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据不是逃避刑事责任的“护身符”--浅议“借用型”受贿犯罪的认定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贿赂犯罪中的受贿手段不断翻新，呈现出多样化和隐蔽化的特点。司法实践中，一些犯罪嫌疑人在受贿犯罪时打着民间借贷的幌子实施犯罪，对“借用型”受贿犯罪进行准确界定，是打击该类犯罪的首要问题。文章从“借用型”受贿犯罪的特点、审查方式进行分析，进而为司法实践中“借用型”受贿的认定提供参考。     

浅谈“一对一”贿赂案件的侦破对策

所谓“一对一”贿赂案件，是指贿赂行为在实施过程中只有行贿人、受贿人在场，没有第三人现场目击，也没有其它直接证据的案件。此类案件的特点在于：1、直接证据只有行、受贿双方当事人供词；2、一般情况下直接证据中的有罪证据与无罪证据的比例易出现相持态势，即：行贿人承认行贿但受贿人不承认受贿或受贿人承认受贿但行贿人不承认行贿；3、行、受贿双方当事人的供述不稳定，容易出现反复，     

论受贿犯罪司法认定中的几个问题

治理商业贿赂,首先要正确认定商业贿赂犯罪,这不仅是准确打击商业贿赂犯罪之需要,也是保障人权之要求。受贿犯罪自然是商业贿赂犯罪的核心。受贿犯罪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一些难以认定的情况,如“什么是公务”、“利益正当与否如何判断”、“受贿故意与谋利目的分离如何处理”,等等。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应从应然和实然两方面着手。     

谈商业贿赂中的财产性利益与非财产性利益

一、商业贿赂中“利益”的表现形式 “两高”《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7条规定：“商业贿赂中的财物，既包括金钱和实物，也包括可以用金钱计算数额的财产性利益，如提供房屋装修、含有金额的会员卡、代币卡（券）、旅游费用等。具体数额以实际支付的资费为准。”这一解释将贿赂内容扩大到可用货币衡量价值的一切财产性利益。与财产性利益相对应的，是非财产性利益。随着国家对商业贿赂整治力度的加大，行贿、受贿双方规避打击的手段也在日益翻新，贿赂方式的非财产化逐渐呈现扩大趋势。非财产性利益是指不可以用货币衡量的，能满足受贿人各种物质与精神上需要的一切不正当好处。     

行贿与受贿是相伴而生的一对

“行贿笔记”及“行贿清单”的大量存在，暴露了行贿受贿问题的严重性以及反腐败斗争形势的严峻性。贿赂犯罪与贪污、挪用公款等职务犯罪都是反腐败的重点，行贿与受贿是相伴而生的一对，在惩治受贿犯罪的同时，也应加大对行贿犯罪的查处力度。要双管齐下，严加惩治，更重要的，     

中英受贿犯罪立法比较研究

英国《2010年反贿赂法》是英国贿赂犯罪立法改革的最终成果,是迄今为止最为严厉的反贿赂法之一.在受贿犯罪立法上,该法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打击受贿行为,采用单一罪名模式,以“受贿罪”一罪规制各形各色的受贿行为,统合公共领域和私营领域受贿犯罪,并以“不正当行为模式”为根基,建构受贿罪的犯罪构成,确定“受贿罪”的刑事责任.尽管我国受贿犯罪立法与英国《2010年反贿赂法》具有相当差异,但我国可积极借鉴英国的有益经验,严密惩治受贿行为法网,整合规制受贿行为的法律规范体系;重视私营领域受贿犯罪,拓宽打击私营领域受贿犯罪的范围;改进受贿犯罪之犯罪构成,扩充贿赂范围并确立过错推定规则;完善受贿犯罪刑事责任,革新刑罚处罚标准并优化刑罚体系.     

对受贿赃款去向的理性思考

在办理贿赂案件时，经常会出现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辩称将受贿赃款用于“公务开支”，以此辩解罪轻或无罪，甚至将自己实施犯罪行为之前的“公务开支”折抵赃款去向，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每遇到这种情况，存在较大的争议。第一种意见认为，受贿人接受贿赂后，已经构成受贿罪，至于将贿赂用于单位开支，     

商业受贿罪量刑立法的不足与矫正论

一般认为，商业受贿罪是指发生于经济交往中的贿赂犯罪与普通贿赂犯罪有重大区别．其实这种认识并不符合我国一罪名的立法特点与受贿罪群构罪要件相互交叉的状况。从行贿的角度看行为是发生于经济往来中，属商业受贿。而从受贿的视角出发则是利用了职务便利。属公职受贿，因此两者在公务员参与的场合是不易区分的。为此，本文的论述依照法定的罪名展开。关于这种犯罪在理论研究上的热点几乎集合于主客观构件的问题上，诸如客观构件上的“利用职务之便”、     

浅谈行贿案件的特点及如何做好审讯工作

贿赂案件是检察机关查处的重点,其具有行、受贿对偶性的突出特点,在查处贿赂案件的过程中,初查的重点往往是以行贿人作为突破口。目前,根据修正的新刑事诉论法关于传唤持续时间最长不得超过12小时及侦查阶段律师可以提前介入等规定,给反贪侦破贿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贿赂犯罪出现了一些新的作案手段,因此,深入研     

收受他人财物后退还或者上交对受贿罪构成的影响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新类型贿赂犯罪不断出现,给司法认定带来一定困难,7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为解决惩治新型贿赂犯罪问题提供了指南。8月1日,江苏省南京市人民检察院、南京大学法学院与本刊共同举办的"新类型受贿案件理论与实务专题研讨会"在南京召开,与会代表对在司法实践中如何理解和适用《意见》进行了深入探讨,这里摘要刊发部分与会人员的发言,以期有利于准确、有效惩治新型贿赂犯罪。     

建筑市场贿赂犯罪透视

当前建筑市场贿赂犯罪活动相当突出。1995年1月至1996年8月，湖北省仙桃市人民检察院共立案侦查受贿犯罪案件48件48人，其中发生在建筑市场中的受贿犯罪案件30件30人，占受贿案件总数的63％。尽管这种现象发生在个别地区，但由此可见建筑市场贿赂犯罪严重态势之一斑。为了遏制建筑市场贿赂犯罪不断上升的势头，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常秩序，我们对建筑市场贿赂犯罪活动进行了认真深入的调查研究，并相应地提出了预防对策，希望能引起社会对这一问题的高度重视。一、当前建筑市场贿赂犯罪的特点1、权力商品化用金钱打通权力关节，以击败竞…     

对几种特殊形式受贿罪的比较研究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贿赂犯罪出现了新的形式和特点,司法实践也向人们不断提出新的课题。本文拟根据近年来反贿赂斗争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就几种特殊形式的受贿罪进行比较研究,并对完善有关立法提出几点粗浅看法。一、斡旋受贿     

执法者联手违法“捞”嫌犯

为了让一名贩毒嫌疑人不被批捕，公安干警介绍贿赂，嫌疑人亲属出数十万元钱打点，检察院干部受贿帮忙“捞人”。最近，宁夏3名公安干警、检察院工作人员因涉嫌介绍贿赂、受贿锒铛入狱。知法犯法、执法犯法，是什么力量使执法者变成违法者？     

中介组织贿赂犯罪若干问题研究

社会中介组织逐渐发展成为市场经济重要主体之一,与权力、利益相生相伴的贿赂犯罪也从传统的国家机构蔓延至中介组织。中介贿赂犯罪涉及行贿、受贿、介绍贿赂等罪名,本文从刑事司法角度,重点探讨中介贿赂犯罪中行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认定、行贿与馈赠的区分、中介人员和国家工作人员共同受贿的认定及行贿、受贿帮助犯与介绍贿赂的区分等争议问题。     

警惕，“行受贿代理人”犯罪蔓延

所谓“行受贿代理人”犯罪新模式，是指国家工作人员不直接接受贿赂，而是通过自己信任的人间接接受，再转由自己支配；而行贿人也心照不宣地将贿赂送到“代理人”或“中间人”手中。在这种模式下，受贿人与行贿人没有直接接触，而受贿人在法律上也常常不具有所贿赂财物的“所有权”，只是拥有“使用权”。     

谈对非物质利益贿赂的定罪量刑

谈对非物质利益贿赂的定罪量刑●吴孙谢心刚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受贿罪和行贿罪所指的“贿赂”仅仅是“财物”即物质性利益，并且该财物须被受贿人实际非法占有。非物质利益不是贿赂的内容。而实践中，以非物质利益行贿、受贿的现象却大量存在，例如出资“考察”和玩乐、帮...     

受贿案件中特定关系人和关系密切人概念辨析

近年来，贿赂犯罪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即国家工作人员的关系人或身边人越来越多的牵扯到贿赂犯罪中来，他们不仅仅参与共同的受贿行为，也出现很多关系人单独收受贿赂、之后通过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为他人谋利的现象。为了加强对贿赂犯罪的打击力度，国家陆续出台了一些法律规定和相关司法解释对法律体系进行完善，但其中的一些规定和涉及到的一些概念也给司法实践带来了难题，其中就包括共同受贿中的特定关系人的概念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的关系密切人的概念，本文主要通过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分析，探讨目前打击贿赂犯罪的法律体系存在的问题和发展的方向。     

商业贿赂犯罪长效控制机制思考

商业贿赂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经济腐败现象最为重要的形式之一。我国为治理商业贿赂而全面启动的专项斗争产生了积极的效果。然而，构建于传统的、以“二元论”企业角色观为基础。以作为受贿主体的国家工作人员为规制重点的商业贿赂犯罪控制模式。并未切中商业贿赂犯罪“上游犯罪”之根本。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以“一元论”企业角色观为基础，以企业社会责任为视角，以作为行贿主体的企业及其工作人员为规制重点，提出商业贿赂治理新思路，并以此构建中国反商业贿赂长效机制，可以弥补传统治理商业贿赂思路的局限性。     

行贿共犯与介绍贿赂罪的区别

介绍贿赂罪是指在行贿人和受贿人之间介绍,促使行贿与受贿得以实现的行为。介绍贿赂通常有两种形式:一是受行贿人之托,为人沟通关系,寻找受贿对象,以便为行贿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一是秉承索贿者旨意,为之寻找索贿对象。但不论哪种形式,介绍贿赂的行为人都是根据行贿、受贿双方的意图,以中介人的身份,从中牵线搭桥,撮合引荐等。其本质特征是进行“中介”活动,起“中介”作用。因而,介绍贿赂罪与行贿罪的共犯是有区别:的。一、介绍贿赂的行为人是在行贿与受贿人之间进行活动而又独立于行贿与受贿之外的“第三人”,     

收受物品情形下受贿数额认定探究

贿赂犯罪中收受物品情形下，受贿数额的认定存在主观标准、客观标准之争，从而造成实践认定标准不统一。对此，需要遵循主客观相一致原则，依据受贿人的主观认知情况，以贿赂物品的客观价值为基础，对受贿数额进行类型化分析，并结合不同类型的证据予以综合认定。同时，还需要考虑受贿时间节点、间接数额等关键因素的影响，最终确定具体的受贿数额，以便实现对贿赂犯罪的精准惩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