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湖北省部分法院院长、庭长办案情况的调查分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增强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的若干意见》第26条明确规定:"要加强干部管理制度建设,建立和落实好院、庭长办案制度.积极探索保障院、庭长办案的审判组织和运行机制保障办法,确定院、庭长每年直接参加合议庭办案数量的硬指标。并列入岗位目标考核的重要内容,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院、庭长必须排除一切困难和干扰,切实承担起审判职责。"《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进一步强调:"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应当参加合议庭审理案件。"自此,最高法院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启动了院、庭长办案制度。     

预防犯罪必须实行综合治理 “刑罚适用及其价值取向研讨会”在蓉举行

由最高人民法院《人民司法》编辑部主办的“刑罚适用及其价值研讨会”于近日在成都举行。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人民司法》编委会主任刘家琛,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杨万明及四川、重庆、云南、贵州高级法院和部分中级法院分管刑事审判工作的副院长、庭长和部分专家学者、律师代表参加了研讨会。中共四川省委常委、省委副书记欧泽高应邀到会并致辞。研讨会围绕刑罚的功能、刑罚的目的和任务、刑罚适用的原则以及当前刑事审判中对刑罚适用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原因、对策等方     

对院长、庭长办案制的调查与思考

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增强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的若干意见》〔1〕第26条“要加强干部管理制度建设,建立和落实好院、庭长办案制度”的规定施行以来,不少法院陆续出台了本院试行院、庭长办案制度的规定或做法,但由于各地审判状况不一,又缺乏统一的标准和尺度,各地法院对如何实施这项制度的理解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此司法实践中各法院对该制度的实施方式也是显得千差万别、各行其是。随着法院审判方式和审委会功能改革的逐步深入以及司法规范化建设的纵深发展,对院、庭长办案制进行统一思想和制度规范也是大势所趋。但“没有调查就没…     

和谐社会背景下的刑事司法功能解读

和谐社会建设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时代主题,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刑事司法的保障.刑事司法功能的全面发挥,必将有利于促进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顺利进行.笔者在考察和谐社会与犯罪关系之后,对我国刑事司法功能进行了创造性解读.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刑事司法功能运行进行了理性反思,分析刑事司法功能发挥之障碍,并提出应对之策,以促进刑事司法功能的全面实现.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最高人民法院审判人员名单（2014年8月3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一、任命夏道虎为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二、任命杨万明为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免去其刑事审判第四庭庭长职务。三、任命周峰为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四庭庭长，免去其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职务。四、任命杨临萍（女）为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五、任命张勇健为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免去其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职务。     

中国与东盟成员国刑事司法协助与引渡制度研究

中国与东盟成员国刑事司法协助与引渡制度是双边刑事司法合作中最重要的内容.近几年我国与东盟成员国刑事司法协助和引渡有很大发展,通过刑事司法协助与引渡条约的签署和适用,初步建立起刑事司法协助和打击犯罪合作机制.但存在和面临的问题是明显的,需采取适当的途径和措施,推动中国与东盟成员国刑事司法协助与引渡的完善.     

刑事司法资源配置的经济学分析

现实中不存在刑事司法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只能寻找较优的刑事司法资源配置目标;在刑事司法资源的边界上存在着有效率的刑事司法活动,也就是刑事司法资源功能的最大化和理想状态;在刑事诉讼中,各方总要考虑和比较获取刑事司法资源所花费的对价中包括的各种机会成本,这表明刑事司法资源配置中也存在着替代效应。刑事司法资源配置经济学分析的目的,是提高刑事司法效率和减少刑事司法成本,可以从节约刑事司法成本、简化刑事司法程序、建立刑事诉讼成本分担制度、减少国家成本支出入手。     

北京市延庆县法院庭长下乡办案

北京市延庆县法院在充分结合县域民情的基础上,于2009年推出庭长下乡办案工作机制,将庭长从单纯的事务性工作中剥离出来,通过庭长下乡办案,使他们丰富的审判经验和司法水平得到充分发挥。同时,庭长下乡办案还有效发挥着以老带新的传帮带作用,在基层司法实践中帮助青年干警更快地熟悉民俗,沟通民意,提升司法适用和矛盾化解能力。该法院开展庭长下乡工作机制5年来,充分发挥中层领导的带头示范作用,在彻底化解基层矛盾纠纷、加强法官队伍建设、改进工作作风等方     

法院院、庭长审批案件的制度不能取消

《人民司法》一九八○年第十二期发表刘春茂同志《对法院院、庭长审批案件制度的探讨》一文后,在司法界引起了热烈的讨论。院、庭长究竟有没有审批案件的合法权力?把这个问题讨论清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重要的     

院长批案不可续

《法学杂志》一九八○年第二期和《中国法制报》第十六号,相继刊登了关于法院院长、庭长审批案件不合法的两篇文章后,读者议论纷纭。其主要意见是:(一)院、庭长批案是必要的,因为审判员水平低;(二)院、庭长批案是不必要的,既不执行合议制,又不相信审判员。我赞成第二种意见。人民法院组织法和刑事诉讼法实施一年了。中央领导同志和江华院长强调司法干部     

刑事和解的正义价值探析

刑事和解制度是加害人与被害人直接对话协商解决刑事纠纷的方式,它具有公平价值、效率价值、节约司法资源等多重价值,以恢复正义理论、平衡理论、叙说理论为三大理论基础,并以正义价值为核心价值.司法正叉是一种矫正的正义,而刑事和解的正义价值就是对矫正正义的矫正,它的正义是"和谐的正义",是"无害的正义".但是,刑事和解从其产生开始就存在价值瑕疵,其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诸多的缺陷,为了避免它的缺陷所带来的弊端,我们必须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的刑事和解制度,要明确界定刑事和解案件适用范围与适用刑事和解的前提条件,并且从程序上完善刑事和解制度的监督制约机制等.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免最高人民法院审判人员名单

一、任命黄尔梅(女)为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免去其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职务。二、任命纪敏为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免去其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庭长职务。三、任命钱锋为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庭长。四、任命孙华璞为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庭长,免去其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职务。五、任命王东敏(女)、王慧君(女)、刘立新、李军为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六、免去南英的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七、免去杨万明的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职务。八、免…     

检察机关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思考

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是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内容,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需要,是推动检察工作发展完善的必然要求.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必须解决检察机关在执法观念、价值取向、监督标准、评价机制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将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落实到检察工作的各个环节,以强化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     

论修复性司法

与传统刑事司法相比,修复性司法在满足各方当事人需要、吸引社会公众参与、预防和减少犯罪、降低成本、提高成效等方面具有优势,但也有过度依赖当事人、适合处理的案件有限、社会控制的不当扩大和对弱势群体及当事人权利保护不力等局限。修复性司法在国家在刑事司法中的地位、刑事司法的功能、对正义的理解和犯罪解决机制多元化等方面对我们有重要启示。改革我国刑事司法,应跨越单纯改革刑事诉讼程序的狭隘思路,对刑事司法机制进行重塑,逐步建立统一协调、良性互动、功能互补、程序衔接、彼此支持的双轨制,以更好地解决犯罪问题。     

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免最高人民法院审判人员职务名单

一、任命张军为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 二、任命南英为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免去其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职务。 三、任命纪敏为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告诉申诉审判庭庭长,免去其最高人民法院告诉申诉审判庭副庭长职务。 四、任命高憬宏为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五、任命俞宏武为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     

从刑事错案追究谈我国司法善后的完善

刑事错案成为刑事司法活动中的副产品,其发生难以杜绝。为了防范错案的发生,提高办案质量,杜绝司法腐败,出台了"错案追究制"。刑事错案追究制带来了许多负面效应。冤假错案频繁发生、人权保障和司法公正需要刑事错案的司法善后。完善刑事错案司法纠正、刑事错案司法赔偿、刑事错案司法追究、刑事错案过滤和发现机制。     

图片新闻

2006年11月28日至12月8日，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代表团应邀对英国伦敦皇家刑事法院、上诉法院、德国吉森地方法院及海牙国际法院的案件管理、审判管理及法官管理进行了考察。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代表团由张光琼副院长任团长，成员有：院党组成员、纪检组长张庆俐，院审判委员会委员曲鹏远，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助理巡视员肖廷金，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监督庭庭长卢芒，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行政审判庭庭长赵立，院审判委员会委员、督查办主任柏伟，民事审判一庭庭长张家慧。立案庭审判员李梅华任随团翻译。代表团所到之处，均受到了有关方面的热情接待。     

论刑事司法政策司法解释过度化的弊端及其反思

近年来,最高司法机关及时、有效地通过发布刑法司法解释将党和国家的刑事政策转化为司法政策,并将其运用于司法实践中,指导各级司法机关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但是,刑事司法政策司法解释化也存在诸如：违反罪刑法定、损害法治根基、破坏刑法体系的稳定性和严肃性、损害司法权威、束缚法官能动性等弊端.过度将刑事司法政策转化为司法解释,不但有损刑事司法政策指导作用的发挥,还可能造成更多问题,不利于刑事法律体系的构建和刑事司法工作的开展.本文以刑事司法政策司法解释化为研究对象,着重分析刑事司法政策过度司法解释化的弊端,并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以期正确定位刑事司法政策,使其更好地促进我国刑事法律体系的完善,推进法治化进程.     

试论新刑事诉讼法背景下刑事和解制度

在大力倡导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之下,刑事和解制度在丰富的司法实践中应运而生,为刑事纠纷的解决提供了更多的方式.刑事和解制度在司法实践中能够更好地考虑被害人的想法、要求等,通过双方当事人的交流、协商等对刑事纠纷进行解决.在新《刑事诉讼法》中包含了刑事和解制度,并对其作出了具体的规定,一方面为刑事和解案件的处理提供了法律依据,另一方面为刑事司法改革指明了方向.然而,刑事和解制度在设计等方面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本文对新刑事诉讼法背景下刑事和解制度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进行了分析,为刑事和解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提供参考与借鉴.     

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的使用问题研究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近年来,我国加强了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的衔接工作,对各类违法犯罪活动进行了有效的打击,但是由于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之间还没有形成顺畅的衔接机制,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还存在一系列的问题,有鉴于此,本文着重对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的使用问题进行了分析和研究,以期能够对行政执法证据转化为刑事司法证据提供必要的参考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