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区域贸易协定争端解决机制的模式及其选择

争端解决机制是区域贸易协定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制度,它主要是运用国际争端的和平解决方法解决成员间的贸易纠纷,但也有自身的特点。现有区域贸易协定适用的争端解决机制可概括分为政治解决模式、混合解决模式和司法解决模式。区域贸易协定各成员国是在考虑希望达成的经济一体化程度、一国经济对其贸易伙伴的依赖程度、成员国相对经济实力大小、愿意提交争端解决的事项及区域贸易协定成员数量的多少等多种因素后,决定采用何种争端解决模式的。本文建议我国在签订区域贸易协定时,其争端解决机制采用混合解决模式。     

论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几个主要国际法问题

WTO争端解决机制对当代国际法的理论与实践 ,提出了许多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本文试图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法的发展、国际法与国内 (域内 )法的关系、以及与WTO争端解决机制有关的主权理论三个方面 ,探讨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作用与意义。本文认为WTO争端解决机制所具有的准司法解决争端的性质 ,与其规则导向 ,密不可分 ,形成了全新的和平解决国际贸易争端的独特机制。该机制采取了国际法优于国内法的原则 ,对保障WTO法的约束力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WTO争端解决机制没有、也不可能否定国家主权的存在 ,而是经济全球一体化时代 ,各国各地区寻求最大限度的国际合作之产物。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司法化改革论析

1944年《芝加哥公约》第18章赋予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理事会裁判与公约的解释与适用有关的国际争端的权能。但过往裁判实践表明，国际民用航空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结构性缺陷导致理事会司法功能未有效发挥。一方面，《芝加哥公约》第54条与第84条存在适用冲突，使得理事会在实践中更愿意以政治角色介入争端解决，导致《解决分歧规则》的司法效能被弱化。另一方面,理事会成员国代表司法能力不足且缺乏司法中立性，使得理事会对争端的解决难以提供高效的法律产出。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应在2018年所启动《解决分歧规则》修订进程中对争端解决机制进行司法化改革，避免国际民用航空业沦为国际政治对抗的工具。     

解析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及其发展前景

对国际争端的不同认识直接影响着国际争端的解决方法,尤其在争端的分类方法中,颇受争议的是将国际争端分为政治争端和法律争端的观点,因为这种观点往往导出这样的结论,政治争端只能用政治手段来解决,法律争端只能用法律手段来解决,然而,国际法院在其判例中明确指出,根本就不存在政治问题的法律原则。事实上,所有的国际争端都含有政治因素,所以,不能在解决国际争端中将政治和法律简单地剥离开。面对现实中复杂多样的各种国际争端,国际社会,特别是一些地区正在积极探索把各种解决手段结合起来加以灵活运用的新型争端解决机制。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构建浅析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是中国-东盟各国经济的合作与发展的客观要求.争端解决机制不仅包括成员国政府之间、成员国政府与另一成员国私人之间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还应当包括成员国私人与另一成员国私人之间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应当建立统一的司法协助体系.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构建浅析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是中国-东盟各国经济的合作与发展的客观要求。争端解决机制不仅包括成员国政府之间、成员国政府与另一成员国私人之间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还应当包括成员国私人与另一成员国私人之间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应当建立统一的司法协助体系。     

对WTO争端解决机制中司法经济原则功能的再思考

司法经济原则在WTO语境下的适用,有着不同于国内适用的特点:WTO协定义务的广泛性和冲突规范的欠缺使得专家组对司法经济原则的适用成为必然;在欠缺其他工具对政治问题加以回避的情况下,司法经济原则的适用则可以帮助专家组甚至上诉机构回避政治问题以维持其民主正当性.因此,对于司法经济原则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适用,不能简单地加以排斥,这一司法技术工具的正确使用应该考虑到WTO机构之间的分工和平衡.     

国际法框架下的现代海权与中国的海洋维权

周边海洋争端的激化使中国的海洋权益日益被侵犯,大国的兴衰史也表明强大的海权是中国海洋权益维护的基本前提。国际法的双重法理和国家主权的双重属性为现代海权的界定提供了理论框架。海权的权力属性要求中国通过海洋强国战略来强化其海权,从而在国际政治和国际法的互动中加强在国际海洋立法和实施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以有效地确立中国在海洋法律秩序中的基本权利。同时,现代海权的权利属性要求中国逐步适应国际争端解决司法化的发展趋势,并在南海仲裁案的启示下制定出其海洋维权能力建设的路线图。而现代海权双重属性的互动揭示了外交战略和法律战术的结合是中国海洋维权的最有效途径。     

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与发展趋势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争端解决机制是《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及其各项经济协议顺利履行的重要保障。通过比较分析,该机制在管辖制度、磋商程序、救济措施、争端解决机构及预警机制等方面还存在缺漏,应当借鉴WTO/DSU、NAFTA、ASEAN及亚太地区新兴双边FTA的相关规定加以完善。随着CAFTA进程的深入和各成员对采纳法律方法解决争端的共识的不断增加,CAFTA可以建立、发展和逐步完善司法化或准司法化的争端解决机制。     

国际体育争端及其解决方式初探

体育运动的发展使国际体育争端越来越多 ,如何解决国际体育争端成为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国际体育争端的解决方法大致有三种 :传统体育部门的内部解决、司法解决和仲裁解决。传统的内部解决和司法解决因其固有缺陷而适用的机会越来越少 ,国际体育仲裁因其迅速、保密、费用低等特点而受到越来越多的当事人的欢迎 ,但也有一些特殊问题亟须得到解决。为了国内外体育界的交流 ,我国也应构建自己的体育争端解决制度。     

美国在解决国际争端中的角色

美国介入国际争端解决的历史悠久,涉及的面广泛深厚。本文通过美国18世纪以来介入国际争端的实践,说明美国历史和政治中法律和外交的密切关系,分析美国在不同历史时期利用不同的国际争端解决机构的实践和态度,总结美国在解决国际争端中的经验,以提出可供中国未来实践借鉴的建议。美国一方面积极参加国际争端机制的构建以及通过仲裁和司法和平解决争端（包括涉及军事活动的争端）的案件,另一方面也对以国际仲裁和司法解决国际争端持怀疑态度。这种怀疑态度在尼加拉瓜诉美国案后开始占上风,在最近墨西哥诉美国案后进一步恶化。然而,美国仍是在国际法院案件最多的当事国之一。美国在和平贸易争端解决中采取十分积极的态度。另外,美国在没有直接的物质和法律利益的情况下也积极推动其他争端国和平解决争端。美国在利用国际法院分庭机制经验良好,值得中国参考。     

论GATT/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性质

本文提出并论证WTO争端解决机制是一种国际司法体制的观点.文章首先论证GATT争端解决机制的准司法性;继而在给出国际司法体制的构成要件的前提下,从正面论证WTO争端解决机制是一种国际司法体制;进而对几种反对论(如WTO争端解决机制是调解体制;是仲裁体制;等等)提出了自已的反对意见;最后分析了WTO争端解决机制作为一种国际司法体制的独特性以及明确WTO争端解决机制独特司法性对我国的意义.     

WTO争端解决机制：定性与适用

WTO争端解决机制是WTO体制“皇冠上的明珠”。其鲜明的条文健全性,组织健全性,运行的有效性等使其具有司法性质。除《贸易政策审查机制》外,《WTO协定》及其附件产生的纠纷都受争端解决机制管辖。该机制适用的协定、诉讼和主体,体现了国际责任法的发展趋势。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的自愿与强制调解

谈判、仲裁和司法裁决是和平解决海洋争端的常用方法。实践表明,谈判有很大难度,而仲裁和司法解决有比较大的不可预测性和不可控性。调解居于仲裁(含司法解决)与谈判中间,程序上有像仲裁之处,实质上是谈判的辅助措施,且有可控性,其成果除了双方届时接受以外,不具有约束力。《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鼓励争端各方采用自愿调解,规定排除于有约束力程序管辖外的一些争端可以诉诸强制调解,并且对自愿与强制调解的程序作了一定的规定。     

全球经济治理新模式的法治化路径

传统全球经济治理模式不能反映当前国际经济关系的变化,既缺乏民主性,也不适应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新挑战,必须加以改革。各国可以考虑制定《国际经济合作宪章》,确立平等及相互尊重、实现共同利益和促进合作与广泛共识的法律原则;扩大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参与治理,在G20机制的基础上设立具有最高权威的"国际经济合作组织";以WTO争端解决机制为蓝本建立一整套国际经济争端解决机制,从而实现全球经济治理的法治化。     

简述C-ASEAN争端解决机制

争端解决机制是贸易区全面经济合作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为了C-ASEAN的经济繁荣、法律运行稳定,采用什么方式解决经济争议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2005年1月1日《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争端解决机制协议》生效,C-ASEAN争端解决机制已初步建立。本文以《争端解决机制协议》为基础,阐述C-ASEAN争端解决机制的主要程序。     

“一带一路”多元争端解决中心构建的当下与未来

我国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尚未在"一带一路"沿线国间自然形成中心地位,构建调解、仲裁、司法三位一体的"一带一路"争端解决中心应从当下和未来两个层面进行价值考量:调解、仲裁和司法三位一体模式的争端解决中心是国家海外贸易及投资权益维护举措的应急与补缺;是推动相关争端争端交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参与的争端解决机构进行裁判的试验场。以此为近期目标,"一带一路"争端解决中心建设需要理性地接纳境外仲裁机构进入中国并与中国争端解决机构合作;需要改变司法主权过度扩张的观念以促进司法协助和合作;需要推进调解机制的国际协调及"软法规制"。"一带一路"多元争端解决中心的近期功能受制于沿线国的信任度以及当事方的意思自治,而其承载的诚信文化沟通、"一带一路"区域仲裁机构形成以及国际化人才培养的三大远期功能将是建设该中心的核心价值所在。     

天津滨海新区与东北亚间争端解决法律机制研究

争端解决机制是区域经济合作的有力保障,由于东北亚各国合作存在障碍、法律依据匮乏等原因,天津滨海新区与东北亚间争端解决机制缺位,致使在经济、政治、法律等不同层面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损害,为此,应当从争端解决机构等基础问题入手构设滨海新区与东北亚间的争端解决机制,以促进区域合作的良性发展。     

经济全球化与跨国犯罪的防治对策

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也带来犯罪问题的全球化。当前,跨国犯罪问题日趋突出,国家之间如何加强司法协助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显得非常迫切。跨国犯罪具有跨国性、有组织性、犯罪手段多样性的特点,因此遏制跨国犯罪必须进行国际司法协助,这就要求国家间在立法、相互交流信息情报、引渡跨国犯罪罪犯、监控追缴赃款赃物上进行合作。目前国际社会在打击跨国犯罪上还存在立法不够完善,自我保护意识太强,反洗钱机制不完善,有政治分岐和种族偏见等问题。各国应该发挥国际合作精神,采取措施解决以上问题,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一个安全的国际环境。     

技术性国际争端解决的“全球行政法”思路——基于WTO食品安全案例的分析

"全球行政法"的思路开始渗透到国际争端解决实践之中。对于食品安全之类技术性案件,WTO准司法机制日益重视程序性方法、双边协商和非政府渠道在解决争端中的作用;SPS委员会作为"全球行政法的引擎"提供了争端解决的专家治理路径。WTO食品安全争端解决的"全球行政法"思路既有重要意义也存在局限性,须与国际争端解决的法治化路径相互补充。我国应提高多元化应对技术性国际争端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