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社会治理的"内卷化"与行政权运行逻辑

"内卷化"已经成为基层治理创新的重要障碍。"内卷化"具体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基层自治培育的不断努力与自治性功能弱化之间的悖论;二是基层治理中权力的弥散化与权威弱化及功能性不足之间的悖论。"内卷化"微观运行的基础是权力共生网络,依凭权力共生网络可以建构三种权力行动逻辑。支配—适应、协同—合作治理理念下的权力运行逻辑虽然迎合了开放、互动、共生、民主的治理主旨,然而行政权的主导色彩与自治权的功能性不足导致其难以避免陷入"内卷化"的制度困境。基层治理中,亟须培育协调—整合的权力运行逻辑。     

链式治理结构:解释中国特色社区治理模式的理论框架

为突破城市社区去行政化改革陷入内卷化的困境,需要反思基于西方经验产生的理论指导中国社会改革的可行性,也需要重新审视社区居委会行政化问题与社区治理现代化改革的方向。从"条条"、"块块"、"国家"进社区三个维度去分析,研究发现政府职能社区化具有实践合理性,但这不必然导致社区居委会的行政与自治职能相互排斥与冲突。因为我国社区治理实践形成的是行政—半行政半自治—自治机制相衔接的链式治理结构,而非西方网式治理结构。因此,在转型时期我国社区治理现代化改革的重点不在于以政府与社区分权为核心的社区去行政化改革,而在于建设社区公共事务治理中行政—半行政半自治—自治机制之间的制度化支持与衔接机制。     

“三社联动”的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基于治理结构与运行机制的探索

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已然随着单位制的解体而逐渐失效,而基层社会空间的成长必然推动基层政府在社会治理中权力介入方式的改变。"三社联动"作为我国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的供给侧路径优化,是实现基层治理从"行政化"迈向"社会化"、破除基层治理"内卷化"现象的重要举措。由于现实中社区"三社联动"的条件尚不成熟,政社互动、三社联动仍有一个缓慢过程,"三社联动"如何"联"、如何"动"成为现实难题。因此,推进"三社联动"建设有必要从宏观(街道)—微观(社区)两个层面共同发力,实现社区层面"三社联动"与政府宏观架构的有效衔接,使"三社联动"建设做到有机制、有平台、有资源。通过综合运用街道—社区双层面的协调机制、协作机制和合作机制,共同推进社区治理水平的提升和社区服务功能的强化。     

农村选举“内卷化”困境——以广东省S村为例

随着我国基层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发展，农村选举中，村民表现出了高度的参与热情。然而，现实中出现个人理性的无知、外界权力的约束、盲目的路径依赖、投票悖论等现象，致使农村选举陷入“内卷化”的困境，即出现了农村选举边际效用递减，民主向前发展缓慢的结果。广东省S村选举“内卷化”状况，提示出要缓解农村选举“内卷化”的政策思考，其核心是要选举制度必须有质的创新，否则，在过密化的制度下一味地扩大农村选举的范围，会造成农村选举过度的“内卷化”。     

城市物权空间治理的权力嵌入与技术赋能——基于S市物业管理电子投票系统的案例分析

目前,有关商品房社区治理的研究主要有"权力嵌入论"与"业主自治论"两种观点。随着住房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商品房社区已经成为一种新型物权空间,上述两种观点在治理实践中客观存在传统权力嵌入困难、业主自治不足的双重困境。在此情境下,"技术赋能"成为嫁接"权力嵌入—业主自治"的中间媒介和黏合因素,是基层政府将治理触角延伸至社会的新兴形式,以及实现业主居民组织化自治的路径选择。通过对S市商品房社区票决技术演变的分析,发现政府在新型物权空间中,一是运用制度性和行政性工具对治理场域进行重构,为基层技术型治理提供合理性、合法性和有效性的支撑;二是通过依托新兴技术建立留痕化和便捷化的赋能机制。这两个方面的有机契合实现了从传统权力嵌入到新型技术嵌入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业主自治制度的治理效能。     

“上不能上,下不能下”——一个街角青年向主流社会回归的“内卷化”之路

对当前街角青年研究的重点应放在他们向主流社会回归过程的分析上。街角青年的回归心理呈交叉反复态势。本文以"资本"和"场域"为分析视角,并将宏观社会背景纳入视野,通过对一个街角青年向主流社会回归的一种"上不能上,下不能下"的路径进行历时性研究,解析了影响街角青年回归主流社会的资本障碍、社会环境障碍、社会结构障碍、经济结构障碍、家庭障碍、个体障碍等等,从而考察了街角青年回归过程的真实实践逻辑,展现了街角青年回归需求的非平衡性与回归场域的平面性,回归路径的非累积性等内卷化特征。     

中国城市社区自治:一条中国化道路--演变历程、轨迹、问题及对策

社区自治不是社区自治组织的自治而是居民权利表达与实现的制度安排和过程.社区自治是一个多元的权利与权力的生态链.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社区自治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历程,初步显示出一条中国化道路:从"小社区局部自治"到"小社区全面自治",再从"小社区自治"到"大社区自治".     

权力和物化:政治意识形态传播的内在机制

政治意识形态出现与政治革命紧密相连,政治权力的介入让符号意识形态的生产与传播成为可能,并成为政治意识形态传播生成机制的核心要素。作为传播链条上的受众,被嵌入到由资本所构造的经济关系之中,受众的物化遭遇同政治意识形态传播的普遍状况形成机制上的一致性,这是政治意识形态传播接受机制的内在逻辑;政治意识形态传播机制持续强化,推动政治意识形态向日常生活领域下沉的同时,也加深了社会大众对主导政治意识形态"优势解读"的"抵抗"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不稳定,此为政治意识形态传播机制的内卷化走向。     

转型进程中开发区管理体制何以“内卷化”?——基于行政生态学的分析

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开发区既是推进城镇化最重要的空间载体,也是突破传统行政管理体制和构建现代化行政管理体制的"先行区"和"试验田"。然而,随着开发区转型进程的加速推进,具有"过渡性"色彩的开发区管理体制却日渐陷入"内卷化"的发展困境,其主要表现为体制复归、功能不适和绩效递减倾向。从行政生态学的视角来看,开发区管理体制"内卷化"实则是行政系统与行政环境互动不畅的结果。未来需要从经济、社会、沟通、符号系统以及政治架构层面寻求突破,即重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打破系统间的沟通梗阻,平衡改革与规制间的张力及理顺开发区与行政区间的权责关系,以提升开发区管理体制的"适应性效率",进而满足开发区转型升级的时代需求。     

混混、乡村组织与基层治理内卷化——乡村混混的力量表达及后果

混混与乡村组织的交互作用,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政治社会现象,成为我们理解基层治理样态和困境的新视域。改革开放后三十年,乡村混混逐渐实现从乡村社会边缘人向经济精英的转型,而这种转型与乡村组织援引混混等灰色势力参与基层治理存在高度关联。后税费时期,乡村混混与乡村治理组织形成利益同盟,共同占有国家自上而下的惠农政策资源和地方发展成果,导致的后果是混混的实力与国家政策倾斜力度和地方社会发展同步增长,基层治理合法性丧失,税费改革之后国家资源下乡并没有实现预期的政治效果,基层治理出现内卷化困境④。     

走向内卷化的社工机构

我国的社工机构这几年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持续发展过程,然而就其发展的推动力手段来看,无外乎是依靠政府自上而下的推进。社工机构在发展过程中虽然实现了数量和规模上的增长,但是社工机构的服务质量以及对于社会的效用上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笔者尝试将"内卷化"理论应用到解释和分析社工机构的发展中。希望能够对于社工机构的发展道路有更明晰的方向。     

大数据时代中国网络舆情的治理反思与路径拓展——基于“技术治理路径”嵌入视角

进入大数据时代,网络社会日趋活跃,网络共同体渐趋形成,而网络舆情的治理更是成为网络社会治理的热门议题。近年来,既有的网络舆情治理存在较为明显的"内卷化"与路径依赖问题。通过对网络舆情治理的起源与分类进行梳理,总结中国既有的网络舆情治理路径,即基于政府主导、多主体参与思维的"回应治理路径"和基于法治思维的"法制治理路径"。基于此,对二者的局限性进行分析,得出其失灵的深层逻辑:治理目标逐利化与治理主体单一化,致使其未能有效应对预期风险较高的隐性风险类网络舆情。有鉴于此,提出将目标重塑与主体重组后的"技术治理路径"嵌入到既有舆情治理机制中,针对显性风险类与隐性风险类网络舆情采取不同的治理路径,以找到大数据时代网络舆情有效治理的另外一块拼图。     

村落社区权力结构变迁及其影响

中国村落社区权力结构是村政的核心,对农村社会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中国村落社区权力结构经历了国家政权内卷化、人民公社和乡政村治村三个重要阶段。当前我国的村落社区权力结构多元化的态势部分满足了农民的多样化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和基层民主的生长,同时增加了村落社区社会整合的难度。     

领导干部职务消费"异化"的原因及其整治路径

领导干部职务消费"异化"是现阶段中国社会客观存在的普遍现象.本文从公共选择理论视角探究了现象的原因,论证了领导干部选择职务消费"异化"行为是一个对其行为的成本-收益的分析、比较的过程,是一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领导干部职务消费"异化"行为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其所预期的"异化"行为所带来的理性约束成本过小.本文从界定产权角度提出了整治路径--实现职务消费的薪酬化,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若干可操作性的措施.     

党内公推直选的改革困境与发展路径

公推直选是一种竞争性选举机制,对于提升党员干部的民主意识和扩大基层党组织的权威基础均产生了积极影响。然而,这一改革目前尚面临着制度衔接、纵向升级、内卷化以及竞争约束等各种改革困境,深化这一改革需要从认识提升、制度建设和机制优化三个方面着手。     

农村基层权力“悬浮”之本源与解决路径

税费改革后,农村基层权力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呈现"悬浮"倾向,出现基层政府消极行政、动员和服务能力减弱、政府失信、基层矛盾"上移"等问题。其来源于基层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衔接机制空缺、压力型权力运行与基层民主发展矛盾、政府间利益权责配置失调、基层社会主体间利益链条断裂等多种因素。合理定位国家与社会关系,构建基层政府与群众自治合作机制、政府间协调机制、基层矛盾化解机制等途径是解决基层权力"悬浮"的重要路径。     

我国社会治理中的“内卷化”风险及其规避之道

在我国社会治理实践中,一些地方政府往往过于偏重绩效考核,偏离公共服务的价值目标,陷入"内卷化"泥沼,导致社会矛盾与风险积聚。为破除治理过程的"内卷化"困境,政府在治理过程中应积极促进汇聚政策溪流,推动"政策之窗"开启,构建科学有效的治理机制,努力获得民众对政策的信任和支持,提升协同治理能力,推动社会走向更加文明、公正、和谐有序的境域。     

社区动员与“后单位”社区公共性的重构

后单位社区的公共性主体从高度凝聚于单位到重新归聚于社区,其内部动员机制经历单位制消解下从指令性到赋权性的内部演进路径。近年来,后单位社区的治理进程和社区建设更是展现了基层社会动员模式的变迁进路。基于L社区两次动员实践的回溯与比较发现,各动员主体的行动均受制于单位体制隐形在场的制度和惯习约制,并且以社区动员的内卷化、精英替代和话语体系多元为表征的动员困境的生成,恰与"国家—单位—个人"的社会整合方式向"国家—社区—个人"的新型整合框架转型相同步。基于后单位社区现实的独特性,构建权力边界更加清晰完善的赋权式动员更符合后单位社区新公共性重塑的需要。     

深圳社区治权的来源与分配研究

社区制改革以来,深圳社区治权主要来源于政府对其所掌握的公共治权进行分配,一是对社区工作站和居委会分配了社区治权,形成了国家——自治“两权共治型”社区制;二是将社区工作站所掌握的公共治权授权给社会组织,进而建构国家——社会——自治“三权共治型”社区制.在对三权共治尤其是共治权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理论抽象后,本文提出了不同于西方的中国特色的城市社区民主秩序,即“三权共治”的“共治民主秩序”.     

中国特色授权行政逻辑体系之阐释

行政授权机制在实践中呈现三类授权行政样态:立法授权、行政授权以及"社会授权".立法授权实质是行政于立法边界之重塑,以调整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权限,行政机关获得行政自主权,可从实体和程序方面对自主权进行控制;行政授权实质是按照功能主义重新配置行政职权,实现权力在行政层级机关之间的有效转移,针对被授权行政机关权限的扩大,可从事中层级和事后权限两方面进行监督;"社会授权"其实是授权"社会",以实现内部权力"外化",其结果是行政权转化,社会组织获得更大的"自治权利",可从任务判断标准、合规制策略、司法审查多元性方面进行控制.建构中国特色授权行政理论体系是发挥授权机制组织法保障功能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