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境外追逃追赃——“猎狐2014”与“猎狐2015”行动之比较

猎狐行动是针对境外追逃追赃进行的专项行动。2015年的"猎狐"是国际追逃追赃"天网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次猎狐行动相较于2014年的"猎狐"而言,扩大了猎狐对象,升级了缉捕手段,坚持缉捕与劝返相结合,压存量、控增量、追逃追赃并重。但是我国的境外追逃追赃专项行动在国际法律机制、没收逃匿所得程序等方面存在许多障碍,这需要我们加强国际司法协作,形成追逃追赃长效机制,与相关地区和国家建立完善、合理的境外追缴资产分享机制。     

境外追赃之直接追回运行机制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境外追赃追逃工作快速取得进展,但追赃工作成效还有待提升。对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规定的资产直接追回方式,我国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运行机制。以境外追赃之直接追回方式为研究对象,结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的相关规定和我国国内立法,分析我国境外追赃直接追回运行机制现状可以发现,我国适用此种方式面临着提起诉讼的主体难以确定、管辖法院难选择、赔偿或者补偿数额难确定、证据收集困难、诉讼成本高等困难。提出完善境外追赃直接追回国际合作法律体系、明确提起民事诉讼的主体、加大对资产流入国法律制度的研究、完善腐败犯罪民事证据制度、设立专门基金组织等建议,从而构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境外追赃直接追回运行机制,可以为我国境外追赃工作提供理论支撑与实务指导。     

追赃追逃工作机制研究——以台州市公安局黄岩区分局为例

"轻小案、轻追赃、轻追逃"的现象在基层普遍存在,台州市公安局黄岩区分局大胆探索和实践追赃追逃工作机制运行模式,分别抓好受案、流通、侦查三个环节的信息采集、赃物管控、循线追缴工作,规范破案追赃常态流程,破解追逃责任的延续、追逃信息的存量、追逃线索的追加三个问题,搭建追逃综合协作平台。通过统一民警的思想认识、加强专项考评、强化督促检查,工作机制得到保障。追赃追逃工作机制要以警民和谐为归宿;要立足长效,扎根基层;要在实践中发展完善。     

我国境外追逃工作难点及对策分析——以“猎狐2014”专项行动为视角

在"猎狐2014"专项行动中,我国境外追逃工作区别于一般的追逃工作,主要存在追逃对象特殊、发案场所特定、法律体系复杂、境外追赃艰难等难点,从而增加了我国境外追逃工作的成本,影响了我国境外追逃的效率,成为摆在我国公安司法机关面前的新课题。针对"猎狐2014"专项行动中存在的追逃工作难点,我国公安机关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国际刑警组织、签订引渡协议、移民遣返法程序、异地追诉制度和劝返等追逃对策开展境外追逃工作,为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我国境外追逃工作指明了方向,为建立境外追逃工作新机制奠定了基础。     

警务信息公开法律制度的冲突与完善

警务信息公开既是公安机关的一项工作制度，又是一项法定制度，受到政府信息公开法律规范及公安机关相关规章制度的规制。在实践中，警务信息公开法律制度与《保密法》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主要表现为警务信息公开法律制度的法律位阶低、不予公开的信息范围不确定、保密事项的确定任意扩大化、问责制度的缺失等。制定《警务信息公开实施细则》、明确公开和不公开的范围、建立保密审查制度、规范问责制度，是调整和完善警务信息公开法律制度的有效方法。     

经侦案件追赃中的有关问题研究

追赃难是当前经济犯罪案件侦查活动中的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追赃用语的不规范、追赃依据的不明确等,严重制约了公安机关经侦工作的顺利开展.因此,对赃款赃物的含义、追缴赃款赃物的含义应有明确的认识,特别是应把侦查活动中长期使用的"追赃"一词明确规定为追缴涉案财物或追缴涉案款物.同时,应针对当前追赃法律依据存在的问题,从立法上予以完善.     

内地与香港区际刑事司法协助制约因素新探——以香港“修例”为视角

国家政策导向及追赃追逃实践决定了区际刑事司法协助具有必要性与紧迫性。香港《逃犯条例》与《刑事事宜及相互法律协助条例》修订风波已尘封史册,修订草案之学术价值仍然鲜活。修订草案表明香港地区对于区际刑事司法协助坚持双重犯罪与死刑犯不移交原则,严格限制协助罪行之范围。立足于修订草案,结合两地司法制度与民众态度,制约因素主要表现为基本原则之争、法治建设与人权保障程度之差异。以"修例"为视角,基于可行性立场,原则之争并非无解,避免刻板印象,增进司法互信,助力区际刑事司法协助取得实质性进展。     

“网上追逃”存在的法律问题及完善建议

实践中由于"网上追逃"工作规定不完善,本身还存在诸多法律问题亟待解决,一定程度上侵害了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益。因此,从立法上完善刑事侦查措施,实践中进一步规范"网上追逃"程序势在必行。     

刑事案件赃款追缴若干问题探讨

我国刑事追缴制度具有自身特点,善意取得是刑事追赃的法律阻却。权衡刑事追赃与民事善意取得法理利益,分析善意取得制度内在价值与机理,赃款归还个人欠款应当不适用善意取得。根据对货币法律属性的进一步探讨,货币适用善意取得还得依赖相应的法律规范与交易行为。     

规范我国计算机取证活动的法律思考

我国计算机取证立法滞后:现行《刑法》规定范围过于狭窄,难以满足追诉的法律需要;电子证据定位存在争议,电子证据的证据地位尚未明确;计算机取证规范空白,计算机取证活动"无法可依"。应从以下方面解决我国计算机取证的法律问题:(1)修订现行《刑法》,适当扩大《刑法》第285条规定的客体范围;将《刑法》第286修改为"破坏计算机设备罪"或在"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中增加破坏计算机硬件设施的规定;规定计算机过失犯罪,增设计算机财产犯罪的规定和"滥用计算机信息系统罪";(2)明确电子证据的地位;(3)创设《计算机取证法》,对取证主体、取证程序、电子证据鉴定和取证工具标准等进行规范。     

房地分开、租税分流———农村房屋流转的途径与办法初探

农村房屋不是商品,但可以转化为商品并上市交易。农民拥有自己的房屋所有权,但并不拥有土地的所椒;农民买卖自己的房屋,并不能买卖属于集体的土地。因此,农村房屋买卖应该实行“房地分开”;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也可以购买农村旁屋,但除了支付房屋价格以外,还应向集体经济组织支付地租,地和是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实现形式。城乡资产融合,城乡房屋同地同房同质同价,政窬在整个城乡房屋的开发环节、持有环节、交易环节都能收取税放,这种税放收入量大、稳定,应该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     

对当前预防和打击拐卖儿童犯罪的思考——昆明市公安机关预防和打击拐卖儿童犯罪专项整治分析

近年来,昆明市公安局不间断地组织专项打击整治行动,有效遏制了拐卖儿童犯罪案件的多发势头。但此类案件还是边打边发,难以有效根治。原因:1、买方市场巨大的需求,刺激着拐卖儿童犯罪的滋生与蔓延;2、城市外来务工人员违反计划生育,子女“放养”现象普遍。建议:1、从立法上加大对拐入地买方市场和买主的打击、惩处力度;2、对不履行监护职责的家长制定具体的处罚条款;3、出台打击拐卖儿童犯罪协作工作机制;4、建立全国性的失踪被拐儿童父母DNA数据库。     

改革开放与民族认同

中华民族凝聚力是中华民族的生命力。改革开放不仅大大地增强了中国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也大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凝聚力。从深层看,就是增进了中华民族的认同。民族认同是民族产生和民族凝聚力发展的基本条件。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民族成员所认同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也不断发展,从而推进民族认同的变化,并制约着民族凝聚力的强弱。民族认同的程度、民族凝聚力的状况。从根本上说,决定于对民族领导核心的认同程度。改革开放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发展提供了较坚实的物质基础：拉开了建设民主、自由、富强的现代中国的序幕;促进中华民族凝聚力不断增强;改变了中华民族政治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当前,我国社会有两个“认同点”（或“凝聚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民生问题,二是腐败问题。只有坚持全面的改革开放,才能推进中华民族的认同,才能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     

网络与青年思想政治教育

随着计算机网络的应用 ,人们的生活、工作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人们的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 ,研究网络对青年的影响 ,积极制定对策 ,做好青年思想政治工作尤为重要。     

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的消亡

全球化使国家的界限变得模糊 ,对国家的职能和作用产生冲击 ,对国家的主权地位提出严峻挑战。但这并不能得出民族国家过时甚至消亡的结论。因为 ,无论从一国之内还是就世界范围来看 ,政治的冲突、经济利益的差异和文化意识形态的对立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全球化并没有创造出使国家最终消亡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 ,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民族和国家意识。     

思想政治教育与维护国家思想文化安全

思想政治教育应围绕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这一主题,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历史现象进行客观全面地评述,并且敏锐地捕捉和紧跟思想文化界的前进脉络,与时俱进,大力推动思想文化界的理论创新。     

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构建和谐与创新型单位

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仍然是构建和谐、创新型社会的一项非常必要的、刻不容缓的任务。思想政治工作是通过各种方法和渠道对人们的思想进行政治导向的过程。这一工作既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又是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有力保证,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     

马克思主义与现代科学技术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内在的理论品质,同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共命运,与科学技术革命的出现、发展相一致。现代科技革命的日新月异、迅猛发展不会改变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只会发展和丰富其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是不会过时的,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它都是指导科学技术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     

权利与权力 价值与目的——关于刑事强制措施之法理阐释

本文通过对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历史发展沿革之阐述、刑事诉讼强制措施本质上的权力与权利之分析、刑事诉讼强制措施法律控制的法理内涵棗法律与权力关系之阐发、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诉讼价值和目的的评价,从系统性和整体性的层面上,批判与分析我国刑事诉讼强制措施基本理论现状,提出相关认识,以促进刑事强制措施理论的完善,推进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刑事强制措施实施民主化、人权化、进步化之发展趋向。     

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认定和适用

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既侵犯了司法机关刑事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又破坏了我国的刑事辩护制度;本罪客观方面是实施了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作伪证的行为,＂威胁＂和＂引诱＂的认定一定要慎之又慎;本罪犯罪主体是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实践中多数是律师构成;犯罪主观方面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是行为犯,因而必然存在未遂形态。要关注本罪的刑罚适用,免于处罚的情形亦不可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