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意识:从“革命”到“改革”的嬗变

政府意识是理解中国意识形态转型问题的突破口.政府工作报告是政府意识的载体.利用定性分析软件Nvivo对历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革命”和“改革”词汇展开词频分析和相关的文本内容分析,再用定量分析软件SPSS进行数据统计分析,来回答如下问题:“革命”和“改革”的政府意识是如何演变的?它们之间到底是替代关系还是催化关系?如此基于中国事实,站在中性实然立场,运用定量实证方法展开政府意识文本研究,考察“革命”意识与“改革”意识在时间历程上的关系,观测我国政府意识现状及其变化规律,把握我国意识形态现实所处的时代坐标方位,将有助于洞悉中国社会转型深层问题,把握中国时代脉络,紧跟社会发展步伐.     

当前改革的四个重点方面

当前最要紧的改革是什么?是政府的改革.政府管少一点,让企业真正成为企业.国有企业应该是独立的、自主经营的企业.国家管国有资本的配置、考核、运营状况. 一是城乡二元体制改革.1979年以后改革进行的这么快,是因为民间蕴藏着极大的积极性,而这种积极性靠的是政府发现、调动、规范化.改革要调动民间的积极性.民间积极性一调动,整个经济就起来了.所以实体经济的回归,重要的是要增加大家的信心.中国将来的主要方向是实体经济回归与转型.     

工业化进程中的农地交易与农地集中

政府意志、继承关系与交易行为等因素影响着土地产权结构。工业化则系统性减弱了农地对社会资金的吸引力。在二战后的东亚,彻底的农地改革与适宜的发展战略,促进了工业化的实现,并基本保持了小农结构。中国的情形与当年的东亚接近。有理由相信,即使实行更为激进的土地流转改革,也不会出现类似于拉美的土地过度集中。     

政府转型是中国改革的关键

"政府转型取决于高层的决心"。从现实来看,政府的转型与改革面临的矛盾、问题很突出。首先,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尤其是增长主义政府的特点在这些年尤为突出。其次,经济总量导向,使中央和地方关系中面临的矛盾问题突出。再次就是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不分,权力结构不合理。     

以公共服务建设为中心的政府转型

当前,以政府转型为重点的行政体制改革有一定进展,尤其是在改善民生方面有重要进展.但总的来说,政府转型尚未真正到位.下一步改革的重点就是以公共服务为中心推动政府转型.确立民富优先的转型与改革导向,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政府转型带来重大的影响.     

政府转型、公民社会与中介组织功能定位

中国大陆作为一后发型现代化的社会,其改革开放的路径起点是：行政型国家主导。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使得大陆的社会形态也从整体性社会向权力分散性社会转型,政府管理转型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大陆政府管理转型包括结构转型、制度转型、战略转型与策略转型四方面。而政府管理转型的重点应在于：拓展有利于公民社会成长的“制度空间”;加强政府同处于“国家活动范围之外”的社会公益组织,即同社会中介组织建立一种互动与合作关系。中国社会中介组织兴起对政府治理变革具有重要的意义,具有社会资本优势的“公民社会”及社会中介组织在构筑多元主义治理结构过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在政府管理转型过程中,社会中介组织具有治理供给、冲突缓解、张力维持与交往网络形构等重要功能。     

试论“二元行政形态”的转化

中国正处于经济和社会的转型时期 ,政府行政改革是转型成功的关键。我国当前政府行政改革面临的课题是行政管理的二元形态并存的格局 ;同时改革的目标是二元行政形态向一元行政形态转化 ,实现政府行政管理现代化     

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改革中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法人治理结构改革是全球非营利组织治理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也是适用于中国事业单位治理改革的有效举措。中国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改革改革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事业单位的行政化倾向、委托——代理问题普遍化、改革存在较大阻力。这和政府与理事会职责划分不明确、理事会职能发挥有限以及改革配套机制缺失密切相关。优化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改革的法律环境是前提,构建新型的政府和事业单位法人关系是核心,完善事业单位法人内部治理结构是根本,健全事业单位法人评价机制是保障。     

WTO：地方政府行为的博弈分析

中国入世后,开放与市场化改革正在深入。作为经济发展主要推动者的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管理体制、事权关系、利益协调上存在着矛盾,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也需重新界定。深入剖析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企业的两组博弈关系,阐明当前政府管理体制中存在的缺陷与问题,对推动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促进地方政府职能创新是非常必要的。     

城市政府与国有企业关系问题刍议

随着全球经济的逼近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中国经济面临着新的挑战。国有企业不仅面临国内不同所有制企业的竞争,也面临着国外强手的竞争,特别是买方市场的形成,使竞争更加激烈,使国有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变得更加严峻。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快国有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重新塑造微观经济基础,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十分明确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因此必须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正确处理政府与企业关系,摆正政府与企业的位置。在处理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系问题上,要按照国有企业改革的原则和方向,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和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处理政府与企业关系的路子。     

浅析权威主义时期的韩国政企关系模式

本文通过对权威主义时期韩国财阀与政府之间互动情况的历史考察，归纳了这一时期韩国政企关系模式的基本特征，并认为权威主义时期韩国的经济制度、历史文化传统和发展战略选择等因素是形成韩国“政府主导下的政企合作型”政企关系模式的主要原因。     

从政企关系“潜规则”透视我国政企关系的模式缺陷

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是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不同的政企关系模式,会对政府和企业行为产生重大影响。从我国当前政企关系中“潜规则”的盛行,可以透视出我国政企关系的模式缺陷。要在经济运行中规范政府和企业行为,必须对现行的政企关系进行改革,建立市场主导型的政企关系。     

我国死刑制度改革述评——以《刑法修正案(八)》为切入点

《刑法修正案(八)》对我国死刑制度进行了完善:适当减少了死刑罪名;增加规定一般情况下适用死刑的年龄上限;调整了死刑与生刑的结构关系。此次刑法修正对于死刑制度的改革体现了立法者对于死刑适用进行控制的态度,实现了我国刑罚结构向更加人性化的方向发展,体现了我国法制建设坚持积极与稳妥并行的思维。现行刑法关于非暴力性贪财图利犯罪和风化犯罪的死刑规定仍有待废除。     

从“分体”到“分层”：中国特色贿赂犯罪罪名体系的历史嬗变与时代跨越

贿赂犯罪罪名体系与治理结构的构建，是“中国式”腐败治理理念、智慧、资源与立法技术的结晶。中国特色罪名体系的发展，始终围绕扩张犯罪主体类型而展开，形成了“分体式”发展模式，却忽视了对行为类型的重新识别、拓展以及规制对象的有效性等问题。在“分体式”罪名体系中，贿赂犯罪的治理结构以对价关系为基础设定罪名结构；以结果本位为基础设定评价基准；以差异化治理策略为基础设定配刑原则。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面推进，对罪名体系建设原理的代际更新提出了全新要求：在体系建构基础上，应当实现由单一“分体式”立法向“分体+分层”立法的转型，引入行为类型的立法导向；在要件设定基础上，实现从以对价关系为中心向以公权伦理为基础转向的完善；在犯罪治理结构上，实现从“差异式”治理走向“全链条式”“同一性”治理的更新。     

现代官僚制的重构:中国干部制度改革的回顾与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干部体制的改革经历了一个从革命性集团到现代官僚制的转型。经济体制的巨大变革和原有政治体制的相对稳定使得中国的干部体制呈现了一种新旧体制共存的双重特征,这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官僚制度。向现代官僚制的进一步转型有赖于市场经济的进展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政治体制改革。     

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产业结构与劳动方就业结构协同优化研究

通过对1995-2010年滨州市的时间序列数据采用动态统计与协整模型分析,测算了该区域产业结构与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协同程度。研究表明,该区域的产业结构调整与从业人员总数,以及与第三产业从业人数变动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关系;地区从业人员总数只是产业结构转换的单向格兰杰原因,而产业结构转换与第三产业从业人数之间互为格兰杰原因,可以实现二者的协同优化。相对于传统的扩大就业政策而言,加快第三产业发展更加有助于该区域的产业结构升级转换。     

改革的内涵与转型的选择——对改革内涵与方向歧变的政治经济学求解

改革在共同的市场趋向基础上,出现了不同方向的歧变,凸显出目标模式的巨大差异,显示了改革和转型的深刻性和可变异性。经济社会转型在本质上是经济社会结构的系统转换,这一大规模制度变迁需要一个能够涵盖全部问题的完整理论框架给予揭示。广义的社会经济转型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结构转化,是四种内涵的转变,即使最狭义的经济转型,即通常说的经济体制改革也是二重内涵,是交换关系系统和狭义生产关系系统两个系统的转型。现实中呈现和演化出的转型经济的三种趋向性思潮和三种转型模式,正是这二重内涵的不同状况及其不同组合的结果。     

关于加强大学生权利保护的法律思考

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高等教育机制改革引发了一系列“高校讼案”。解决这一社会问题首先应当摒弃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高校行政主体身份的认识;其次,通过立法构建新型的关系,即明确高等院校和大学生之间的民事关系。     

国家——社会关系视角中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取向

国家——社会关系的变化直接影响政府职能转变。市场化改革使我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由一元化向二元分化与良性互动的方向发展,市民社会和民间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在国家——社会二元分化的背景下转变政府职能要求做到合理界定政府、市场、社会的界限,提升政府能力,实现制度创新,服务行政,培育市民社会等五个方面,并最终把“善治”作为政府职能转变的落脚点和目标取向。     

建立我国刑罚执行中的回避制度

刑事诉讼中的回避制度是确保刑事案件得到公正处理的程序设置。建立刑罚执行中的回避制度,使得受到刑罚的服刑犯人能够得到公正、公平的刑罚惩罚,得到公正的执行,这也是程序公正的必然内容。针对刑罚执行对象与刑罚执行人员之间的特殊关系而实行回避,是对服刑犯人进行彻底改造的重要保证,是对刑罚执行制度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