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证明标准新论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存在着一味强调证明标准的客观性、忽视了司法人员的主观意思状态的问题,忽视了实践中法官的因素,有可能导致法律与实践脱节。本文认为应当重塑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运用法官依内心确信对证据进行判断。     

提起公诉证明标准的缺陷及重新定位

我国刑诉法规定的证明标准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是一种高标准的证据标准,本文从现行证明标准过于追求客观真实、起诉标准等同于定罪标准等方面提出了存在的缺陷,进而从证据的主观、客观及诉讼预测角度,提出了重新定位我国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的思考。     

论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重构

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公布与实施,民事诉讼确立了新的证明标准,然而作为与公民权利尤其是人身权利联系更加密切的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在构建上落在了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后面。事实上,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其本身的缺陷和不足也是比较明显的。因此,比较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在刑事诉讼方面的证明标准,重构我国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已经迫在眉睫。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理性回归——兼论疑罪认定和处理的规范化问题

从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立法及司法现状来看，“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证明标准存在不合理性，应当探索更符合实际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理念和设计方案，“排除合理怀疑”应当被现行证明标准理论所借鉴。在此基础上，对疑罪的认定和处理也将有所裨益。     

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之析辨

证明标准是认定案件事实所需的最低证据要求，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相对低于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我国现行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缺陷导致司法裁判的不统一，未来我国应确立以高度盖然性为主、盖然性占优势为辅的多元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并在不同诉讼阶段实行不同的证明标准。     

论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一、我国现行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及其缺陷证明标准又称证明要求、证明任务,是指承担证明责任的人提供证据对案件事实加以证明所要达到的证明程度。我国现行三大诉讼法均没有关于证明标准的明确条款,但《刑事诉讼法》第162条规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据此,学界通说认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是我国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我国的这一诉讼证明标准相对于西方国家的证明标准而言,有其鲜明的特…     

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之重构

排除合理怀疑是英美法系国家刑事诉讼证明中的最高标准。我国现行的客观真实模式下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在建构上不但落后于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而且也没能建立完备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证明标准。借签两大法系刑事诉讼“排除合理怀疑”与“内心确信”的证明标准,重构我国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则势在必行,且意义重大。     

论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

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不仅关涉刑事诉讼价值目标之间的平衡,而且反映一国检察制度及其运行的基本特征.对我国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的把握必须考虑我国检察机关的诉讼职能和任务兼顾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双重诉讼目的以及诉讼的阶段性要求.我国现行立法将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完全等同于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之规定欠妥,但我国也不应当采用西方国家"更大的可能性"等较低的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而应采取"检察机关认为根据现有证据足以证明被告人实施了犯罪"这种较高的证明标准.     

关于完善我国公诉证明标准的若干思考

公诉证明标准对于指导公诉证明活动,提高与犯罪作斗争的效能,保障人权等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而我国现行的公诉证明标准存在绝对性、广泛性、单一性等问题。本文指出应借鉴外国法的相关规定,对我国公诉证明标准进行完善,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建立有区别、多层次的证明标准,同时改变对检察机关的工作评价标准。     

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之重塑

我国现行立法过分关注客观真实,对刑事诉讼证明标准设置过高,导致司法适用的困难。故重塑刑事证明标准成为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从目前来看,借鉴＂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是最具现实意义的选择,同时应加强配套保障措施的建立。     

试论我国公诉证明标准的确定

在公诉案件的证明责任中,公诉举证责任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过程中,证明犯罪处于核心地位。审查判断证据是否达到了足以证明犯罪的程度和要求须借助于公诉证明标准,但目前我国现行的公诉证明标准存在着一些不足,本文试对公诉证明标准的确定与完善作一探讨,以期对公诉实践有所裨益。     

论我国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

文章通过中外提起公诉证明标准的对比,认为我国现行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过高,应调整为检察官认为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被告人实施了犯罪行为,即控方单方认为证明达到了高度盖然性。同时,还应根据罪行的严重程度来掌握起诉证明标准的高低,对重罪案件,只要检察官认为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被告人应当接受法庭审判,证据达到优势证据的标准,即可提起公诉。     

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新思考——兼评现行民事立法的证明标准

关于民事诉讼之证明标准的内容是客观的,但是其实现的过程却是主观的。我国现行民事立法仍然以客观真实作为证明标准,其弊端显而易见。民事证明标准的改革方向应为法律真实下的高度概然性,但是其操作仍要遵循现代民事诉讼的相关准则。     

环境侵权诉讼证明标准初探

在中国现行单一的“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下 ,环境侵权诉讼面临着受害人利益难以得到保护、诉讼成本高、错判率高的巨大难题 ,为解决这些问题 ,必须重新确定合理的证明标准。我国应在无过错责任基础上 ,通过设立多元证明标准体系、确定对不同主体与不同证明对象适用不同证明标准规则、借鉴先进国家合理的证明方法等 ,以建立中国环境侵权诉讼的证明标准制度。     

从板桥先生画竹浅议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规定，司法机关查明犯罪，对被告人定罪量刑的证明标准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虽然法律有此明确的规定，但在刑事诉讼理论中，对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仍然存在分歧。     

论认罪认罚案件的证明标准

当前,我国学术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对认罪认罚案件证明标准是否应当降低这一问题众说纷纭,形成了证明标准降低说和证明标准同等说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虽然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并未区分认罪案件与不认罪案件而规定不同的证明标准,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却存在不同程度的调整与改变,认罪认罚案件证明标准在立法与实践中存在分离。文章认为,合理确定和准确适用认罪认罚案件证明标准会直接影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目的实现和实践成效。根据刑事诉讼公正的基本理念和无罪推定原则的精神,为了确保"事实认定符合客观真相",认罪认罚案件的证明标准应当坚持法定证明标准,否则会导致冤错案件发生、损害司法权威。     

自由心证新理念探析——走出对自由心证传统认识的误区

产生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自由心证 ,随着时代的发展 ,其不合理成份逐渐被扬弃 ,今天已被赋予了全新的思想内涵。我国的证据制度本质上也属于自由心证制度 ,但现行刑事证明标准及相关制度与之相冲突。确立科学、合理的证明标准以及相应的保障制度是完善我国自由心证制度的当务之急。     

论民事诉讼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的良性互动

本文简要的介绍了证明责任的实质内涵,对其实质做了简要的分析和探讨,并在结合我国诉讼证明标准模式的基础上就证明责任的分配作了深入的论述。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探析

本文从两大诉讼的证明标准谈起,通过二者的对比以及法官自由裁量权对证明标准的影响来论述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以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为切入点,然后以点带面,对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作更深入的剖析,从而为我国司法实践提供可行性建议。     

从法定证据证明标准之兴衰看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的证明标准

目前我国的社会环境与欧洲大陆国家法定证据制度时期有某些相似之处,同样面临着司法权威、司法公信力不足,刑事诉讼程序运行的确定性和统一性缺乏的问题。外在的、客观的标准不仅能减少法官的主观性,弥补司法公信力不足和权威缺乏的问题,还能使诉讼程序的运行更有确定性,提升裁决结果的可预测性,进而从整体上促进公正判决。证明标准的制定也与刑罚体系有关,我国目前仍保留死刑,刑事审判中适用死刑的可能性仍旧较大,需要有更为严格和可操作性的证明标准。《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等法律法规通过明确证明对象、明确证明规则、具体化证明要求等方法将现行证明标准进行了客观化,笔者认为,接下来努力的方向应当是建立健全证据规则、严格的程序规则。对于死刑案件,则应通过增加裁判者人数、严格死刑案件的裁判和审批程序和构建相应的证明规则达到恰当客观化现行证明标准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