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格式东传日本嬗变考

日本学界较早就形成了关于日本格式与唐代格式没有密切渊源关系的权威性认识,但此种说法有失偏颇。日本“三代格”与日本式主要是在唐代格、式之后逐渐制定出来的,它们在形式、功能与内容方面表现出受唐代格、式直接影响的痕迹。这表明了唐代格式在日本格式的形成过程中曾起过不可忽视的作用,其意义不应低估。     

企业联合法基本问题的比较探讨

一、企业联合的产生与发展在我国,企业联合是随着横向经济联合发展而来的必然产物,故可溯及到80年代初出现的横向经济联合。我国的企业联合最初以“联营”的形式出现。但“联营”至今都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概念,其内涵或范围远比“企业联合”泛得多。“联营”反映了经济体制改革之初,各类经济实体要求突破原有纵向经济体系,独立自主地投入市场经济运转机制中的主观倾向。在“联营”这一模糊的大前提下,我国的横向经济联合确实得到了很大发展。然而,对于这一迅速发展的经济体制改革实践,理论与立法上始终未     

我国《企业破产法(试行)》存在的几个问题

<正>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企业破产法》有如下几个方面的不足和缺陷。 一、关于企业破产时间问题 《企业破产法》第3条规定,“企业因经营管理不善造成严重亏损,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依照本法规定,宣告破产。”也就是说,在我国,“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即“清偿不能”是企业法定的破产原因,所谓“清偿不能”不是指债务人主观上不愿清偿或暂时因资金不足等原因未清偿,而是指债务人客观上没有能力清偿到期债务。对此,理伦界、立法及司法部门都有很明确的阐述,并基本上达成共识。但稍显不足的是《企业破产法》对企业破产的时间却没有明确的界定,即没有规定企业负债多少或负债多长时间后应强制申请破产。依据《企业破产     

“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与中国的行政立法——以《行政诉讼法》、《国家公务员法》为例

起源于19世纪德国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在我国的行政法学界还非常陌生。从行政法学史的视野,研究这一理论无疑仍有意义,但如果将这种理论视作与我国当今的行政立法,特别是《行政诉讼法》和《公务员法》有联系,甚至是这些行政立法的基础,那绝对是部分学者的误会。当今中国的行政立法与这一理论没有关系,这才是它与中国行政立法之间真正的“关系”。奉行“依法治国”的中国已与形成这一理论时的德国背景大不相同,中国已无必要引进这一“过时”的理论。《行政诉讼法》和《公务员法》的修改方向也与“特别权力关系”理论没有联系,有关修改中的棘手问题完全可以在我国现行的行政法制中绕开“特别权力关系”理论而得到解决。文章最后对《行政诉讼法》和《公务员法》的修改方向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论敦煌悬泉汉简中的“厩令”——兼谈汉代“诏”、“令”、“律”的转化

律令是汉代法律的重要表现形式,两者结合紧密。由于汉代“令”的存在形式特殊,学界一直没 有对其形成、性质达成一致的认识。敦煌悬泉汉简记有两条“厩令”都与马政有关,其中的文本形式恰好可以 反映汉代“令”与“律”之间的转化关系。在汉代没有形成完整形式的令典,汉令的内容均是由皇帝诏书转化 而来,结合日常使用的情况进行删减整合而形成的,进而转化为“律”。其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由“诏”向“令” 的转化和由“令”向“律”的转化两个过程。令典的形成应是自东汉末年应劭整合律、令开始,魏晋时期则最 终成型。     

日本人权意识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明治维新前夕就传入日本的天赋人权思想,并没有在明治宪法中得到体现。其后,日本的人权意识又经历了大正民主运动的脉动和法西斯主义的蹂躏,直到新宪法公布后,才真正开始“基本人权”的构建。但是由于社会转型的不彻底等原因,它并没有能够形成系统的思想,也没能得到全面的发展。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它虽然仍然受到保守的社会体制的压制,但在市民运动的推动下,终于出现了改善的契机以及追求“新的人权”的诉讼。     

“假集体”的成因、危害及整治方略

<正> 所谓“假集体”,是指私人投资、领取集体营业执照,从事私人生产经营活动,享受集体企业各项优惠待遇,经营成果归私人所有的经济组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实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格局已经形成。个体私营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与发展,在活跃流通、发展生产、方便群众、扩大就业、增加财政收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在恢复和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中,一些个体户和私营企业由于遇到了诸多自身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不得不将自己经营的企业转为“名为集体,实为个体私营”的“假集体”。个体户私营企业转为“集体”后,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一般问题研究

近年来，刑事法学理论界对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的问题给予了足够的关注和重视，但是这些研究要么因陈义过高而形同虚设，要么因流于肤浅而无关痛痒，这种“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式的研究使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研究仅停留在一种提倡“预防”的语境中，却终究没有找到“预防”的切入点和着眼点。究其缘由，皆因学人有破万卷书之豪情卸终无行万里路之锐气。本文以存在问题为研究起点、以指导实践为研究目的、以理论构建为研究内容，在找准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理论路径的基础上，从社会预防、情境预防、刑罚预防三个方面来系统讨论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的问题。     

“人情案”、“关系案”产生的原因及对策

“人情案”、“关系案”是指公、检、法三机关在办理案件时，因人情、关系的缘故而有意照顾一方当事人利益的案件。“人情案”、“关系案”只是人们习惯上的叫法，实质上，“人情案”、“关系案”是一回事。因为人情关系或其它关系，表现在案件上，都是有关系的案件。所以我们可以把“人情案”、“关系案”统称为“关系案”。“关系案”在公、检、法三机关都有表现。“关系案”在公安机关的表现是：为照顾关系而减轻对当事人的处罚，或以罚代刑，或提出免予起诉、不起诉建议。“关系案”在检察机关的表现是：为照顾关系而作出不起诉或免予起…     

浅议对违法行为人拘留、逮捕的国家赔偿问题

对于有违法行为的人即实施了危害社会行为的人,采取了拘留、逮捕措施,后因“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而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并及时释放的,国家是否承担错误拘留、错误逮捕的赔偿责任,在刑事赔偿实践中,有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是“无罪赔偿说”,认为应当赔偿,只要最终结论是无罪就应当赔偿。主要理由是：根据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对没有犯罪事实或者没有事实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错误拘留的,或者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错误逮捕的,受害人有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因“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而…     

合规改革背景下企业犯罪行刑平行执法程序构建

在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中，传统行刑衔接程序以检察监督职能为纽带，在合规互认、合规监管接力等方面陷入困境。企业犯罪的双重违法性和行刑机关的权属分立使企业竞合责任的处理程序成为固有难题，“先刑后行”和“先行后刑”都会降低办案效率，无法合理落实“一事不二罚”原则推动形成的“一体化处罚观”。域外国家在面临相似问题时改先后执法模式为平行执法模式，鼓励行刑机关配合执法，以“捆绑式和解”处理企业犯罪案件。我国应将企业犯罪的主要办案顺序由“行刑衔接”改为“行刑平行”，结合第三方机制的本土经验，由行刑机关联合成立委员会，指导办案人员在保障执法和司法独立性的前提下，在调查取证、协商和解、合规激励等方面形成配合。     

行政机关推进合规管理的三种方式

相对于企业自主性合规而言,企业在行政机关推动下所实施的合规管理体系建设具有独特的制度优势。目前,行政机关推进企业合规管理的方式主要有行政合规指导、行政合规强制和行政合规激励等三种方式。其中,行政机关通过发布合规指引等方式为企业合规管理提供指导,已经得到普遍的推行,但还存在着缺乏针对性、缺少有效合规标准以及没有制度保障等方面的问题。行政合规强制制度在一些特定领域中得到初步适用,但还存在碎片化和分散化的问题,没有形成体系化的合规强制机制。行政合规激励机制尽管在证券、反垄断等监督领域得到建立,但适用案例较少,所包含的“以合规换取宽大处理”的制度特征并不明显。未来,根据“预防性监管”和“协商性监管”的理念,在法律中注入更多行政合规指导、强制和激励的制度因素,为行政机关推进企业合规管理提供更大授权和更大空间,这将是一项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法律课题。     

浅议“君子、小人、伪君子”

君子与小人的定性,并无一个统一不变的标准。同为某君,你可以认为其是君子,我却认其为小人,君子有品格,小人有劣迹。而标准的模糊和道德价值的不堪重负又使得“君子”约束力急剧下降和“小人”心态的急速膨胀,以至于官场上、商道中、人海里君子式的“清者自清”之风难撼小人形成的“同流合污”之势。所以,当物欲横流、鱼龙混杂的时候,要辨清谁是君子、谁是小人,委实是一件难事。君子与小人的难辨,还在于君子与小人之外,有着“伪君子”这个似是而非浑水摸鱼的第三者。君子与小人,与生俱来,而伪君子,当属孔圣人造君子运动中被偷换概念的副产品…     

依法保护企业横向经济联合的自主权

一横向经济联合的产生和发展是建立在扩大企业自主权这一基础之上的。企业如果没有充分的自主权,就不可能开展横向经济联合;而横向经济联合的发展,又会反过来促使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进一步落实和完善。正如赵紫阳同志在国务院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所指出的:“联合能否健康发展,最重要的是必须维护企业的自主权”。     

美国企业合规监管人制度及其启示

美国的合规监管人负责监督和评估涉案企业对《和解协议》的执行情况。其相对于涉案企业具有独立地位，这种独立性由“政府审查+职业声誉”机制提供内外双重保障，并应当从“看守式独立地位”向“合作式独立地位”转型。其职权范围因案而异，但其履职时的因案制宜离不开履职前的有据可依，并且其职权总体上在不断扩大，因此需要来自涉案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双重制约。美国合规监管人制度对我国合规监管人的制度建设具有如下借鉴意义：首先，应当引入独立性审查机制与建立职业声誉评价机制；其次，其报告内容和程序应在合作式独立地位的立场下规范化；再次，在其督导下制定的合规计划可以视条件简化和视情况调整；最后，其督导权与调查权应在赋权和限权的双重变奏中重构。     

论衍生合同

衍生合同是指从母合同中分离出部分内容而形成的子合同,其因体现母子合同之间的衍生关系而得名。既有合同法理论与金融衍生品法律研究均忽视了衍生合同。合同衍生有别于合同演绎、合同合成等传统合同生成方式,不同于无名合同类型中的混合合同,也不同于演绎一般合同而得到的特殊合同。它可能将母合同的次要或附随义务上升为其主义务,并可能重新组织权利义务网络,这可能会减少交易成本、产生新的交易风险并打破权利义务的均衡状态。从合同衍生、合同演绎、合同合成三方面可理清合同“族谱”的脉络,借助合同衍生的规律可探索法律规则的生成规律。合同衍生中所蕴含的整体与部分关系可在金融衍生品合约、无名合同等纠纷裁判中为“最相类似合同”的认定及其参照适用等提供初步的证据。     

雍、乾时处理回族事务的法律原则

法律是调整民族关系和民族事务的重要手段之一，历来为统治阶级所关注。对清朝统治者用法律手段处理回族事务的问题，目前学术界很少有人触及。本文仅就雍正、乾隆两朝处理回族事务的法律原则略陈管见。不当之处，敬请前辈同仁指教。一、“因俗而治”雍正、乾隆统治时期，中国当代民族的分布格局已基本奠定，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空前的巩固和发展。回族人口众多，“大分散、小聚居”，在清代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为有效地统治回族人民，雍、乾两朝针对回族崇信伊斯兰教、善于经商等特点，提出了“因俗而治”的法律原则。（一…     

有权利就应当有救济——兼论民事附带行政诉讼和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审判方式改革

问题的提出在司法实践中,经常会发生当事人因相邻关系、房屋买卖、拆迁安置、土地征用、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法律关系而同时引起或先后提起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等相互交叉重叠的案件。但由于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诉讼领域,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对如何审理或衔接相互交叉重叠的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案件,至今也没有一个十分具体和明确的规定;再加上少数法院及其法官在基本素质、审判水平或司法理念等方面存在的“偏差”,致使当事人遭遇这类案件就会“没完没了”的背上诉累包袱,甚至还将面临因司法…     

计算机网络犯罪规制中的“未经授权”与“超越授权”——中美比较研究

件和基础是行为人未经授权或超越授权访问计算机网络。中美两国在规制计算机网络犯罪的访问行为上都有关于“未经授权”和“超越授权”的规定,对比两国立法和司法条文以及法院判解,我国规定的“未经授权”和“超越授权”只是概念式存在,司法解释没有予以定义,司法实践也未形成明确认定标准。科学借鉴美国立法和司法经验,结合中国实际完善我国规定的“未经授权”与“超越授权”:以程序编码设限作为判断计算机访问未经授权的标准;“超越授权”是指行为人在获得授权使用计算机时,利用这一授权使用的机会去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中的数据或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但行为人的数据获取或控制行为并没有得到授权。     

立足创新思维 深化监企分离

前些年提倡的“监企分离”工作由于国家和监狱、监狱和监狱企业之间深层次的关系没有理顺，从而造成了“分而未离”的结果。因此，必须从全新的思维角度，从理顺国家、监狱、监狱企业关系的角度入手来探索监企分离的有效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