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交还国际诱拐儿童的司法裁量——以海牙公约第12条第2款为分析对象

海牙《国际诱拐儿童民事方面的公约》旨在体现强制交还儿童的原则,但同时又规定了强制交还儿童的例外,以便扩大公约的适用范围。公约第12条第2款中"儿童是否转居于新的环境",是判决是否返还儿童的关键因素,构成强制交还儿童义务的例外。对此需要从物理因素和心理因素两个要素来判定,但转居是否良好不是合适的判定标准。如果确定存在公约第12条第2款的例外情形,原则上依据公约交还儿童不存在剩余裁量,除非出于儿童个体的最大利益。对此需要考虑国际条约解释的一致性原则,尊重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和海牙儿童保护公约的义务。     

论《纽约公约》与仲裁协议的法律适用——兼评中国加入《纽约公约》二十年的实践

《纽约公约》第2条关于仲裁协议书面形式的规定构成了统一实体规则,该规则应优先于国内法加以适用。对涉及仲裁协议实质有效性的问题,各缔约国法院在“裁决后诉讼”中应按照《公约》第5条第1款（甲）项的统一冲突规范确定准据法;在“裁决前诉讼”中应类推适用《公约》第5条第1款（甲）项的统一冲突规范。对“双无仲裁协议”,则由缔约国自行确定其实质有效性的准据法。我国法院在涉外仲裁协议法律适用方面应更好地执行《公约》的规定。     

论提单中有关法律适用条款

一、提单中有关法律适用的三条款一法律选择条款、首要条款和地区条款提单作为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证明而成为航运实务中的重要单证之一。尤其在件杂货运输情况下，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实际上取代了运输合同，因为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在提单背面条款中得到具体规定。目前，虽然调整提单的三个国际公约——“海牙规则”、“海牙一维斯比规则”和“汉堡规则”均已生效，但由于各公约缔约国有限，缔约国对公约内容解释不同，规则本身规定之不完备和相互间规定之不同等多种原因，承运人的法定权利和义务不但没有得到全面统一，反而使提单领…     

国际货物销售合同中的法律适用问题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SG)是国际贸易领域中最重要的国际公约之一,公约第1条第1款(b)项规定公约不仅适用于营业地在不同缔约国的当事人,还可由于国际私法的规则导致适用,这样就扩大了公约的适用范围,使法律适用产生不确定性。     

国际货物销售合同中的法律适用问题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SG）是国际贸易领域中最重要的国际公约之一，公约第1条第1款（b）项规定公约不仅适用于营业地在不同缔约国的当事人，还可由于国际私法的规则导致适用，这样就扩大了公约的适用范围，使法律适用产生不确定性。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实施机制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实施机制的基础是条约义务。从国际层面上讲 ,实施机制的目的是监督《公约》在缔约国的执行 ;从国内层面上讲 ,缔约国应采取立法、司法等措施履行《公约》。这就要求缔约国在“条约必须信守”的原则之下 ,解决条约与国内法的关系问题 ,即在宪法中给条约以适当地位 ,以便于条约 (包括《公约》)在国内的适用 ,而不论是直接或是间接适用。这样才能达到国际社会制定《公约》而国家批准或加入《公约》的目的 ,也才可能改变《公约》实施机制软弱乏力的局面。     

保有货物权利与保全货物义务的协调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85条规定了卖方保有货物的权利,同时规定了保全货物的义务;第86条规定了买方保有货物的权利,同时也规定了保全货物的义务。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买卖双方如何正确行使法定的违约救济权利并履行违约救济义务,实现保有货物权利与保全货物义务的协调,是有效减少     

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41条及我国的应对策略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是国际人权宪章之一 ,该公约第 4 1条规定的国家间来文指控程序 ,是公约实施机制的重点。从三方面原因考虑 :( 1 )我国加入公约的目的 ;( 2 )公约第 4 1条自身有缺陷 ;( 3)在国际实践上 ,目前尚未有缔约国启动过第 4 1条规定的国家间指控程序 ,我国将来批准公约时 ,不应对第 4 1条做出保留 ;并且可以考虑做出第 4 1条规定的“声明”。     

论健康权的宪法保护

健康权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规定的一项基本人权,我国宪法应该把健康权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来加以明示和保护,积极促进公民健康权的实现。     

国家豁免与诉诸法院之权利——以欧洲人权法院的实践为中心

诉诸法院之权利系由欧洲人权法院根据《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第1款发展而来。该权利可以予以限制，只要限制的目的合法且符合比例原则，并且经综合评估后没有侵犯诉诸法院之权利的核心。就国家豁免对诉诸法院之权利的限制而言，授予外国国家以豁免符合国际法，即目的合法。就比例原则而言，《联合国国家豁免公约》中的限制豁免规则正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尤其是在涉及雇用合同、人身伤害等事项时，应保护申诉人诉诸法院之权利，限制国家援引国家豁免。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深刻地影响了各缔约国的国内法和相关实践，同时也受到缔约国实践的影响。在强行法与国家豁免的关系上，欧洲人权法院倾向于认为外国国家在缔约国法院享有国家豁免并不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第1款。     

论公民养老权的权利属性

理论法学对养老问题的关注是从权利的角度出发,考察养老权的生成与制度化,探讨养老权的权利属性。养老权是一项基本人权,它与公民的生存权密切相关。养老权属于宪法性权利,是公民享有的社会权利之一。     

论宪法权利的本质

宪法权利的本质问题是宪法学理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宪法权利是一种反向权利,原则上不能被正向权利加以定位,但是,应正视反向权利的宪法定位有可能引发的宪法权利虚置问题;宪法权利是一种公权利,原则上不能被用来调整私人之间的关系,但是应创设相应的制度机制来应对社会的变迁所带来的对宪法权利私法适用的内在要求;宪法权利是一种底线性权利,而不是一种穷尽性权利,但是在对其底线性定位的同时,应注意防止宪法权利的泛化现象.     

环境权理论与思考

环境权理论是环境法学中争议较大的问题,从“权利生长”的视角出发,可以认为环境权是社会成员一项新生的应有权利,是基础性权利,是人类环境利益危机的产物;环境权与公民环境权是两个不同层次,环境权有待上升为法定权利———公民环境权。     

真实世界中的权利冲突

为了研究权利冲突这种法律现象 ,有对其进行科学的界定之必要。以合法性和正当性作为标准做出界定是不科学的 ,其结果将会导致对道德权利等其他权利的不尊重或把问题引向相对主义。从权利形态角度来看权利冲突 ,权利冲突包括法定权利之间的冲突 ,也包括其他各种形态权利之间的冲突。权利冲突是由权利主体在权利实现和救济过程中引发的一种状态。     

公民养老权涵义论析

养老权是一项基本人权.在我国,养老权的权利主体是60周岁以上的公民,养老权的义务主体是国家、社会、家庭和个人.养老权的内容包括生活保障权、医疗保障权和受赡养扶助权.养老权具有普遍性、资格性、基础性、社会性、综合性的特点.     

论水权的概念和体系

给水权一个比较明确的界定是当前法学理论界关注的热点。本文在全面分析各个学派观点的基础上进行了水权概念及体系的重构,认为水权作为在开发、利用水过程中产生的对水的权利,包括水物权和取水权两部分。水物权是物权性质的权利,包括资源水权和产品水权两类;取水权作为债权性质的权利,是资源水转化为产品水的前提。从而将水权界定为以水物权和取水权为基础的一系列与水有关的权利的总括,对我国水权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和而不同：论物名权及其对物权结构之完善

人有人名,可得成立姓名权;物有物名,亦得成立物名权。物名即物之名号,物名权是对物名所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物名权是符号物权,其衍生于实体物权,又与之有所不同,是对物权结构的丰富和完善。符号物权与实体物权和而不同、相辅相成,共同表述物权的整体价值和功能。     

人役权制度与中国物权法

人役权是为了特定人的利益而利用他人所有之物的权利 ,即以他人之物供自己使用和收益的权利。罗马法时期的人役权包括用益权、使用权、居住权和奴畜使用权等。当今西方国家多规定了用益权和居住权。从这两项人役权的历史渊源、价值功能以及我国的现实条件来看 ,我国有必要设立上述制度。     

生育权基本问题的探讨及其法律保护

关于生育权基本问题的争议很大,学界对生育权的性质、权属主体和权能更是众说纷纭。生育权应是自然人主体享有的生育的人身自由权,是自然人人格要素之一,属人格权范畴。自然人享有平等的生育权,但男女生育权并非同等,它们在权能和内容上存在差异。男女生育权共同的权能有生育选择权、生育信息知情权等,无“生育隐私权”权能,且生育选择权受到限制,是相对的选择权。女性生育权较男性生育权具有更多的可选择内容和更大的知情权范围。此外,女性生育权还独有生育健康权权能。生育权的法律保护有待完善,最高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征求意见稿）第十条需加修改。     

权利的救济和获得救济的权利——救济权的法理阐释

救济权是基本的法律术语，但是与人们对救济权这一名词的高度熟悉和救济权在法律中的基础性地位形成对照的是，对救济权的专门研究很少，甚至迄今为止，关于救济权的为数不多的概念界定仍然是模糊不清或带有浓重的部门法色彩的。基于救济权是人权的重要内容，有必要对其依基本法理作出阐释，以明晰其确切所指和作为一种人权的基本属性，从而为救济权保护的理论模式和制度设计给出基本的理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