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具体举证责任与抽象证明责任的二元分立

"举证责任"的原初含义就是当事人运用证据对诉讼中的主张加以证明的行为责任,这一概念的源头并非现代证明责任理论,因此将其归入证明责任内涵的一部分必然引起证明责任作为一个整体概念的性质难以界定,并导致其分配标准与分配规范模糊不清的现象。肯定抽象"证明责任"与具体"举证责任"各自独立的"二元分立"概念格局,并由各自功能互补形成"双层调控"证明行为机制,将使诉讼案件事实的呈现更加准确与完整。具体举证责任与抽象证明责任、主观证明责任及具体提供证据责任等证明责任周边概念各异其趣。具体举证责任概念提出的必要性起因于客观证明责任理论规范诉讼证明活动的模糊性与有限性。应在承认证明责任总体和最终的规范作用的前提下,重视具体举证责任对具体证明行为过程的直接调整。     

浅析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理论

由于我国法学界对证明责任的概念理解不全面,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一系列弊端。本文从证明责任的含义、分配原则等方面来分析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     

证据法的理论谜局——“刑事证明责任与推定”学术研讨会综述

本次会议主要围绕"推定的界定及其适用"、"刑事证明责任新问题",以及"证明责任与推定综合研究"三个主题展开讨论,与会专家和学者虽然对推定的具体含义、证明责任的概念以及两者的关系问题存在不同见解,但对于应该在法律上限制推定的范围,以及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规范推定的适用等问题,达成了很多共识。证明责任和推定问题本身是证据法上的两大理论难题,这次会议为迎接这个智识上的挑战进行了首次尝试。     

试论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

证据制度在民事诉讼制度中处于核心地位,而证明责任则是这一核心中的核心。所谓证明责任是指在作为裁判的某个事实的真伪不明时,依照预先规定的裁判规范由当事人所承担不利后果的一种负担。证明责任不是一种义务。证明责任的分配的立法则是当务之急。本文通过对证明责任的含义、法律性质及证明责任的分配等阐述,旨在说明完善我国证明责任的立法之必要。     

证明责任内涵的重新定位

在证明责任论中,证明责任的概念是基础中的基础.证明责任论从“严禁入内”的动荡年代到“备受关注”的兴起时代,走过了艰难的路程.然而,学术研究中的证明责任概念还没有得到十分明确,目前已经出现证明责任论研究较少的现象.证明责任中隐含很多相对独立的概念,这些概念的模糊性已经影响证明责任论的长足发展,更是严重影响司法审判的公正性.通过对证明责任的本质、意义与作用的分析与研究,把隐含在证明责任概念中的所有的独立现象逐一明确并在诉讼中重新定位.     

行政诉讼证明责任研究

对行政诉讼中的证明责任不能简单的做一归而统之的划分,而应该具体的分析诉讼中各角色的不同证明责任。在行政诉讼中被告的证明责任应分为客观的证明责任和提供证明责任,前者是在行政实体法中就已预先设定好划归行政机关承担,并在行政诉讼中当案件真伪不明时作为法官判案的实体法依据。后者则仅仅只在诉讼过程中才有其存在的意义。而原告在诉讼前的证明行为实质上是证明的义务,其在诉讼中则享有证明的权利,法官在行政诉讼过程中则具有证明的权力。     

范围责任规则——行政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的依据

本文在界定证明责任概念的基础上,通过对行正诉讼和民事诉讼差异的分析,认为应当以修正规范说来确定行政诉讼证明责任的分配,并进而行出应当以范围责任规则作为行政诉讼证明责任分配依据的结论.     

论英国刑事证明责任

本文以英国刑事证明责任一般概念和刑事证明责任的两种类型为基础 ,对英国刑事证明责任的分配机制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和评述。作者认为 ,英国刑事证明责任始终归于控诉一方 ,被告人在总体上不负证明责任。但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不具有普遍意义 ,在诉讼的特定阶段和某些特定案件中 ,被告人同样承担一定的证明责任 ,同时随着英国对犯罪控制和司法效率的重视 ,被告人的这一证明责任有进一步强化的趋势。     

论行政诉讼证明责任的重构

证明责任及其相关概念的不统一,在目前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领域都造成了极大的混乱,而作为证明活动的发动机,澄清证明责任相关概念及属性是首要问题。文章从证明责任一词原有的概念体系入手,分析了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不同背景下证明责任的内涵,明确区分了提证责任、主观证明责任与说服责任、客观证明责任的区别,并分析了证明责任转换的本质及其与客观证明责任的关系。在厘清概念的基础上,文章对我国证明责任的现状和不足进行了分析,并结合《行政诉讼法》修改中提出的类型化原则对我国行政诉讼证明责任的体系进行了构建。     

对证明责任含义的重新解读

＂证明责任＂堪称是民事证据制度中永恒的主题,但是在我国学术界却曾经一度受到了不应有的忽视,如今学界对证明责任的理解大多还停留在举证责任,即《民事诉讼法》条文的规定以及＂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表述上。本文首先阐述了各国对证明责任含义的表述以及我国学界及实践中如何理解证明责任,再通过对罗森贝克等人的客观责任说的研究,得出对证明责任含义的理解,最后对我国立法及司法实践中如何认识证明责任提出了相关见解。     

论举证责任的不可转换性

举下责任问题在民事诉讼理论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国内通行的举证责任转换理论模糊了举证责任的本来含义和法律性质，有必要在法理上进行澄清。举证责任虽有二重含义，但其本质含义应是客观举证责任，即指在作为裁判基础的某个事实真伪不明时，依照预先规定的裁判规范由当事人所承担一种责任。在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是由案件的性质决定的；当案件的性质确定之后，举证责任即被确定，它在诉讼过程中是不可转换的。     

刑事被告人证明责任进程分析

英美法系的提出证据责任、说服责任和大陆法系的主观证明责任、客观证明责任,严格来说,存在区别不能简单等同。比较而言,前者更利于描述证明责任在诉讼程序中的运作状态。应以英美法系的证明责任分层理论为分析工具,比较刑事被告人证明责任在英美法系国家、大陆法系国家及日本的运行进程,以期对我国的刑事被告人证明责任有所借鉴。     

现代型诉讼中的证明负担减轻——日本的理论研究成果及对我国的启示

现代型诉讼中，由于当事人构造处于实质上的不对等状态，因此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一方往往无从举证。减轻该方当事人证明负担的方法，既有改变证明责任分配框架内的举措，亦不乏自由心证范围内的办法。一系列努力和尝试都反映了当事人程序权保障理念下证明责任制度的没落，证明权概念的上位。     

论医疗侵权纠纷案件的举证责任

举证责任分配是证据制度的核心,其基础理论为“法律要件说”,由此而推导出“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举证责任倒置是对“谁主张,谁举证”规则的修正,与侵权行为法相伴而生,其适用条件是由法律严格限制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规定医疗侵权诉讼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这样规定并不妥当,理由也不充分,缺少法律基础,对医学发展不利。要完善我国医疗侵权诉讼举证责任,应当从明确医疗侵权行为的专家责任性质入手,建立专家举证制度,实行举证责任轮换,构建分散医疗风险制度。     

举证责任分配、举证责任倒置与举证责任转移——以民事诉讼为考察范围

举证责任分配是民事证据制度核心中的核心,举证责任分配实质标准应遵循的原则顺序为:实体法律(包括实体法司法解释及实体法附属法、隐形法)的规定,当事人的约定,经验法则,公平或诚实信用原则。举证责任的转移与举证责任倒置二者均是对可能导致适用失当的一般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的调整,不同的是举证责任倒置为法定,举证责任部分转移制度则是由法官根据具体的案件情形作出的裁定转移。     

医疗损害举证责任之缓和规则

医疗损害举证责任缓和是指在诉讼中患方的举证达到一定的程度,无法达到法律要求的证明标准情况下,实行举证责任转换,由医方承担举证责任的一种举证责任规则。它是一种不同于举证责任倒置的,有效平衡医患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举证能力的,充分体现诉讼武器平等原则的举证责任制度。在患方的证明具有相当程度因果关系的可能性、医方无法证明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及具备对此种因果关系推定的基础性条件的情况下,才能适用医疗损害举证责任缓和规则。在我国现行立法规定的举证责任规则不能完全保护患方权益的情况下,为了提高诉讼效率,公正、合理地裁判医疗损害纠纷案件,有必要在法律上引入和构建举证责任缓和规则。     

司法认知:证明责任的新视角

证明责任解决的是当事人对哪些事实应当举证证明,否则承担败诉风险.司法认知解决的是哪些事实不需要当事人举证证明,免除当事人的证明责任,而由法官直接确认.在证据法学中,人们往往热衷于从证明对象的角度来把握哪些事实应该由当事人承担证明责任,而鲜有从司法认知的角度来把握证明责任的承担.如果从司法认知的角度来把握证明责任,那么司法认知影响证明责任的分配.但是司法认知只影响主观证明责任的分配,而与客观证明责任没有实质的关联.     

证明责任法与实定法秩序的维护——合同法上证明责任问题研究

本文运用作者自己提出的证明责任法概念 ,对现行合同法领域的证明责任问题进行研究。与传统的研究方法不同 ,本文力从诉讼法和实体法在合同诉讼领域结合的角度展开论述。文中对合同诉讼的证明标准以及法律要件分类说在我国实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

本文考察了举证责任的基础概念、一般理论及目前我国民事诉讼制度对这些概念理论的接受状况或程度，在此基础上展示举证责任倒置和减轻在我国民事立法上及司法实务运作中的种种形态。本文不强调定义的精确和理论的新颖，而着力于尽可能紧扣我国民事审判实务的具体场境，去尝试系统地整理相关的基础知识。     

论证明责任机制的限度

证明责任机制作为解决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进行裁判的法律技术和方法,尽管意义重大,但它毕竟有着自己的限度。它存在着事实拟制的"错误",存在着被扩大化使用的危险,必须不断履行自己的说服义务,以及作为制度可能牺牲个案中的正义等等。只有认识到这些限度,我们才能真正明确其意义;只有认识到这些限度,我们才能真正在合理的范围内恰当的运用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