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担保无效责任的复位——基于责任性质、主体与效果的区分视角

在实践中,即使公司担保行为无效,公司仍然普遍须承担实质上类似有效担保的责任。这一不合理现象的原因在于法院对过错的不当界定乃至强加。以过错为线索,可以区分担保无效责任在性质和主体上的不同层次。在性质上,当担保合同自身无效时,公司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在担保合同因主合同无效而无效时,公司只承担故意侵权责任。在主体上,行为归属要先于过错判断,当代表人行为可约束公司时,公司承担责任;否则由代表人自行承担责任,公司无须承担替代责任。责任主体的区分会进一步导致担保行为"无效"和"不生效力"的区分。性质和主体的区分会相应校正担保无效责任的范围,并排除追偿权。唯有使公司担保无效责任回归一般体系,才能避免过度强调或者不当忽略公司担保的特殊性。     

论清代皇帝决策的法律机制

中国古代,皇权与中央权力集中体现为皇帝决策权。清代统治者借鉴汉唐宋明历代政治法律实践的经验教训,并根据自身的治国理政需要,构建具有鲜明特色的皇帝决策法律机制。首先,基于"皇权无上限"的原则,法律明确规定皇帝的决策权范围,赋予各级机构对于皇帝决策权范围之外相关事项的直接决定权。其次,法律严格设定"本章批答""御门听政"两种不同的决策方式,既针对不同决策事项各有分工,又在特殊情形下相互衔接;同时,推进"题奏进呈""内阁票拟""部院议奏"等决策环节规范化,整体上使得皇帝决策程序制度化、可预期。再次,基于统治阶级整体利益与国家长远利益的考虑,清代皇帝注重在决策过程中发挥法律作为决策依据的作用。朝廷部院通过"议准""议驳",实施对于决策建议的"合例性"审核,既为皇帝合法决策提供选择方案,也有效提升地方督抚、部院大臣等各级官员的法律意识。清代皇帝决策法律机制的实施,使得以皇帝为代表的最高统治集团在处理各类复杂问题、突发事件的同时,保持法律与制度的稳定性,有效构建有利于统治阶级整体利益的国家秩序,并对维系"大一统"的国家政治格局发挥积极作用。基于皇权至上的专制体制以及法律仅仅作为统治工具的治理原则,清代皇帝决策法律机制从制度设计到实际运行也存在种种不足。     

利他保险合同下任意解除权的利益失衡与解决路径

在利他保险合同下,我国保险法赋予投保人较强"任意性"的合同解除权,此造成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保险金请求权的落空,有违"利他"之初衷。《保险法司法解释三》虽以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赎买权"维系利他保险合同的存续,但却难以切实实施。借以行政法比例原则的适合性、必要性以及比例性三个子原则对投保人任意解除权制度予以审查,投保人任意解除权制度的目的虽然正当,但是所采取的手段与其目的不相匹配,应当对投保人任意解除权的行使进行限制。在我国的保险合同的框架下,当投保人与被保险人或受益人非为同一人时,尽管被保险人居于保险保障的核心地位,但对其合同利益的保护尚未达到足以突破合同相对性的程度,仍应以投保人作为合同当事人行使利他保险合同的解除权,且限于保险合同成立后至保险事故发生前行使。投保人解除利他保险合同前,应履行通知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义务,以满足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对解除合同的知情权,从而保障被保险人或受益人"赎买权"。同时,投保人解除权的限制不仅仅包括对其积极解除合同行为的限制,还应当包括对其特定情形下消极不解除合同行为的限制,全面衡平利他保险合同下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三方利益。     

刑事政策下的刑事责任研究

刑事政策发展的历史表明,在实证主义刑事政策下出现的人身危险性将刑事政策和刑事责任联系在一起,人身危险性此时成为决定责任存在和大小的依据。在人权与法治刑事政策下,人身危险性实现了从征表潜在犯罪可能和处罚依据到征表犯罪原因和预防的转变,表现在刑法机制上,是积极责任主义到消极责任主义转变的结果,这也同时促使人身危险性具有了减轻刑罚之意义。因而,刑事政策对刑事责任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作为处罚结果意义上之责任的影响,二是对作为责任主义之＂责任＂的影响,在刑法机制上,前一影响是通过后一影响完成的。在刑事政策视角下,我国刑事责任的转型应实现向责任主义的倾斜,并通过人身危险性角色的转变使传统刑事责任消解单纯处罚结果之内容从而具有预防之功效,最终实现传统刑事责任内容、功能乃至地位的转变。     

试论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和谐关系的构建

建设和谐社会就不能不关注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和谐关系的构建。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构建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对当前建设和谐社会而言，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现代行政权力与行政相对人私权利的同一性决定了和谐必然是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关系的常态，同时也说明在我国构建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完全是可能的。构建我国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和谐关系。首先要求行政公开制度要进一步的完善，包括行政告知制度和行政行为说明理由制度的完善。     

著作人格权的兴起与衰落

现代著作权制度一般将著作权分解为著作人格权与著作财产权,并针对二者设计了不同的制度架构。通过对著作权发展路径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著作人格权的产生与作者的觉醒以及民法上人格权的创设存在密切的关系,而在数字技术日益发展的当代社会,著作人格权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质疑。因此,深入分析著作人格权发展的内在机理和历史轨迹,有助于厘清著作人格权的性质,并藉此推断它在未来的走向以及将会对著作权制度产生的影响。     

货物调包类财产犯罪案件的教义学分析

针对货车司机将运输中的货物非法占为己有,再用次品或废品补足重量,冒充原货物交付收货方的行为的定性,其前阶段调包行为根据运输中的货物的占有归属,可能构成盗窃罪、侵占罪或职务侵占罪,其后阶段交货行为构成针对财产性利益的诈骗罪,该两阶段行为按照吸收犯处理。在财产损失的认定上,宜采取整体财产说的立场,在满足一些特殊条件的情况下,犯罪数额可以扣减次品价值。如果收购原货物的人与司机有共谋,对调包行为的完成起到一定作用的,收购人与司机成立共同犯罪,即使数名司机彼此之间没有共谋,收购人的涉案数额也应累积计算。验货人员与司机勾结,明知是不合格的次品而予以签收的行为,不构成职务侵占罪的正犯。     

论辩方对有利于被告人证据的阅卷权

2012年《刑事诉讼法》关于辩方阅卷范围的规定引发了关于控方是否有义务将其掌握的全部证据,尤其是有利于被告人证据提交给辩方问题的讨论。鉴于控方在证据获取中的绝对优势地位,从维持控辩平等、实现有效辩护、维系检察官客观义务、探求实体真实的角度出发,由辩方掌握全面阅卷权有其理论正当性,而不同法系国家中辩方从控方获取有利于被告人信息的比较法考察也印证了这一判断,目前关键在于如何通过制度设计保障辩方这一阅卷权的实现,其他国家的制度设计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     

精神权益与精神损害探析

精神损害赔偿是民商法理论中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并没有使争议得到解决,反而使该争论变得愈演愈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笔者认为精神权益包括生理、心理上的感受和状态;精神性人格权益;财产权、身份权中内涵的精神利益等三大内容,并对精神损害即是精神痛苦的法理进行了阐释。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在实践操作中应予扩大化。     

论法人的独立人格及判断标准

本文对法人的独立人格及取得条件进行了深入研究,剖析了法人责任能力的基本内涵,指出现行立法和相关理论将法人独立责任能力等同于投资人有限责任,从而使法人概念限于投资人负有限责任的团体,不能正确体现法人独立人格的内涵,并导致法人理论的混乱。因此,应当摒弃现行理论,赋予法人正确的法律定位,以适应市场体制建设的发展需要。     

农民平等权的宪政思考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是解决不平等对待农民的问题,不平等对待农民主要不是法律适用上的不平等,而是法律内容上的不平等。有关农民不平等的规定有碍农民权利的实现,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绊脚石,与法治精神、宪政原则相悖。要从宪政角度保护农民的平等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当务之急是对现有有关农民权利的不平等规定进行清理,然后重新构建农民平等权法律保护体系,并逐渐建立宪政审查制度。     

法的移植与法的本土化

文章从分析法律移植与中国法的国际化进程 ,法律移植与国家主权、国家意识形态、中国法的本土资源以及立法成本等关系入手 ,指出法律移植是世界法律发展的一个基本历史过程 ,是法律发展的规律之一。文章最后对法律移植与 2 1世纪中国法的发展作了展望。     

论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与吏治的互动关系

民本思想在中国古代的政治法律实践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以皇权政治为主导的背景下，民本的深层内涵和最终目的是要保障皇权之稳固。君与民之间的官吏阶层，是实现民本思想的具体实施者。要在制度上保障民本思想的具体落实，就要治理官吏特别是要防止官吏贪腐。因此，产生了以维护皇权为根本的民本与吏治之间的互动关系。     

犯意之于美国刑法中的共谋

从构成美国刑法中犯罪横向典型样态的共谋的发展历史和构成角度出发,围绕共谋当中的犯意规定加以研讨,主要考察了美国刑法实践对于意图以及明知的选择,在此基础上分析了针对随附情状的犯意,并且考察了动机在共谋犯罪当中的相关性的有无。     

检察机关初查制度之价值评析及其实现——以法律监督权为视角

从"司法论"与"立法论"相区别的方法论出发,实然的检察机关初查制度具有形式违法性,应然的初查制度具有实质合理性和正当性。因为作为初查制度之核心与基础的初查权本质上是宪政视域中的法律监督权的具体形式,是旨在监督公权保障人权的一种公权力。这决定了初查制度的价值目标是实现自由与秩序的动态平衡。而要实现此目标就要实行实然初查制度向应然初查制度的转向,如加强初查制度与国际规则的协调、完善初查权运行的程序机制、完善初查的法律责任制度等。     

小区停车位权属分析

物权法草案第六稿确定了业主对小区的停车位享有优先使用权,尊重了业主的利益和开发商的利益.但其停车位的归属采用约定的方式作为优先的选择方式,虽体现了意思自治,但不利于保护业主的利益,应采用法定方式优先,以约定为补充.     

规则建立过程的知识考察——以“刘涌案”事件为空间

“刘涌案”曾经在中国法律界甚至更大的社会范围引起很大的轰动与反响。围绕着“刘涌案”审理与判决所出现的各种问题,法律界以及社会大众等群体间产生了不同的认识与主张,从而在社会空间中产生了一系列事件。本文首先通过对“刘涌案”事件中不同群体对该案的看法及所依知识的分析,概括描述了该事件呈现出的各种刑事诉讼法律知识的存在状态。然后,对这些知识在建立程序规则以解决事件冲突中体现出的特点与相互间的结构关系进行了分析,进而阐述了该案程序规则所依据的知识理论在事件发展中展现出逻辑与系谱。接着,由“刘涌案”事件引申,对更大范围的中国法治现代化中的诉讼法律知识型的品格、结构进行了分析。最后,反思了对现今知识型条件下的刑事诉讼理论构建及制度建设中出现的问题,特别提出了中国问题和中国经验的重要性。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法哲学思考

加强党执政的合法性研究,对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意义重大。所谓合法性,其直接含义是一种合法律性,其第一要旨是社会公众对统治权力的一种认可、认同或赞同。中国共产党执政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具有实质的合法性,但是,无庸讳言,由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的凸现,党执政面临着合法性的种种挑战。因此,为了保持党执政的合法性,必须做到:维护宪法权威,保证党执政的合宪性与合法律性;坚持人民主权原则,保证党执政的实质合法性;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巩固党执政的价值合法性;完善程序性民主的制度性安排,保证党执政的形式合法性;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约束,有效地遏制腐败,消解党执政的合法性危机。     

论中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立法理念与制度新规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编纂,根据加强国家对婚姻家庭的保护、倡导重视家庭文明建设、尊重婚姻家庭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注重夫妻婚姻家庭地位的平等、注重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贯彻、注意保护婚姻家庭弱者的权益等立法理念,新增或修改补充了24项制度或规则,主要包括:在"一般规定"章中,新增婚姻家庭受国家保护原则,增设婚姻家庭文明建设的倡导性规定,确立最有利于被收养人原则,界定亲属的种类、近亲属和家庭成员的范围;在"结婚"章中,减少禁止结婚和无效婚姻的法定事由,修改补充可撤销婚姻制度,新增重大疾病的如实告知义务、婚姻无效或被撤销无过错方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在"家庭关系"章中,新增夫妻家事代理权及其限制规则、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婚内析产规则、亲子关系的确认与否认之诉规则;在"离婚"章中,新增离婚冷静期、婚姻关系解除的时间,补充诉讼离婚准予离婚的法定事由、离婚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规则、离婚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原则,修改离婚经济补偿、离婚经济帮助的适用条件,增加离婚损害赔偿法定事由的兜底条款;在"收养"章中,放宽被收养人的年龄和收养子女的人数限制,修改收养人的条件,增加收养评估规则等。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运行实效考察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关于交通事故处理的规定引起社会的强烈关注,其运行实效究竟如何?从法律运行实效的视角,运用法律社会学的法律实效理论的研究路径,根据法律实效评判的内在标准和外在标准,依托权威性的“社会事实”,兼采经验实证与逻辑推理的方法,揭示该七十六条的良好实效,展示该法律在实现社会控制中起到的积极作用,吁请人们树立正确的守法观念和守法意识,坚持依法办事,建构良好的法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