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与选择:刑事诉讼中的“必要丧失”

在刑事诉讼活功中,追求实体真实与坚持法律程序之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统一的,但有时也存在冲突。如果没有相应的冲突与选择意识,在理论上将会不自觉地陷入某种困境。坚持法律程序的选择虽然可能失去个别案件的实体真实而令人不无遗憾,但可以由此而达到在绝大多数案件上实体真实与法律程序的统一。因此,可以说,选择法律程序,不是放弃实体真实,而恰恰是为了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和更广阔的领域中坚持实体真实的需要。     

美国司法型死刑控制模式与中国借鉴

美国司法型死刑控制模式形成于美国特有的政治法律制度与文化传统中,是立法废止死刑难达统一目标情况下做出的一种积极选择。美国司法型死刑控制模式集程序上的"双阶程序"与实体上的严格死刑标准、削减死刑范围以及引入法定加重情节限制死刑适用与一体,由联邦最高法院借助违宪审查制度解释宪法,并通过判例制度创建而成。司法型死刑控制模式对中国死刑改革具有积极的借鉴价值。     

论我国土地征收制度的问题与完善

土地征收制度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而设置的一种法律制度,我国现行制度在实体及程序方面均存在较为严重的问题,应从严格限定公益性用地范围、完善征地程序、完善征地补偿等方面改进。     

程序正义概念与标准的再认识

程序正义是一种法律理念 ,即任何法律决定必须经过正当的程序 ,而这种程序的正当性体现为特定的主体根据法律规定和法律授权所作出的与程序有关的行为。程序正义的标准最值得注意的是程序规范的严格遵守和主体评价两个方面。既不能以实体的正义作为参照去评判程序的正义 ,也不能以程序的正义作为基准去决定实体的正义 ,实质正义才是唯一的选择。     

海峡西岸新农村建设中村民自治法律问题研究——关于村委会选举制度法律问题的调查与思考

村民自治是海峡西岸新农村建设的制度基础和重要保障。村委会选举制度是新农村建设中村民自治运行机制的基本制度,也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尽管村委会换届选举一届比一届成功,但在选举过程中,仍存在着许多尚待解决的法律问题。为此,必须完善与村委会选举有关的实体法律;修改和完善村委会选举制度的有关程序;建立和完善村委会选举的保障救济机制。     

三大犯罪构成理论及其应用之比较

德日的“三阶层递进式立体结构”、英美的“双层次平衡结构”还有我国的“平面耦合式结构”是三个比较有代表性的犯罪构成理论模式。实体领域的犯罪构成理论最终要为程序领域正确认定犯罪服务，因此这些模式的优劣就可以通过其司法适用效果反观。本文对刑事司法领域中认定犯罪的流程用一个圆锥结构来反映，并对我国、德日和英美国家所形成的三个不同的圆锥进行了比较分析，得出结论：英美国家的圆锥结构最合理。因为实体上，它在犯罪构成体系中引入了纠偏形式化法律的实质评价标准；程序上，对抗制的刑事诉讼模式和有效运行的陪审团制度保障了这种实质评价标准能够得到广泛而有效的运用，犯罪构成体系的指导功能也就因此得到了最为有效的发挥。德日的圆锥结构合理性次之，它也优在犯罪成立体系中实质评价标准的引入，但程序上存在于诉讼模式和司法制度上的不足使得犯罪的判断过程比较封闭，实质评价标准不能被广泛而有效的运用，犯罪成立体系指导功能的有效发挥也就受到一定的掣肘。我国的圆锥结构最不合理，实体上的犯罪构成模式中欠缺纠偏形式化法律的实质评价标准，程序上也欠缺能够保障这种实质评价标准得到有效运用的机制。优劣比较后，本文希冀从实体和程序应用两个方面对我国的犯罪构成模式进行完善。     

诉讼保全的实体法视角及其展开

行为保全制度在法律文本上与相同情形下的先予执行制度呈共存状态,在司法实践中也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其根源在于传统观念中,诉讼保全只是一种具有程序保障功能的规范。在本质上,诉讼保全是为可能被侵害的权利提供的临时性保护,但这种保护自实体法律确认权利之际就已存在,是实体权利与生俱有的权能。因此,诉讼保全的需求源自于实体权利所固有的请求权。请求权的性质决定了诉讼保全的类型,请求权的内容决定了保全请求的内容。对诉讼保全的理解应当融入实体法的因素,并以此为基础对我国的诉讼保全制度进行结构性改造。     

论行政正义与程序代理机制的完善

程序权利是一种与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相并列的新型权利。这些权利可以也应该被纳入代理制度中,只有在行政程序中推行全程代理、全程监督,才可能提高行政办事效率,促进行政正义的实现。     

审理阶段企业认罪认罚从宽的标尺

维护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优化社会营商环境，是刑事司法的重要目标。在保障企业正当权益的情况下，如何治理企业犯罪，实现对营商环境的净化和修复，是亟待解决的刑事课题。对法院而言，对企业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解决问题的可行出路，但存在现实瓶颈。究其原因，在于法律规定衔接不畅、治理理念相对滞后、从宽处理缺乏激励。建立企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实现司法公正与效率的必然选择，也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应有之义。为填补制度空白，可从实体和程序两个层面入手，在实体层面细化法律规定、构建企业缓刑制度，在程序层面进行繁简分流，引入外部监督，构建公平、高效司法环境，实现营商环境的刑事司法保障。     

浅谈我国刑事审判公正原则的现状与对策

审判公正是我国刑事审判制度的重要原则。其中,程序公正至关重要,刑事审判程序公正与否是决定刑事审判实体公正与否的首要前提。刑事审判程序公正也是实现社会正义的内在要求,是司法公正的有力保障。在我国,现行法学学说中仍存在重实体‘轻程序乃至程序虚无主义观点,我国法律制度在刑事审判公正原则构建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将探讨现存问题以及解决方案。     

程序法与实体法关系考辨——兼论程序优先理论

程序法与实体法的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一方面 ,程序法对实体法的实施起着保障作用。这是程序法对于实体法的工具性价值。但是 ,不容忽视的是 ,另一方面程序法相对于实体法也具有某种独立性 ,程序法同时也具有自身的独立性价值。由于实体公正的不确定性以及程序公正的相对确定性 ,在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发生冲突的情况下 ,应当坚持程序公正优先。     

论我国刑事诉讼客体内容的确定——案件事实及其法律评价的双重确定

作为刑事诉讼基本要素之一的刑事诉讼客体理论内容系统庞杂,但我国理论界对刑事诉讼客体的内容素有争论,时至今日也并未达成一致,这阻滞着公诉变更、法院变更罪名、＂一事不再理＂等问题的解决。应结合刑法与刑事诉讼法规范的目的,并以刑事实体法与刑事程序法为双重基础,确立包含实体内容与程序内容在内的案件事实、对案件事实的法律评价为刑事诉讼客体的内容。     

刑事诉讼视角下辩护权界说

在现代刑事诉讼中,被指控人的辩护权是一项贯穿始终的诉讼权利,主要表现为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和论证对被指控人有利的材料和理由,在实体上反驳指控,提出证明被指控人无罪、罪轻、应当减轻或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以及在程序上主张被指控人所拥有的合法的诉讼权利,防止其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和不应有的侵犯。但是由于司法理念和制度的弊端使得我国现实层面的辩护权呈现出与应然状态的脱节与偏离,因此,立足现状,改革与完善我国的刑事辩护权就显得尤为重要。     

示范诉讼制度探析——兼论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之完善

示范诉讼制度具有其他群体性纠纷解决制度所不具备的特征和独特功能,正因如此,目前已经有许多国家和地区在民事诉讼立法中对其加以明确规定,还有些国家在实践中大量运用这一制度以解决实际问题。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有关群体性纠纷解决制度的规定存在明显的缺陷,结合在新形势下我国所面临的司法现实需求,为了更好的解决群体性纠纷,在我国未来的民事诉讼立法当中,在对代表人诉讼制度进行完善的同时,应当引入示范诉讼制度;同时考虑到示范诉讼自身的一些特点,在具体制度设计上,要充分考虑并注意处理好其与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协调问题,以便更好地发挥两种制度各自的优点。     

刑事再审理由探析

再审理由的设计是对再审程序进行控制和协调的关键因素。在我国,应当明确区分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理由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理由;对于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理由,应从实体上和程序上两方面分别进行规定;对于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只能以程序上的重大瑕疵为由而提起,以限制再审作不利于被告人的变更,体现再审程序的救济性。     

中国刑事辩护制度发展的命运——以建立中国控辩协商制度为视角

从立法的角度看,中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无疑是中国刑事司法改革的一个巨大进步,甚至有人把它说成是刑事诉讼立法科学化、民主化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不为过。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就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中国刑事辩护制度所引起的实质性影响而言,不仅不是巨大进步,而且是严重倒退。中国的刑事辩护正面临着让立法者始料不及的艰难困境。中国目前的辩护制度状况尚无法满足辩诉交易中国化的基本要求。只有实现中国辩护律师队伍的专业化,赋予中国律师必要的辩护权利和执业保障权利,才能使得辩诉交易在中国移植后,被告人有适格的辩护律师提供帮助,以确保其在控辩协商中得到公平对待。     

认识相对主义与诉讼的竞技化

在当前证据法学研究中 ,存在着将认识相对性加以绝对化的倾向 ,由于实质真实的发现被认为是不可能的 ,因此形式正义取得了凌驾实质正义的地位。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 ,诉讼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种只重形式不重实质的活动 ,诉讼变成输赢之争而非是非之争。因此 ,新一轮对诉讼程序的轻视随之产生 ,其突出表现是普通程序简易审和引入“辩诉交易”。为了防止实质的不正义为程序正义所掩盖 ,我们应当重新审视客观真实的价值     

证明责任分配与要件事实理论--兼议我国传统民法规范的转换

要件事实理论为民事实体法与民事程序法搭建了一条沟通的桥,从证明责任分配的立场来解读传统民法制定规范的局限性,重新反省实体法与程序法之间的相互关系,以要件事实理论为基点,用条文的载体形式将作为行为规范的民法转换为真正的裁判规范的民法.在当前我国民事司法改革的背景下,试图为民法典的订立提供有所助益的规范转换径路.     

从历史视角论涉外民商事诉讼中外国法的程序地位——兼论我国外国法适用模式的构建

通过对英格兰、德国和法国有关外国法程序地位相关制度的历史考察可以看出,一国在程序法层面如何对待外国法主要取决于以下四个层面的因素,即:一国在历史上形成的对待外国法的社会心理态度,体现一国如何体认外国法性质的国际私法理论,一国在国际私法价值与程序法价值之间的权衡与选择,以及一国有关法院与当事人之间职责分配的民事诉讼体制。上述四个层面的总体情况决定了我国应在坚持法律说的前提下兼顾程序效益。基于这一判断,在外国法适用问题上,我国应采由法官依职权适用外国法而由当事人查明外国法的做法。     

法律全球化与中国诉讼法文化的构建

法律全球化作为一种不可回避的现象,对我国诉讼法文化的冲击远远超越了"中———西"范式,以及简单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两分法。本文从分析法律全球化的内涵入手,指出法律全球化并不存在西方学者所谓的中心与边缘,而是全世界各主权国家共同参与的进程。在法律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传统诉讼法文化所表现出的"无讼"、"重调解、轻裁判"、"重实体、轻程序"、较强的国家本位主义等特点已不合时宜。面对法律全球化的冲击与挑战,我们应当以积极的态度去研究它,对其再生利用,并从诉讼观念变革、诉讼制度建构和司法方法论研究等三个方面去重塑我国的诉讼法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