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管理创新要求加强行政决策程序建设

社会管理创新必须以民生为先导,以公平正义为基础,加强行政决策制度建设,通过相关决策内容和决策日标的调整,推动政府职能有效转变。行政机关应当运用法治、规则和程序,以"行政公开"与"行政参与"的程序理念为内核,建立具体的正当性行政决策程序规则。这些规则包括:(1)信息公开。信息公开制度要求政府除对依法保密的事项外在事前、事中和事后整个过程将决策事项、依据和结果依照法定范围和法定形式公开,公众有权查阅。(2)公众参与。实行听证制度,扩大其适用范围;完善     

应急行政决策中公众参与机制的构建——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为例

应急行政决策是应急状态而非紧急状态下的决策,与常规行政决策并非截然对立.公众参与并不必然导致决策低效,应急行政决策中公众参与的意义不仅在于促进决策民主化,更在于提升决策科学性,推动决策顺利执行以及有效监督决策权.有效的参与方式应利于实现促进决策科学化和法治化的目的 ,并实现公众参与和决策效率的平衡.可以区分专家、社会组织和普通公民,确定不同的参与环节、参与权限和参与方式.应提升专家和专业机构参与决策的主动性和权限,社会组织作为执行者参与决策,普通公民则以积极和消极两种方式参与决策.     

地方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立法之规范分析——兼论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的关系

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立法采用了国务院指导性文件与地方立法先行先试相结合的推进方式。地方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包括政府规章与行政规范性文件两种形式,广泛分布在除西藏外的全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地方立法历经十余年探索,逐步完善了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五项程序制度,为中央立法积累了较为成熟的立法经验。国务院现已启动《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的立法工作,条例作为规范重大行政决策的基本法应当吸收地方共性规定与成熟制度,完善公众参与等外部机制,适度规范行政机关之间的内部关系;条例作为中央层面立法,构建程序制度应当使之具有可操作性,避免条例出台后地方仍需大量重复立法细化规则。     

风险认知模式及其行政法制之意蕴

在风险社会背景下，专家风险认知模式和公众风险认知模式在风险本质、判断风险严重程度之因素和评价风险之方法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分歧。两种认知模式的差异对规制风险的行政措施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应当通过行政法律制度变革来避免这些消极后果，以便在科学和民主、事实和价值之间获得恰当平衡。这些改革措施包括：实行一种多中心的风险信息公开立法模式；制定并发布统一和完整的风险信息标准，定期加以评估和更新，最终形成一个“全国性的风险预警制度”；进行有效的风险沟通，以便培育公众理性；依据各种定性因素对风险的严重程度加以调节；充分发挥国务院办公厅应急工作办事机构在风险教育、沟通和公开方面中的作用。     

公众参与在行政决策生成中的角色重考

相较学理上和实定法上的"优待",公众参与在实践中被屡屡虚置,原因主要是:信息不对称导致参与不能或无效;对参与成本的忌惮;公民社会的未完成以及公众影响力需求的未满足;公共政策的"搭便车"效应等。对此,一方面,应当细化公众参与的具体技术:在遴选上注意代表性的强弱问题;在时间节点上,应与决策程序共生共存、并肩同行,且始终交融贯通;在方案的选定上,应克服结构化带来的弊端;另一方面,应当为有意规避公众参与、违法恣意决策的行为设定责任机制。同时,也应认识到,公众参与并非当然的、最好的制度安排,应注意其适用范围和适用方式,同时也应与其他决策程序相互配合,达成科学决策与民主决策的平衡。     

论重大行政决策过程信息公开

行政过程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一道,肇端于20世纪中叶以来世界范围内民主制重心由“议会民主”转向“行政民主”以及由“民主下的行政”转向“行政中的民主”这一理念和实践的嬗变过程,并继续从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公共服务理论”中获得更多的民主正当性基础.基于行政过程论和公众参与论视角,重大行政决策过程信息公开具有行政性、决策性和审议性等要素特征,与一般行政过程信息公开相比,其具有法律依据多元、公开动力与方式不同、公开深度与策略不同等特殊性,且在促进公众参与行政决策、保障公众参与决策的深度与实效性等方面具有独特功能.重大行政决策过程信息公开包括决策启动、决策方案的拟定及征求意见、论证评估、审议讨论决定等阶段的信息公开.其不予公开的范围,可从法律明文规定和比例原则两个视角进行界定.     

论重大行政决策专家论证制度

重大行政决策专家论证制度的目的在于弥补政府独立决策的理性不足,促进重大行政决策的科学化.作为重大行政决策程序链条中的一个独立子系统,专家论证制度应当由专业的、中立的第三方对已起草完毕的初步决策方案展开论证.在实践中,该项程序制度经常会走向错位,容易同专家座谈、专家参与等相混淆,导致其价值功能无法得到有效发挥.这就需要从如何选择“专家”、专家怎样“论证”以及论证有何“效果”这三个层面来对重大行政决策专家论证制度展开设计.     

北京市东城区公众参与机制研究

推行公众参与对完善政府决策机制、维护公众利益、加强基层政府自身建设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完善政府信息收集系统、信息传送系统、智力支持系统、信息交互平台、民间组织培育等基础性工作和可操作性的制度建设,建立起和谐有序、持续互动的城区治理模式,是一种有益尝试。     

论我国公众有序参与立法的模式与实现路径

在转型中国,公众有序参与立法需要处理好民主立法与社会秩序的关系问题。这就要求建立立法机关理性引导和公众自觉、自愿、自律参与相结合的有序协作模式。协商民主作为一种理性决策方式和民主治理形式,有助于将这一模式内化到公众有序参与立法的过程中。在立法实践中,应当通过完善立法信息公开制度,强化立法听证制度,建立以协商为导向的立法民意测验制度,从公众参与的层面完善立法后评估制度,加强社会组织的参与权,将公民教育、民生立法与社会保障结合起来等具体路径,实现公民有序参与立法,推动社会治理向民主和善治转型。     

论行政决策法治化与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耦合

行政决策法治化是现代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行政决策法治化的根本动力和价值追求是公众权利的实现与保障。行政决策法治化通过行政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与服务型政府建设在公众权利的实现与保障上达到耦合,耦合的基本要求是公众参与制度化、利益团体多元化、信息公开规范化、监督形式多样化及责任追究明确化。     

案讯点击

“阳光审务”助推廉政风险防控 今年,河南省濮阳县人民法院在原有人民陪审员制度、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参与审判执行、巡回审判等制度的基础上继续拓宽审判公开的范围和力度,建立健全法院公众开放日、庭审直播等系列“阳光审务”制度,推进廉政风险防控工作开展。（徐红瑞）     

公共治理中的民粹倾向及其法治出路——以PX项目争议为样本

以PX项目争议为代表的公共事件显示出当下公共治理中存在比较突出的民粹倾向,对合理考量具体项目进退、提升民众的公共参与能力与政府的公共治理能力、增进社会整体利益均带来了严重妨害。长期以来政府对封闭式经济决策模式的路径依赖、专业化与组织化公共参与机制的缺失、利益复杂和分化格局下法治共识缺失,是民粹倾向愈演愈烈的根由。应基于公私融合的客观背景,重构符合公共治理实践需要的法治共识,以强化政府担当为核心重塑政府公信力。应完善政府决策的立法,加强对规划制定及变更、规划环评的法律监管,重点完善既有法律规范中的公众参与和信息公开制度,引入并加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应急治理与纠纷解决等制度,合理应对民粹倾向及行动,促进公共治理的科学、民主与法治。     

宁波将建立健全决策责任追究制度

今年，宁波市政府将完善行政决策监督机制，建立健全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实现决策权和决策责任相统一。宁波市政府不久前向市人大常委会提交了关于依法行政工作情况的报告。根据这份报告，该市政府2010年将完善科学民主决策机制，推行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策相结合的行政决策机制，     

风险社会中的决策科学与民主——以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为例的分析

在风险社会,社会管理必须具有更强的风险意识。行政决策既要具备科学根据,也要体现民主价值。以风险评估为代表的专家理性模式,是充实行政决策科学根据的主要渠道;以民主参与为代表的公众参与模式,是体现决策民主的主要渠道。风险评估应当严守科学底线,通过恰当的制度配置,确保科学评估的独立性、公正性、可靠性。公众参与风险规制,则要求实现风险评估程序启动的开放性、评估过程的透明、评估结果的公开和可审查性。     

政府强制更换商铺招牌的合法性分析

政府强制统一更换商铺招牌,作为一种典型的行政决策行为应依法进行.政府强制更换商铺招牌必须在法律授予的权限内行使,遵循行政决策的必经程序——信息公开、公众参与和专家参与,符合行政决策的实质合法性要求,特别是应符合比例原则.     

论协商民主在行政决策机制中的引入

我国现行“公众参与、专家论证、政府决定”的行政决策机制由于“公众参与”之规定停留于一般要求,造成公众在机制中的“结构——过程”两阶段中角色断裂,进而使机制所追求的民主正当性目标落空。而强调公众参与的广泛与平等、重视理性与真诚协商、注重偏好转向的协商民主有助于修复行政决策中公众参与可能遗漏的民主性,美国行政决策中的协商民主在实践层面上验证了此种功能取向。由是,在我国行政决策机制中引入协商民主可成为一种增强决策过程民主性的选择性方案,更为重要的是,我国政治协商制度为此种引入提供了政治与制度基础。而协商民主要在行政决策中获得稳定性并持续发展,必需借助法律媒介使其制度化。     

行政规划中的公众参与程序：理想与误区——从汶川地震恢复重建规划说起

通过对汶川地震恢复重建规划的分析可以发现，行政规划的确定将对众多社会群体的法律利益和事实利益产生重大影响。为此，有必要构建行政规划中的公众参与程序，作为公有制前提下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平衡器，并以主体性公众参与作为目标模式。在行政规划的公众参与过程中，容易因公众参与的无限扩张导致政府决策效率低下甚至无法决策，或因公众利益的分化和参与不平衡导致社会公正受损，或者发生公众意见对法律和政策目标的偏离，对此均应竭力避免和纠正。     

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法治化研究

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法治化是指通过程序立法来规范重大行政决策权的行使,但是在程序立法的过程中,存在着中央统一的行政程序法的缺失以及地方文件中调整范围不明确,概念不统一等问题;通过杭州市的两个案例来说明重大行政决策作出过程中还存在公众参与弱,专家咨询形式化等问题,应该通过立法完善重大行政决策前的确认程序,决策中的法定程序以及决策后的监督程序来保障重大行政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     

论建立行政过程信息公开制度的必要性

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司法解释)规定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均未涉及行政过程信息,这一立法上的空缺导致现实生活中哪些行政过程信息应当公开或者免予公开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及《司法解释》中均找不到直接依据,现实与法律规范的脱节使得行政过程信息公开制度亟待建立,这不仅是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需要,也是提高政府透明度、促进公众参与政府决策的客观要求。     

风险规制公众参与模式的反思与转型

当前,我国风险规制领域公众参与正处在参与不足与参与过度的困境,这实则暴露出风险规制公众参与的形式化。针对这一问题,主流法律学者主张应当通过利益组织化建构所谓的公众参与利益代表模式来解决公众参与形式化的问题。从理论渊源上考察,公众参与的利益代表模式遵循多元主义的政治哲学传统,强调通过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对抗、竞争、博弈来对风险规制决策施加影响。然而,这种公众参与模式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在现代社会中,民主的实质是协商论辩而非对抗妥协,因此在风险规制参与模式上应当向协商转向,建构一种以协商民主为理论基础的风险规制公众参与模式,借由多元主体的协商对话来强化公众参与,克服公众参与的形式化,最终塑造风险规制决策的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