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性裁判中的证据规则

在程序性裁判领域,法院所要面对的不是检察机关的指控是否成立的问题,而是控辩双方所发生的程序性争议如何解决的问题。在这种司法裁判活动中,被告人一般不会面临受到无根据和不公正定罪的危险,无罪推定原则失去了发挥作用的空间,司法证明活动也无需遵循严格证明的准则。目前,我国法律已经在非法证据排除领域初步确立了程序性裁判机制。与此相对应,法律也有待于确立一系列证据规则,从而设定有别于实体性裁判程序的证据准入规则、责任和证明标准。随着程序性裁判制度的逐步发展,这类证据规则也会得到相应的发展。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下检察机关的证明标准

2012年3月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范围、方式等,但对于法庭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检察机关的证明标准未予明确,指导实务操作的是两高三部在2010年《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确立的"确实、充分"标准,是否所有非法证据的排除情况均要适用这一标准值得商榷。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证明标准的分析应以概念的厘定和认识论的澄清为逻辑起点,我国检察机关在证明证据合法性时,对于非法言词证据应适用"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对于非法实物证据可适用"优势证明"标准。     

论检察官在非法言词证据排除中的证明责任

检察官承担非法言词证据排除的证明责任源于程序性事实的特殊性质,源于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源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者地位。检察官在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阶段,除了严格审查言词证据的合法性及对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外,还应从完善庭前证据开示程序、充分保障辩方合法权益、认真对待调取证据请求权等方面强化审查义务并履行非法言词证据的庭审证明责任。我国检察官承担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责任的证明标准应以优势可信为主要标准,以确信排疑为辅助标准。     

程序性证明论纲

我国"重实体、轻程序"的法律传统导致了证据理论对程序性证明的长期忽视。"程序性证明"这一概念的引入有助于澄清诉讼证明的概念,构建完整的诉讼证明理论。程序性证明在证明主体、证明对象、证明规则等方面都有别于实体性证明。我们应当科学地建构程序性证明制度,以促进我国证据立法的完善。     

论刑事程序合法性的证明

刑事程序合法性的证明决定着程序性制裁制度能否发挥实际的效用。它属于典型的程序性事实的证明范畴,一般应当采用自由证明的方式。在自由证明的过程中,应充分发挥刑事案卷的证据价值,正确把握程序违法程度与证明标准的比例关系,注意口供合法性证明的特殊性。程序合法性的证明责任应在控辩双方之间进行合理的分配。辩方应承担程序违法的初步证明责任,控方应承担程序合法的反证责任。法官在特殊情形下有主动查证的职责。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口供合法性的证明责任

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对象是犯罪构成要件事实,对犯罪构成要件事实的证明由控诉方承担证明责任,被告方只承担提供证据责任;口供的合法性是犯罪构成事实附带的“争执中的事实”,我国犯罪构成的封闭型结构决定了控诉方应当对此承担证明责任;犯罪构成事实的证明责任分配不仅决定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证明责任分配,犯罪构成事实的证明标准还决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证明标准,控诉方对口供具备合法性的证明应当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     

检察机关与非法证据排除

基于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职能,检察机关在非法证据排除方面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如预防非法证据产生、及时排除非法证据、解决庭审模式设置缺陷以及有效证明证据合法性等。为加强检察机关在非法证据排除中的作用发挥,未来应当进一步健全检察机关预防非法证据的措施,规范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强化检察机关对证据合法性的证明,切实提高检察机关预防、排除非法证据以及证明证据合法性的能力和水平。     

论证据合法性的证明——兼评修改后刑诉法关于证据合法性证明的规定

证据合法性的证明问题包括证据合法性证明程序的启动、审理以及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等问题。当事人只要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供清晰明确、符合逻辑的相关线索与材料,使人对证据合法性产生疑问的,法官即应当作出启动证据合法性审理程序的决定。控辩双方以依次轮换举证的方式实现对证据合法性的证明,但控方的举证要达到"确信"的程度,辩方的举证只要达到"合理"的程度。控方对非法言词证据的证明应当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对非法实物证据只需达到"优势证据"的标准。证据合法性证明的审理程序在庭审中进行,但应遵循一定的庭审规则,以最大程度减少因其与事实审理程序混同而产生的程序混乱。     

检察机关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处理机制研究——以新《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新《刑事诉讼法》以及《两个证据规定》①都明确了检察机关证明证据合法性的证明责任，证明不力则相关证据将被依法排除。然而，司法实践中存在大量不规范的取证行为，侦查机关对于证明证据合法性证据的收集工作也并不重视。如此一来，在新的证明要求下，检察机关公诉败诉风险大大增加。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口供合法性的证明责任 以刑事诉讼的证明责任分配为起点

最高法院通过司法解释确立了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然而,该规则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并不令人满意。究其原因,是缺乏排除非法证据的实施性规则所致,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并未设置专门的程序来规范对非法证据的审查和裁决。而实施性规则最核心的问题——证明责任的分配更不明确。本文以刑事诉讼的证明责任分配为起点,论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对侦查、检察人员在审判前取得的被告人供述(以下称口供)合法性的证明,应当由控诉方承担证明责任。     

证据之异化及回归——以证据与证据运用区分为中心

证据作为证明的根据丧失了其客观性基础，异化的证据以主观性的形态出现。造成这种异化的原因是证据与证据运用概念的混淆。通过证据与证据运用的区分对证据重释，使证据回归其本来面目，主观性不再是证据的属性。证据的回归可以合理解释司法证明过程中的一些难题。     

证明力与证据能力规则演变规律探究——我国证据规则立法方向的理性选择

证据规则立法演变呈现出如下规律:首先,在证明力问题上,法官的判断经历了从不自由到自由的过程,证据证明力日渐脱离法律的规定,而进入法官自由裁量的范围;其次,证据能力属于法律问题,应当成为各国证据立法的重心所在。我国当前证据立法与上述规律背道而驰,其中,证据能力规则不仅数量稀疏,而且质量不高;相反,证明力规则却显得相当庞杂,占据了证据规则体系的主干地位。为此,在将证据立法重心由证明力转向证据能力的同时,又要防止矫枉过正。一方面,我国尚未形成自由心证约束机制,仍然需要一定的证明力规则来制约法官的心证;另一方面,我国当前证据资源有限,证据能力排除规则又不宜规定过多,以避免对案件事实真相认定产生障碍。     

非法证据排除——价值的权衡

文章以非法证据的两个特征:证明力、非法性为基点,挖掘它们之中的法价值,用价值比较的经济学方法分析非法据证排除规则,并提出一些具体措施。     

关于完善我国民事诉讼当庭认证制度的思考

认证的过程就是法官对于证据材料的证据力和证明力的认定过程。认定的对象不同,其认定的主体、时间、方式等也应当有所差别。目前我国法院系统有关认证的做法,是司法改革中各法院自行实践的结果。由于缺乏正确的理论和明确的法律规定,庭审认证极不统一,影响了认证制度的法律效果。     

论欧洲人权法院的非法证据排除

欧洲人权法院对于非法证据的处理有其特色,与英美法国家迥然不同.欧洲人权法院并没有就如何排除非法证据制定系列指导性的纲要,而是采取个案中具体考量,重点考察的是公权力人员的非法取证行为是否给整个诉讼程序造成不公以及所获证据与案件的关联性,并在此基础上决定证据排除与否,这一点值得关注.     

关于证据科学的思考

本文探讨了证据科学的要素。本文认为，证据科学必须是多学科的，或者整合性的。如果我们分享彼此基于证据的推理方面的思想和经验，我们都会受益于稳固确立的证据科学。     

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探讨

本文介绍了世界各主要国家采用的两种起诉证据标准 ,在此基础上对两者的立法意图及主要特点进行归纳总结 ,分析比较其共同点及区别 ,得出了起诉证据标准与诉讼模式及各国法律文化历史传统紧密相关 ,并由其决定 ,但应该低于有罪判决的证据标准这一结论。鉴于当今世界两大法系不同诉讼模式之间相互融合、吸收 ,取长补短这一趋势 ,两种起诉证据标准之间的界线也日渐模糊 ,呈现出融合的趋势。通过考察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起诉证据标准的现状 ,分析其利弊 ,认为必须重构我国的起诉证据标准 ,结合我国国情 ,兼采两种起诉证据标准 ,取其之长 ,补其之短 ,并提出了具体的改革建议。     

论刑事诉讼中的电子数据

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将电子数据首次规定为法定证据种类,但电子数据的相关证据规则仍不够完善。我国现有关于电子数据的研究多集中于电子数据取证、鉴定等技术方法,缺少对电子数据证据能力、证明力及证据规则的研究。从电子数据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出发,在电子数据的证据属性,电子数据的鉴真、鉴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几个方面探讨如何加强对电子数据的证据限制问题。     

以限制证据证明力为核心的新法定证据主义

中国证据立法遵循了一种以限制证据的证明力为核心的基本理念，即“新法定证据主义”的理念。证据法不仅对单个证据的证明力大小强弱确立了一些限制性规 则，而且对认定案件事实确立了一些客观化的证明标准。这一证据理念的出现，与立法者对证据真实性的优先考虑、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限制有着密切的关系，也与刑事诉讼的纠问化、司法裁判的行政决策化存在因果关系。这一证据理念及其影响下的证据立法活动，固然有其现实的合理性，却带来了一系列弊端。要推动中国证据立法的健康发展，需要对“新法定证据主义”及其影响下的证据立法进行理论清理，并创造条件消除促成这一证据理念产生的制度土壤和文化环境。     

关于证据科学的思考

本文探讨了证据科学的要素。本文认为,证据科学必须是多学科的,或者整合性的。如果我们分享彼此基于证据的推理方面的思想和经验,我们都会受益于稳固确立的证据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