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精神病鉴定的思考与定位——由邱兴华案为切入

邱兴华案中,由精神病专家引发的要求对当事人进行精神病鉴定的社会呼声强烈而宏大。但是,司法机关最终拒绝了鉴定申请。司法精神病鉴定的实然状况和应然走向,与法治进步息息相关。邱案中,对当事人进行精神病鉴定有着充分的公众基础和法律依据,是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双重要求。     

司法精神病鉴定的思考与定位——由邱兴华案为切入

邱兴华案中，由精神病专家引发的要求对当事人进行精神病鉴定的社会呼声强烈而宏大。但是，司法机关最终拒绝了鉴定申请。司法精神病鉴定的实然状况和应然走向，与法治进步息息相关。邱案中，对当事人进行精神病鉴定有着充分的公众基础和法律依据，是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双重要求。     

对邱兴华杀人案的司法鉴定学反思

关于邱兴华杀人案（下称邱案）的各种学术讨论和争论似乎已经不少，但查阅文献发现，有关邱案的文章，分别是从刑事诉讼法学、刑事证据学、刑事心理学、精神医学角度，法制新闻学以及从人权保护，法治进步等角度对该案进行解读。然而既然这是一个涉及司法鉴定的个案（虽然实际上并没有进行任何实质性鉴定活动），那么从司法鉴定学的角度对与该案有关的几个最基本的问题进行理论阐述，或许能有些许不同的作用。这几个问题包括：精神病概念的辨析，是否患病与是否需要接受刑事处罚之间是什么关系，何时需要启动司法精神医学鉴定？应如何配置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司法精神医学鉴定启动模式？     

司法权正当行使与法律程序的关系

在倡导依法治国、保护人权的今天,人们已被不自觉地卷入了法治社会的矛盾调和模式,在这一环境下,不经意间的行为更是触动这一社会的神经,并成为法治发展的助推力。邱兴华案所引发的争论,是对现有司法体制的反思,在时间上,它又具有偶然性,必定成为中国司法进程中的一块烙印。本文试从在邱案中对邱兴华精神病司法鉴定的争论,探讨程序正义实现过程对司法权正当行使的影响。     

刑法理论体系的开放发展——基于民意的建构性论证

在很多刑法学者看来,民意对于刑法论证的干预是一种不应当为司法审判所接受的非理性的、非法治的方式。学者为司法提供的是一个"政治不涉"的刑事理论体系,可这种结构的理论前提被证明是不可靠的,且不能处理社会实际问题,因此它无法阻挡因社会结构变化而形成的法律受众不断参与所导致的利益博弈。为保证民意有一个理性的和积极的发酵平台,司法机关应当放弃传统的"独白式"刑法解释规则,理论上应当考虑建构一种对话的、政治的刑法论证机制,以此实现刑法的合理性诉求。这种开放的论证机制对刑法理论体系将产生革命性影响。     

刑法谦抑在中国——四校刑法学高层论坛

为庆祝吉林大学建校六十周年,吉林大学法学院邀请西南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刑法学界同仁,于2006年9月12日在吉林省长春市举办了主题为“刑法谦抑在中国”的四校刑法学高层论坛。学者们集中对何为刑法谦抑、刑法谦抑是一种原则还是一种刑事理念、刑法谦抑的价值、刑法谦抑在中国如何实现等基础理论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讨。刑法谦抑是刑事法治发展的必然诉求,在当代中国刑法中作为一种刑法理念应有多方面的体现: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限制性、紧缩性,刑罚适用过程中的轻刑化、非刑罚化、替代刑化。中国刑法应当谦抑。也有学者认为,“刑法谦抑”的提法不科学,应以“不得已”代之。     

对新《刑法》第18条的理解与运用

本文就我国新刑法第18条中精神病的涵义,精神病患者刑事责任能力评定,精神病的医学鉴定以及对精神病人的监护治疗问题谈个人看法。供执法者和鉴定工作者在处理有关精神疾病案件时参考。     

舆论与刑法的偏差式互动:刑事责任年龄个别下调的中国叙事

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舆论诉求与刑法回应已然发展成为一对既密切关联、又有所区别,甚至存在矛盾冲突的新力量,深度嵌入未成年人罪错行为治理的复杂格局之中。引入长短期记忆网络(LSTM)对14058条新浪微博相关评论文本进行情感分类,分别统计正向、中性、负向情感的高频词,可以数据化呈现社会舆论的具体诉求与刑法回应的实际效果。面对社会舆论对刑法功能的过度期许、对保护理念的极度排斥、对规范设置的明确否定,刑法采用了分散式功能叙说、不能“一放了之”的话语体系置换、年龄整体下调与多重限制并行的回应策略。然而,这一回应策略导致社会舆论对刑法的功能期许不降反升、保护与惩戒的理念认可度更加失衡、限制性规范存在异化风险。刑法应在理解、尊重社会舆论的演化逻辑与核心诉求的前提下,逐步缩小功能诉求与治理供给的偏差,以惩戒理念的强调带动保护理念的培植,寻找支持个别下调的正当性基础,探索“舆论诉求—刑法引导—社会互动”的“杜鹃—鸳鸯模式”。     

刑法教义学的封闭与开放:社会理论知识的视角——以不作为共犯的边界为例

刑法教义学体现出体系性和封闭性，但晚近以来，随着不作为犯等可罚性基础边缘领域的认定难题出现，单靠刑法教义学之知识已经不能完全处理相关问题。通过学术史梳理可以发现，形式客观说不能解决不作为共犯的边界问题；加入规范因素的形式客观说则摒弃了原本的形式理性，添加了大量主观、恣意且模糊的规则。德国刑法学界出现了加入社会学理论等相关知识的流派，以义务犯理论为代表，虽然可以解决不纯正不作为共犯的认定问题，但可能无法达到刑法教义学所要求的体系性。经过了社会理论知识的扩展和刑法教义学者自我阵地的坚守，可以发现刑法教义学应当坚持一定开放性基础上的封闭，即将社会理论等其他学科的知识转化为刑法教义学的语言纳入理论体系至终。     

面向法治话语体系建构的中国法理学

一百多年来的中国法理学者揣着法治现代化梦想，引介了大量西方法律知识、价值和方法,进而衍生了有别于西方的“中国法理学”知识体系；通过接纳融合民主、自由、正义、公正、平等、法治等要素，出现了“中国法理学”的价值体系；通过学习和运用法律推理、法律解释、法律论证、法律修辞等方法，搭建了“中国法理学”的方法论体系。中国法理学理论为法治话语体系建构提供了基础性条件，但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在知识体系的建构中缺乏专业精神；对法律价值体系的接受没有实现中西融贯；在方法论体系中缺乏整体思维与体系思维的区隔以及对逻辑的重视。中国需要建构以实现法治为目标的，能够分析、解释、解决中国社会矛盾的法治话语、法治理论体系。     

浅议刑事诉讼过程中精神病鉴定程序的滥用及防范

根据我国《刑法》第18条的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后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因此,在办理刑事案件中,认定当事人在实施犯罪行为时是否患有精神病,对决定是否追究其刑事责任以及承担刑事责任的大小起重要的作用.同时,因为批准逮捕的条件之一是有犯罪事实且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而精神病人作为刑法规定的限制行为能力或者无行为能力人,是要从轻减轻处罚甚至不负刑事责任的,对于不负刑事责任能力的对象适用逮捕强制措施也是违背人权保障要求和刑诉法相关规定的,因此,在羁押强制措施适用过程中,对可能患有精神病的在押犯罪嫌疑人及早进行精神病鉴定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司法实践中,由于对犯罪嫌疑人在作案时的精神状态确定比较复杂,情况也多种多样,往往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鉴定工作才能得出结论,而这段时间的长短与鉴定委托单位提供的材料、鉴定人员的能力水平以及犯罪嫌疑人的表现以及病情等多种因素密切相关,而非办案机关所能控制,为满足精神病鉴定结论需要慎重作出的需要,对犯罪嫌疑人作精神病鉴定的期间不计入办案期限.但在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办案机关滥用精神病鉴定,以合法的形式掩盖不当甚至非法目的的情形,需要我们予以重视.     

犯罪认知体系视野下之犯罪构成

我国刑法学界正在进行“犯罪构成体系完善抑或重构”的讨论，通过分析古今中外成文法体系下司法者将刑法规范与生活事案相对接的操作方式，可以发现，“犯罪认知体系”这一概念可用以统摄不同历史时期刑法之基本运作模式。对犯罪认知体系之思想史的梳理表明，“犯罪构成”概念乃系近代民主法治背景下理论介入司法之产物，由此可厘清当代中国之犯罪构成体系的来龙去脉及现实状况，并为进一步“完善抑或重构犯罪构成体系”的讨论搭建基础性平台。     

律师如何辨别刑事被告人作案时有精神障碍

我国《刑法》第十五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的，不负刑事责任”。因此，律师在作刑事辩护时，应充分注意当事人的精神障碍，以便及时提请司法精神病鉴定，为被告人作精神疾病免除处罚或减轻处罚的辩护，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武汉市公安局安康医院从1987年7月至1994年3月共接受司法精神病鉴定891例，其中仅4例是由律师怀疑精神异常而提请鉴定的。表明律师对当事人的精神疾病辨识上尚缺乏应有的意识，应加深对这方面知识的了解。本文旨在对律师在作刑事辩护时辨别被告是否患精神疾病有所牌益。律…     

透过司法鉴定构想精神病举证责任分配

从2006年发生的震惊全国的邱兴华杀人案至2013年10月发生的温岭杀医案,关于精神病人辩护的讨论就不绝于耳。中国没有"辛克利案",而关于精神病鉴定的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定也接近于空白。本文主要从我国关于精神病鉴定的立法规定和司法实践的角度,寻找我国精神病举证责任分配的蛛丝马迹,分析伴随控方承担举证责任而生的系列问题,初步探讨我国精神病辩护举证责任的分配。一、我国关于精神病举证责任分配的现状     

论刑法的宪法性界限

刑法是最精确的法.由于刑法以剥夺公民的自由为主要制裁手段,因此必须强调刑法体系的科学性与精确性,才能使刑法符合理性目的,满足法治需要.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必须确立刑法的宪法性界限,这不仅是在法律效力等级这一形式层面上宪法至上的客观要求,更在于刑罚目的与宪法价值的在实质理性层面的契合.作为中国刑法学理论体系的起点,刑罚目的的宪法性界限的确立必然要求宪法性界限贯穿于整个刑法体系之中.而刑法的宪法性界限的确立,将有利于法治体系的完善与统一,有助于刑法真正发挥授权法、保护法和塑造法的功能,从而实现公平正义的法治目标.当然,刑法的宪法性界限的确立,需要制度设计与实践遵从的保障.     

犯罪构成论:从四要件到三阶层一个学术史的考察

@@ 犯罪构成是刑法学的核心问题,它是犯罪论的基础,亦是刑罚论的前提,甚至是刑事诉讼法的前置性问题.我国的犯罪构成体系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一如我国刑法学所遭受的坎坷命运.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刑法知识苏俄化的背景下,引入了苏俄刑法学中的四要件的犯罪构成体系.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摆脱这一四要件的犯罪构成体系的努力从来没有停止过.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德日刑法学中的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越来越多地介绍到我国,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作为四要件的犯罪构成体系的替代物,更多地受到我国学者的青睐.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四要件的犯罪构成体系与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之争,正在成为我国刑法学界的学术热点问题.本文采用知识考古的方式,对我国刑法学界从四要件的犯罪构成体系逐渐嬗变为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的轨迹加以勾勒,并对四要件的犯罪构成体系略作置评.     

法治国的洁癖 对话Jakobs“敌人刑法”理论

德国刑事法上近年来出现了扩张构成要件、刑事可罚性前置以及保安处分大量适用的发展趋势。这一发展趋势被德国刑法学者Guenter Jakobs认为已经超出了传统法治国市民刑法的范畴,具有"敌人刑法"的特征。Jakobs的"敌人刑法理论"自创立以来,一直为西方刑法学者所诟病,几乎是当今德国刑法学界最具争议的理论。近年来批判敌人刑法理论的文章可谓汗牛充栋。究竟敌人刑法是一个什么样的理论?西方学界关于敌人刑法如火如荼的争论在中国有没有现实意义?本文将循着Jakobs的思维路径,对由于过多转述与批判而有失真之嫌的敌人刑法理论进行文本还原,力图探求其理论真谛,尝试对以上问题作出回答。     

法治国家的洁癖

德国刑事法上近年来出现了扩张构成要件、刑事可罚性前置以及保安处分大量适用的发展趋势。这一发展趋势被德国刑法学者Guenter Jakobs认为已经超出了传统法治国市民刑法的范畴，具有“敌人刑法”的特征。Jakobs的“敌人刑法理论”自创立以来，一直为西方刑法学者所诟病，几乎是当今德国刑法学界最具争议的理论。近年来批判敌人刑法理论的文章可谓汗牛充栋。究竟敌人刑法是一个什么样的理论？西方学界关于敌人刑法如火如荼的争论在中国有没有现实意义？本文将循着Jakobs的思维路径，对由于过多转述与批判而有失真之嫌的敌人刑法理论进行文本还原，力图探求其理论真谛，尝试对以上问题作出回答。     

空白刑法规范的罪刑法定机能——以现代法治国家为背景的分析

现代法治国家兼具自由法治国与社会法治国、形式法治国与实质法治国的双重性格,这导致现代行政法的使命由单一阻止行政权的扩大化到兼而具有改善国民经济生活以完成福利国家的任务。受此影响,许多国家突破了以往在刑法体系中只规定自然犯的传统框架,越来越多地在刑法中通过空白刑法规范的方式规定行政犯。用法治国的罪刑法定主义衡量,空白刑法规范既符合罪刑法定主义的民主法治原则和法律专属性原则,同时也是罪刑法定主义之明确性原则的体现和运用,是与现代法治国思想及罪刑法定原则相一致的一种刑法立法模式。     

刑法结构的轻刑化演进及其刑事政策协同——基于对日本《轻犯罪法》的比较考察

危险驾驶罪等轻刑罪名的增设推动我国刑法结构向轻刑化演进,对我国固有的罪刑观念与二元化违法犯罪制裁体系造成冲击。日本刑法呈现出典型的“大刑法结构”,犯罪圈高度扩张,《轻犯罪法》处于刑法结构的最低点,对《轻犯罪法》展开全面考察有助于为我国应对刑法结构轻刑化提供理性参照。《轻犯罪法》具有预防性、象征性与补充性特征,以司法化程序确立法治保障,实践中大多数轻犯罪案件均是以不起诉实现程序分流,少数进入审判程序的案件也是以略式(简易)程序为主且刑罚轻缓,由此兼顾效率。《轻犯罪法》虽是日本犯罪圈扩张的代表,但适用中却有效控制了刑事资源的投放与消耗。面对我国刑法结构轻刑化过程中轻刑罪名的立法扩容与司法激增,应理性认知轻刑罪名的预防性色彩与轻微罪质,确立“增减并进”刑事政策,即在立法增设轻刑罪名之时同步削减投放到轻刑罪案刑事反应系统中的制裁性要素与程度。同时,治安违法行为轻罪化及其制裁程序司法化符合刑事法治理念与人权保障诉求,具有正当性,但应当在逐步积累轻罪治理经验并充分理解轻刑罪名本质的前提下有序推进,不能操之过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