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宪法与政党之间

宪法与政党之间的内在关联是:一方面,宪法源于政党,宪法是政党活动的产物,不同文化背景之下的政党制度塑造了不同类型的宪法制度;另一方面,政党依赖于宪法,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尤其依赖于宪法提供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思考宪法与政党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现实:中国宪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定的,中国宪法是党的主张的法律化——这种判断,已经得到了承认,但是,中国共产党享有的执政地位对于宪法的依赖关系,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应当认真对待“中国共产党依宪执政”这样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     

我国社会主义宪政刍议

一般意义上的宪政,应是以宪法存在(即立宪)为前提,以宪法的不断完善(即修宪)和宪法在国家生活、社会生活中的真正实现(即行宪)为基本标志和基本内容的政治制度。我国的社会主义宪政,是伴随着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的诞生开始的,至今走过了一段曲折的宪政之路。1982年宪法颁布和实施至今,是我国宪政建设的最好时期。今后我们要继续推进社会主义宪政建设,以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     

论依宪执政的内涵及其完善

依宪执政是新形势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要求,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宪政制度的要求。依宪执政的提出,是对党的近60年执政经验的总结。从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要求来看,依宪执政的内涵大体上应当包括执政目标的合宪性、执政理念的合宪性、执政方略的合宪性、执政地位的合宪性、执政行为的合宪性、执政过程的合宪性,以及权力运行的合宪性等方面。从中国宪政发展和执政党自身建设的具体情况出发,要牢固树立依宪执政的理念,推进依宪执政的实践,应当注意处理好党的领导与依宪执政的关系、党的政策与国家宪法的关系,以及党内法规与宪法规范的关系。     

依法执政与宪政建设

依法执政是我们党的基本执政方式,是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的重要保证。依法执政事关党执政的合法性,又是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必然要求。我们坚持依法执政,首先必须自觉地以宪法为根本准则,维护宪法尊严和保证宪法的实施。只有坚持依法执政,才能不断完善民主与法治,加快宪政建设的进程。     

宪政问题研究

宪政是指依据宪法的民主设计而形成的社会政治治理状态。是民治和宪治的结合和统一。宪政要素包括宪治要素和民治要素。宪治要素是指实现宪治的必要条件,包括宪法、违宪审查、宪法诉讼和法治。民治要素是指实现民治的必要条件,包括限权、分权和人权,这是宪政状态的内在规定性。一般说来,宪政体制包括政治权力配置机制、公民参政机制(即选举机制)和政党执政机制。     

论行政法的宪政基础——对行政法与宪法之间关系的再认识

在对行政法与宪法之间关系的认识上,我国行政法学界的主流观点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事实上,行政法与宪法具有作为公法的同一性;两者之间也存在作为部门法的差异性;最为重要的是,“宪政国家是行政法的前提”,行政法必须构建在宪政基础之上——行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于其在宪政结构中的地位与职能、宪政控制行政法治的性质与方向、宪政决定并塑造行政法的风貌与品格。中国行政法同样需要具备宪政基础。     

“执政能力”的法理解读

“执政能力”可以诠释为包含(不完全等于)执政的权力能力,即执政者依宪享有被授予行使国家权力的宪法资格。这是成为执政党的前提。“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政党要取得执政地位,必先“依宪当政”。执政后还要求“依宪执政”、“依宪担责”。执政党不仅处于领导地位,还要自觉地将自己置于为民服务的工具、依法治国的工具地位、受监督对象地位。执政地位不是集体世袭的,要扬弃“打天下者坐天下”的身份特权,实现“由身份到契约(宪法与宪政)”的历史转变。以不断为人民立新功,来巩固和延续执政地位。     

“五四宪法”的“社会主义”规范入宪——依宪执政的探索与实践

随着我国"五四宪法"的制定与颁行,"社会主义"规范得以在我国入宪。一方面,这是在马克思主义法律观、新民主主义理论指引下,在现实国情与苏联等外部因素影响下,将过渡时期总路线宪法化的结果,使党的意志、人民意志与国家意志相协调的结果;另一方面,从"五四宪法"中的"社会主义"规范文本及其入宪过程所体现的制宪者欲将其实施、发挥其宪法效力的初衷来看,这更是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初期依宪执政的探索与实践。     

理解宪政：文本与实践

1982年颁布施行的现行宪法是建国以来四部宪法中最具规范性、正当性和实效性的一部宪法，是开启一个新时代的“政治宣言书”。此后的一系列宪法修正案更是进一步显示着我国宪政建设艰难但却稳健的步伐，蕴含着富含中国特色的宪政曙光。例如：对私营经济宪法地位的确认和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为公民独立人格的发育、自由意志的形成、个人自治的实现奠定着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确立、建设法治国家目标的设定，意味着“法治”不再是学者们在青灯黄卷下的冥思苦想和象牙塔内的无病呻吟，而成为共和国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之后在治国方略上所做的必然选择；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直接入宪，更是体现着对人性的深层呼唤和对人的尊严、价值、权利与自由的深度关切，同时也彰显着我国宪政建设的价值取向与目标定位。     

宪法修正与宪政民主观的确立

宪政民主观构成了现代国家政治权力存在和运行的首要正当性基础。一九八二年以来的四次宪法修改特别是新近的宪法修正案 ,不仅使宪法内容和形式更完善 ,而且凸显了朝野关于民主的新认识。政治文明、人权保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内容入宪表明我们正在放弃历时长久的“革命”民主观 ,并形成一种新的宪政民主思维     

过渡时期理论与1954年宪法

1954年宪法作为新中国第一部正式宪法,它基本上确立了我国在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以及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宪政体制。它的根本指导思想就是用根本法的形式,将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固定下来,为整个过渡时期的经济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提供根本法上的依据。作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宪法化,在整部宪法的内容上,充分体现了过渡时期的特点和要求。1954年宪法之所以在后来没有得到切实的贯彻实施,与对过渡时期理论认识发生偏差有很大关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及其在现行宪法中的确立,从某种意义上是总结了1954年宪法"过渡性"的经验和教训。在科学认识并界定社会发展阶段、秉承1954年宪法理念的基础上,实现宪法文本与社会客观现实的结合,对于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宪法和宪政制度,有着重要的意义。     

论宪法在依法治国中的地位与作用

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宪治国,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树立宪法的权威性,切实保障宪法实施。为发挥宪法在依法治国中的作用,要明确宪法和法律的关系,要大力宣传宪法,培养和增强全体公民的宪法意识和法治精神,强调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要带头遵守和执行宪法,要健全和完善宪法监督制度,特别是建立违宪追究机制,把宪法的各项规定落到实处,以大力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     

宪政视角下的听证权初探

听证权是一种从宪法正当程序和其他基本权利中推导出的宪法性权利,是保障其他权利实现的权利,是人民实现当家作主的一种程序性权利。听证权的制度化建立在主权在民的深厚法理基础之上,集中体现了控制国家权力和保障人权的宪政理念,它能够加快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宪政化步伐,对实现社会正义、形成宪政秩序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因而是宪法实施的重要制度机制。     

从观念的结合到现实的统一——法治与社会主义的关联

法治与社会主义的关联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想中,法治与社会主义的观念结合仅体现在未来社会发展的特定的阶段。法治与社会主义的现实统一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逐步形成的。     

论文化权利的宪法保护

公民的文化权利与公民所享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一样,都是公民作为国家和社会主人翁所必须享有的法律利益。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保护公民权利是社会主义事业一贯的宗旨。从宪法角度来保障公民的文化权利,最主要的是应当加强相关的制度建设。应当在宪法文本中明确文化权利的基本权利宪法地位,明确国家和政府在保障文化权利方面应当承担的职责或义务,加强对文化权利的平等性的保护以及应当制定文化基本法律,来保障文化权利的实现真正做到有法可依。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名与实——以现行宪法文本为分析路径

实现一种以应然性价值共识为指导,再返回到实然性的规范宪法主义,从而为当前政治治理的正当性提供证立与阐释,是规范宪法学研究的生命力所在。从世界范围来看,法治国概念经历了从形式法治国到实质法治国的演变。"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概念,兼具形式法治国和实质法治国的内涵。从形式上看,包含"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三个要素。"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概念统合下的规范实质,仍然体现普遍法治的基本要义,须强调法治与宪法、人权的内在关系。站在规范宪法学的基本立场,对宪法文本相关条款进行规范分析,有利于为当下法治建设与国家发展提供规范依据。     

宪法解释主体论

宪法解释主体理论存有两种,即民主理论与自由宪政理论。本文对宪法的立法解释之是非与宪法的司法解释之是非作了分析说明,认为司法者而非立法者能更好地理解和解释宪法。重点对我国宪法解释的制度设计与理论之争及模式选择与建构进行了研究,认为在世界各国通行的三种模式中,立法解释模式与普通法院解释模式实际上被排除在了选择之外,惟一可行的模式就是欧洲模式:建立专门的宪法解释的法院或机构。     

从行政诉讼到宪法诉讼——中国法治建设的瓶颈之治

法治乃现代社会之理想治理模式,诉讼乃法治实现的必然选择。在现行诉讼体制中,行政诉讼作为一种“权利对权力说‘不’的游戏”,标志着中国法治理念的本土生成;但由于其“先天缺陷”与“后天失调”所共同导致的运行不济,使得该机制在中国法治实践中未能彰显其应有价值。宪法诉讼作为域外法治实践的成功典范,因诸多因素在中国内地难以实证化,但其所蕴涵的民主、法治、人权与程序正义理念可为中国行政诉讼体制改革提供精神支撑。从行政诉讼到宪法诉讼,实现行政诉讼与宪法诉讼的内在契合与外在趋同,即为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的瓶颈之治。     

《反分裂国家法》的法理价值探析

《反分裂国家法》的出台是中央政府长期对台政策的法治化选择。以这部法律为窗口,可以看出执政党推行依法治国的决心、信心和水平的提升。《反分裂国家法》是宪法性法律,是公法,是实体法也是程序法,同时也是和平法而非战争法。仔细审视这部法律,可以看出它还充满着和平、宪政、法治和人权的法理精神。     

尼日利亚宪法述评

尼日利亚宪法和非洲大多数国家一样,发端于殖民地时期,受到原宗主国宪法模式和宪法原则的深刻影响.自1960年独立以来,尼日利亚宪法走上了一条曲折的探索道路,经历了由民选政府治理到军政府统治再到民选政府统治的转变.随着民主化浪潮在非洲各国的扩展,尼日利亚于1999年举行多党大选,并颁布了新宪法.然而,新宪法颁布后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批评,在实施过程中也面临一定的问题.了解尼日利亚宪法曲折的发展道路及其完善的宪法制度,并深入探讨其面临的困境与发展出路,将有助于更好地认识非洲国家宪法发展的现状与发展趋势,对于我们国家的宪政建设也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