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对追回腐败资产的制约及对策

由于我国刑事诉讼中没有缺席审判的制度,检察机关不能对外逃的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又因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被害人在刑事审判尚未开始的情况下,无法通过独立的民事诉讼获得赔偿。为解决现实问题,笔者建议,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进行改革,允许被害人选择进行附带民事诉讼或独立民事诉讼,这样在公诉无法进行的时候,既给予了被害人民事救济,又在一定程度上惩治了犯罪。     

论被害人的民事赔偿先行起诉权

我国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难以保证被害人之损害得到及时有效赔偿。应当通过修改立法赋予被害人民事赔偿先行起诉权,即在检察机关提起刑事诉讼前,允许被害人提起单独的民事诉讼,这样可以摆脱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带来的种种限制,保证被害人最大限度地实现其求偿权。先行做出的民事判决对后行的刑事判决没有既判力,因此民事程序前置不会影响刑事审判的正常进行。由于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低于刑事诉讼,被害人有能力在先行的民事诉讼中完成举证责任。然而一旦败诉,即使后行的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犯罪成立,被害人也只能接受民事诉讼败诉的后果,这是其选择行使先行起诉权必然承担的风险。     

附带民事诉讼的困境与出路——以刑事和解为视角

附带民事诉讼在制度设计与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主要困境是难以实现被害人的赔偿请求与解决案件分流。通过实证考察，刑事和解可以有效解决上述困境。基于刑事和解与附带民事诉讼在理论上也有一定契合性，因此，可以考虑从刑事和解的角度来完善附带民事诉讼制度。     

民事法院调解对刑事和解制度的借鉴分析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一些轻微刑事案件开始和解结案,这与我国民事诉讼中的法院调解具有相似性.民事法院调解是我国的一项成功制度,本文通过对二者的分析认为在刑事和解的立法中可以借鉴民事法院调解制度中相关内容,如原则、程序等,从而构建我国的刑事和解制度.     

合并与分离: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立法目的在于减轻诉累 ,提高诉讼效率 ,保证正确处理刑事案件 ,维护司法判决的统一性和严肃性 ,维护国家、集体财产利益以及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但随着法制建设的不断进步 ,民事实体和程序法律的不断完善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实践价值受到质疑。同时由于我国在立法规范和制度设计上的缺陷 ,导致附带民事诉讼缺乏独立性、救济范围过于狭窄 ,从而造成了对被害人的利益保护不足。因此 ,总结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 ,借鉴各国立法经验 ,强化刑事案件民事赔偿救济程序的独立性 ,逐步实现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的分立 ,将成为重构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立法趋势     

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公权与私权的协调

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主要问题是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否应当仅限于物质损失而不包括精神损害赔偿 ;如何处理刑事诉讼与附带民事诉讼之间以及追缴、责令退赔与 (附带 )民事诉讼之间的关系问题。本文主张 ,应当协调处理国家公权力与公民私权利以及被害人与被告人的关系。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害人与被告人的地位应当大致均衡 ,附带民事诉讼既应方便公权力的行使 ,也应保障私权的实现 ,从而确保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一体化地合理解决民事赔偿与刑事制裁 ,并服务于预防与控制犯罪的刑事政策目标。     

“赔钱减刑”引发的是非争议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中，被告人被判刑后，往往不愿对被害人进行民事赔偿，致使被害人的权益成为一纸空文，如今，一些司法机关经过摸索，开出了“刑事和解制度”的药方，提倡对民事部分进行调解，并作出对经济赔偿的被告人给予从轻处罚，这也是民间所传的“赔钱减刑”这种做法经媒体披露后，引起争议一片。     

刑事犯罪被害人可以单独提起民事诉讼

刑事犯罪同时侵犯公民的财产和人身权益的情况在现实中是常见的、大量的,犯罪分子承担刑事责任后,并不能当然地使被害人被侵犯的民事权益得到保护和恢复,因此,刑事诉讼法规定了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但是,被害人若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或不能在法院对刑事被告人作出判决前提出附带民事诉讼,法院也没有在对被告作出刑事判决时一并解决民事赔偿问题,被害人可否就其遭受的侵害,单独提起民事诉讼?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法院是不受     

“赔钱减刑”,引发争议一片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中,被告人被判刑后,往往不愿或无力对被害人进行民事赔偿,致使被害人的权益保障成为一纸空文。如今,一些司法机关经过摸索,开出了“刑事和解制度”的药方,提倡对民事部分进行调解,并作出对经济赔偿的被告人给予从轻处罚,这也就是民间所传的“赔钱减刑”。这种做法经媒体披露后,引起争议一片。     

论刑事诉讼中的民事责任

理论上认为三大法律责任之间原则上不许替代或转换,但在政策和操作层面,在部分案件中存在相互转换的问题。刑事和解、从宽处理不仅是犯罪人、被害人与司法机关三者的事情,还与公众的利益密切相关,需要公众的适当参与。针对财产的刑事强制措施承担着恢复被犯罪行为破坏的民事关系的功能,需要进一步规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存在起诉率不高、执行难等问题,为此,应当明确检察机关对被害人的告知义务,将提起维护国家和社会利益的附带民事诉讼作为一种公法上的义务。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起诉期限、判决履行等方面应区别于普通民事诉讼的规定,以有效保护被害人的利益。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审理与执行情况的调查报告

现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旨在程序上方便被害人诉讼,节省成本,提高效率,使被害人能够借助国家的力量维护自身的利益,免遭过多讼累,并及时弥补其在刑事犯罪中所遭受的损失。但由于目前我国被害人保护仍受限于司法理念与执法中的诸多误区,附带民事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三种模式

中国现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建立在“刑事优先于民事”的基础上,是一种“先刑后民”的程序模式。该模式造成了附带民事诉讼调解难和附带民事判决执行难,且导致附带民事诉讼违背民事侵权法的一般归责原则。学术界提出的“刑民分离”模式,尽管具有理论上的正当性,却可能在实施中面临着一系列的制度障碍。司法实践中盛行的“先民后刑”模式承认民事赔偿折抵刑事处罚的合理性,有效地促成了被告方与被害方的和解,解决了被害人的民事赔偿问题,但在理论正当性上面临争议。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中三种程序模式的并存,反映了中国法律制度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显示出司法实务界自生自发的改革所具有的生命力,值得我们在推进法制改革的过程中给予足够的重视。     

恢复性司法“中国化”之制度抗衡问题研究

就被害人、犯罪人利益保护而言,无论是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还是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抑或是刑事和解制度、非刑罚处罚方法,它们都远不如恢复性司法那么周详;就提高诉讼效率而言,刑事简易程序功不可没,但已无拓展的空间,亟须恢复性司法的加盟。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时效浅论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时效是指被害人于一定期间内不行使民事请求权,人民法院对其民事权利不再予以保护的法律制度。这是《民法通则》实施之后,给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带来的一个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被害人保护”与“刑罚轻缓化”：刑事和解不能承受之重

＂被害人保护＂与＂刑罚轻缓化＂在刑事和解中互为条件,相互作用,成为刑事和解的两大功能。然而＂被害人保护＂与＂刑罚轻缓化＂的产生原因与适用范围均不相同,旨趣各异,将二者试图融合在刑事和解一项制度之中,将直接影响到刑事和解制度本身的正当性和妥当性。宜分化刑事和解的功能,通过不同的途径分别实现＂被害人保护＂与＂刑罚轻缓化＂。     

刑事诉讼中积极赔偿对量刑的影响及其合理控制研究

刑事诉讼中的民事赔偿是一个制度集合概念,并与量刑密切相关。以5072份故意伤害罪判决为样本进行量化分析发现,通过和解、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判决结案等不同途径实现的民事赔偿对量刑的影响力存在明显差别。其原因在于被害人满意程度是量刑阶梯设计的重要标准,而恢复正义为被害人满意作为量刑标准提供了正义基础。司法实践中应对刑事诉讼中积极赔偿对量刑的影响进行合理控制,降低不同类型民事赔偿对量刑影响的差异,推动"同案同判"的量刑公正。     

论刑事和解的几个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有关于自诉案件刑事和解的规定,司法解释中有关于未成年人案件刑事和解的规定。部门地方也出台了一些关于刑事和解的文件。然而目前我国刑事和解制度存在对被害人立法保护不足;被害人请求赔偿的受案范围过窄;被害人的赔偿请求难以实现等问题。需要对刑事和解制度进行重构。     

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完善

刑事和解制度作为对传统刑事诉讼程序的有益补充是法律和道德的最佳结合点。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的发展体现了国家刑罚权语境下对被害人权利的尊重和保护。我国的刑事和解制度有着自身的特点,但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刑事和解的适用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不断的完善才能践行刑事和解的价值目标。     

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权利保护——以检察机关职能作用为视角

实践中,检察机关对被害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活动很少关注,参与不够。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中,基于被害人权利保障和化解矛盾纠纷、提高诉讼效率的要求,应在维护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导下,重视对被害人民事利益需求的全面关注,以制度设计和人性执法两方面为基础,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梳理。     

论刑事和解的几个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有关于自诉案件刑事和解的规定，司法解释中有关于未成年人案件刑事和解的规定。部门地方也出台了一些关于刑事和解的文件。然而目前我国刑事和解制度存在对被害人立法保护不足；被害人请求赔偿的受案范围过窄；被害人的赔偿请求难以实现等问题。需要对刑事和解制度进行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