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性论"与法治

法学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问题,而是与哲学问题密切相关。要探究中国法治的人性问题必须从中国哲学的"心性论"问题入手。本文概略考察了"心性论"与法治的关系,指出法治发展的核心进路在于良法之治,法治必须符合人性,人性使法治成为必然。     

论法治概念的实质要素——评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

法治概念的要素包含普遍守法、良法之治、限制权力和民主理念及民主过程。缺少了其中任何一项都可能导致法治概念内涵的丧失,违背法治的要求。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法治概念,被奉为法治概念的经典解释,几千年来一直为历代法学家所引用。但亚里士多德只揭示了普遍守法、良法之治这两个法治概念的形式要素,而没有揭示出其背后的限权和民主这两个法治概念的实质要素。     

现代法治释义

近现代意义的法治是西方文明的产物,但它作为广泛时空场景下人类实践经验与认知逻辑相结合的治国理政方式,已然成为当今世界一种全球共享的意识形态。法治在不断发展演变的历史中,不仅在理论认识上呈现出了规则之治、法律主治和良法之治三种不同的逻辑形态,而且还在生活实践上成为了国家和社会实行良善之治的符号。现代法治是有品质德性的规则之治,不仅要求具备形式层面的良好特质,而且注重实质意义上的价值内涵。法治理念和法治原则是其品质德性的高度凝练与充分表达,构成了现代社会不同法治实践的共同分母,并为国家和社会的法治化治理提供了价值指引及操作路径。     

"良法"与"恶法"辨析

无法则无法治,无良法也无法治.本文指出人民主权是良法形成的前提,与现代法治相适应的良法应具有现代性、民族性、人民性等特征.文中还指出良法的标准应符合三个有利于、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要求.     

正当程序的特征及价值分析

现代法治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程序法治,有无正当程序构成了法治与人治之间的根本区别。正当程序是权力制衡的必要机制,是人权的重要保障,是维护法律尊严、确立法律权威的重要手段,是法律实质正义的客观要求。从宪政的意义上讲,正当程序是现代法治大厦的支柱之一。     

司法独立的几个问题

司法独立的理论基础 ,一是权力分立与制衡原理 ,二是主权在民的原理与原则。在古代主权在君的政治体制下 ,有某种权力监督的思想与制度设计 ,但不可能有近代意义的司法独立的原理与原则。近几十年来 ,有关司法独立的一系列国际文书的出现 ,标志着司法独立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司法独立与现代意义的民主、法治和人权密切联系在一起 ,其价值是多重的。要在中国真正实现司法独立 ,首先要在观念上进行更新 ,尤其应在五个问题上走出理论误区     

现代刑事司法体制的观念基础

完善的刑事司法体制建立在国家理性的基础之上 ,只有在国家目的、人民与国家权力的关系等问题上有着正确的观念才能够具有民主、文明的刑事司法体制建构和符合理性原则的刑事司法活动。现代刑事司法体制以民主观念、权力制衡观念和法治观念为观念基础 ,司法独立体制和民众参与司法机制的确立与上述观念存在密切关系 ,我国的刑事司法体制也体现了上述观念 ,随着刑事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入 ,民主观念、权力制衡观念和法治观念应当得到进一步贯彻 ,进而为司法公正提供切实的保障。本文着重探讨了作为现代刑事司法体制基础的三大观念 ,并在此基础上对刑事司法体制改革提出了若干建议     

依法执政的理性思考

依法执政作为法治模式下的执政方式，应以良法为前提，以政治、思想、组织领导构建的执政的内涵为核心，其执政行为保证不渗入到立法、行政等机关内的具体事务中去。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做到从人治到法治观念的更新，在党内形成民主制度和权力制约机制，并接受党外力量的监督，处理好与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促进依法执政方式的良好运行。     

法治社会与实质正义

一般认为,法治与形式正义有内在的关系,甚至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说,法治就是形式正义。本文认为,法治与实质正义也有密切关系,这不仅表现在历史上法治观念和正义观念同时产生,法治观念中包括良法观念,而良法即正义之法;而且表现在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是不可分离的,作为形式正义主要表现之一的法治,自然必须以实质正义为自己的价值目标之一     

以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推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引，展示了科学方法，描绘了宏伟蓝图，是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指导思想。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脱胎于中国式现代化，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法治现代化道路，坚持人民至上的法治理念，努力推动人类法治文明进步。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统一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把握宏观战略，要明确其战略定位是中国式现代化重要组成部分，基本特征是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主要目标是建设良法善治的法治中国。推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就要多维度拓展中国式法治现代化道路，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不断深化新时代法治领域各项改革。     

文物返还国际诉讼中外国立法的承认与执行

在文物返还国际争议诉讼中外国文物立法的承认与执行问题上,由于受“外国公法不予承认和执行”传统思维的影响,一国的文物国家所有权立法或出口管制法一般很难得到其他国家的承认和执行。但外国公法原则和强行法理论的现代发展、典型的司法判决、文物保护国际公约的签订、文物市场国的实践都对文物立法的承认与执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可喜的变化表明,没有理由从表面上排除与文物保护相关的外国法规则,尤其当这些规则与保护文物的国内及国际立法与政策保持一致时更应如此。     

法典的未来——论原则性法典

文本法律之时滞性与现实生活之变动性之间的冲突可谓成文法国家法治进程中"永远的痛"。这种"痛"在我国表现得尤为明显:为了使法律文本适应现实,即使是作为根本法之《宪法》也总是三番五次地被修订。为缓解这种"成文法之痛",学界作出了种种努力,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倡导在司法实践中运用法律方法对之进行救济——遗憾的是,此种方法只能起到扬汤止沸的作用。欲标本兼治,就必须釜底抽薪,进行原则性法典的创制,而原则性法典亦是将来法典之面目。     

隐性超期羁押的法律规制研究

隐性超期羁押是超期羁押的一种,是指采用违法的手段,规避刑事诉讼法的办案期限,以形式上的不超期掩盖实质的超期羁押.其产生的原因有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纠改隐性超期羁押的对策是:树立现代法治社会的执法理念;修改法律,建章立制;强化检察监督等.     

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对法治理论的发展

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对国家治理意义重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最新成果。其汲取了古今中外各类法治理论的有益元素,对法治理论做了七项创新发展,即建设法治中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坚持"三个核心要义"、坚持"共同推进、一体建设"、完善党内法规体系与实现依规治党、着力实现制度现代化、统筹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还对法治理论做了十五项拓展深化,即关于依法治国方针、坚持党的领导、法治为民、法治经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权力监督、德法并重、改革和法治关系、加强社会治理、政法机关职能、法治环境建设的拓展深化。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系列成果,传承了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精华,吸收了世界法治理论精华,且勇于探索当代中国法治实践。     

中国现代法治的反思

从基点、区域、文化和性质四个方面来反思中国的现代法治,可以看到,一百多年来的中国现代法治,在有的时候,在有些方面,面对世界或西方却找不到自己的路;面对城乡二元结构却过度超前或者阻滞于后;面对传统与现代的选择却墨守陈规或者数典忘祖;面对革命与建设却误判当今法治发展的性质而谬以应对。其实,中国现代法治既应是世界的更应是中国的,必须立足中国并关注世界;中国现代法治既应是城市的,也应是农村的,必须同时关注城市与农村的现状与发展;中国现代法治既应以传统为基础也应以现代为目标,是经历革命后在现代的更新和发展;中国现代法治不是革命的,而是建设的,应是以革命作为历史前提的现代化建设。     

新发展格局与“发展型法治”的构建

在我国开启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新发展阶段,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不仅需要经济上的谋划,也需要相关法律制度的有力推动。其中,经济法作为典型的"发展促进法",对"双循环"的四大环节及其赖以存续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均具有重要影响。通过审视经济法对"双循环"的促进和保障,有助于揭示"新发展格局—新发展理念—发展型法治"的内在关联,以及更为具体的"问题—价值—制度"之间的逻辑联系,由此可以说明构建与新发展格局相应的"发展型法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及在制度建设方面应兼顾的"安全与发展"价值,从而不断推进发展导向型的良法善治,这尤其有助于推进我国整体法治的完善,丰富法治理论和经济法的相关理论,推动新兴的"发展法学"的构建。     

依法治国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依法治国与国家治理是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关系。依法治国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主要途径,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核心是要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坚持和实行依法治国,可以从宪法、法治、立法、依法执政等多方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法治化。为此,应当根据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强化法治权威和良法善治,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完善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推行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在加快建设法治中国进程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论反致的不合理性

反致是国际私法上特有的制度,但在逻辑上有严重缺陷。它基本不考虑受致送国对于反致的态度,因而并不能体现对于外国法的尊重,也不能保障判决结果的一致性。随着反致制度的规则化、成文化,其灵活性也渐渐消失。更重要的是,只有当受致送国不接受反致时,反致才能体现人们所赋予它的优越性,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用它,这一优势越来越受到削弱。由于当代国际私法的新发展,其所追求的目标大多可通过其他方式实现。因此我国立法不必借鉴这一制度。     

论行政立法裁量中利益沟通的法治价值——从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观说起

亚里士多德法治观的精髓在于立法者所制定的法律必须是良法并且应当被普遍遵守。秉承此意,行政立法裁量中利益沟通的法治价值有二：一是利益沟通有助于行政立法裁量所立之法为良法;二是利益沟通有助于行政立法裁量所立之法获得普遍服从。     

新版《药品管理法》的主要内容与特色研究

经2019年8月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的出台是国家药品管理的立法典范。它在完善卫生法律体系的立法架构下,通过采用修订立法方式,界定区分假、劣药品概念,强调信用监管,规范网络售药行为,鼓励科技创新,明确法律责任与处罚,突出法律的回应性立法特征,保障公民健康权利。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应结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要求,建议健全药品的配套法规,严格药品监管执法,合理开展普法宣传,加强司法适用,实现"良法善治"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