政区间的权责关系,以提升开发区管理体制的"适应性效率",进而满足开发区转型升级的时代需求。     

党内公推直选的改革困境与发展路径

公推直选是一种竞争性选举机制,对于提升党员干部的民主意识和扩大基层党组织的权威基础均产生了积极影响。然而,这一改革目前尚面临着制度衔接、纵向升级、内卷化以及竞争约束等各种改革困境,深化这一改革需要从认识提升、制度建设和机制优化三个方面着手。     

新中农阶层的兴起与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转型

建国后,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倚重对象历经了从贫农政治精英向"能富"经济精英的转变,这一转变并未能达到"双培双带"的预期目的,反而在实践运行中走样致使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阶层基础呈现出"内卷化"状态。近十年来,伴随打工经济和土地流转而出现的新中农阶层成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中坚力量。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应实现转型,积极吸纳新中农阶层并推动其发展壮大,这对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的发挥及乡村社会的稳定发展皆具有重要意义。     

精准扶贫的运行过程与“内卷化”困境——以湖北省W村的扶贫工作为例

以湖北省E州W村的精准扶贫为例,考察精准扶贫的运作过程及存在的困境。在精准扶贫中,"贫困村""贫困户"的认定和识别存在很大偏误,没有准确把握当前农村贫困问题的主要问题,扶贫资源的配置和利用陷入"内卷化"困境。正确把握发展型扶贫与保障型扶贫之间的平衡点,是进一步推进精准扶贫工作中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改进精准扶贫效果,需要从准确认识当前我国贫困问题的阶段性特征入手,以此为基础正确把握特定地区致贫的主要问题,重视完善个体性保障体系的治理机制和公共性保障体系的资源配置模式,提升精准扶贫的实际效果。     

“三社联动”的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基于治理结构与运行机制的探索

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已然随着单位制的解体而逐渐失效,而基层社会空间的成长必然推动基层政府在社会治理中权力介入方式的改变。"三社联动"作为我国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的供给侧路径优化,是实现基层治理从"行政化"迈向"社会化"、破除基层治理"内卷化"现象的重要举措。由于现实中社区"三社联动"的条件尚不成熟,政社互动、三社联动仍有一个缓慢过程,"三社联动"如何"联"、如何"动"成为现实难题。因此,推进"三社联动"建设有必要从宏观(街道)—微观(社区)两个层面共同发力,实现社区层面"三社联动"与政府宏观架构的有效衔接,使"三社联动"建设做到有机制、有平台、有资源。通过综合运用街道—社区双层面的协调机制、协作机制和合作机制,共同推进社区治理水平的提升和社区服务功能的强化。     

大数据时代中国网络舆情的治理反思与路径拓展——基于“技术治理路径”嵌入视角

进入大数据时代,网络社会日趋活跃,网络共同体渐趋形成,而网络舆情的治理更是成为网络社会治理的热门议题。近年来,既有的网络舆情治理存在较为明显的"内卷化"与路径依赖问题。通过对网络舆情治理的起源与分类进行梳理,总结中国既有的网络舆情治理路径,即基于政府主导、多主体参与思维的"回应治理路径"和基于法治思维的"法制治理路径"。基于此,对二者的局限性进行分析,得出其失灵的深层逻辑:治理目标逐利化与治理主体单一化,致使其未能有效应对预期风险较高的隐性风险类网络舆情。有鉴于此,提出将目标重塑与主体重组后的"技术治理路径"嵌入到既有舆情治理机制中,针对显性风险类与隐性风险类网络舆情采取不同的治理路径,以找到大数据时代网络舆情有效治理的另外一块拼图。     

我国社会治理中的“内卷化”风险及其规避之道

在我国社会治理实践中,一些地方政府往往过于偏重绩效考核,偏离公共服务的价值目标,陷入"内卷化"泥沼,导致社会矛盾与风险积聚。为破除治理过程的"内卷化"困境,政府在治理过程中应积极促进汇聚政策溪流,推动"政策之窗"开启,构建科学有效的治理机制,努力获得民众对政策的信任和支持,提升协同治理能力,推动社会走向更加文明、公正、和谐有序的境域。     

分化的农村,复杂的治理

农村税费改革以来,在"以工补农"的大背景下,涉农的各项优惠政策、制度正在密集性地实施,自上而下的资源输入为乡村社会的发展带来重大的契机,社会各界无不期待乡村社会"善治"目标的实现。然而,大量的经验调查发现,乡村社会的善治目标并未如期顺利实现,相反,中国乡村治理呈现愈加复杂化和多元化的样态,一些地区甚至频频陷入基层治理内卷化的困境。     

从内卷到反卷:新时代青年的自我重构与治理对策

在内卷到反卷的话语变革下,正发生着一场青年从“竞速性自我”向“独异性自我”的重构。现阶段由内卷滋生的竞速性自我,具有全面参与竞争、加速达成标准、持续超越对手和长期情绪消极的特征。与之相较,反卷青年追求的独异性自我,则更加看重多维评价、内在导向、减速生活、感性思考以及物质与精神的双提升。由于反卷是青年对个人生活的自主微调,在面对系统性的内卷时会遭遇分化、收编和循环的困境,进而演化成独异性自我在建构过程中的心灵危机、被迫展演和能量虚耗。为此,青年政策必须聚焦新重点、采用新范式、预防新风险,实现更高品质的服务和引导,推动青年独异性自我的健康成长与我国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相互促进。     

理论形态演化趋势辨析——“广义元理论”研究之八

从科学即原态理论到哲学即质态理论,从科学和哲学到元科学元哲学元理论即识态理论,从科学、哲学和元科学等到广义元理论即元态理论,各种理论形态的演化是否具有客观历史必然趋势?为回答这一问题,将从质态化趋势、识态化趋势、元态化趋势等多个方面展开分析.并作为广义元理论系列研究之一.     

中国经济适度金融化研究——从金融市场发展速度、结构和规模的视角

近年来中国金融市场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也出现了一些问题:银行信贷规模超速发展、国家债务大量增加、保险公司保费收入巨幅增长,导致中国经济的金融化程度提升过快,增加了中国经济的不稳定性、投机性、风险性。当前应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着力推进现代金融体系与制度建设、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提高金融运行效率,既要保持适度金融化,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又要防范金融化欠缺和过度金融化,降低经济建设中出现国外传导来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可能,保障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