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知识论基础——读《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邓正来先生认为,从1978年至2004年,中国法学在取得很大成就的同时也暴露了它所承在的一些问题,而其根本的问题就是未能为评价、批判和指引中国法制/法律发展提供作为理论判准和方向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因此,邓正来先生主张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但是邓正来先生并没有直接回答"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是什么这一问题,而是采取了一种"否定性"的建构方式.邓正来先生之所以采取"否定性"的建构策略,在我看来是因为其受哈耶克的"无知"的知识论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哈耶克的这一知识观.     

并非自明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

在中国语境下,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提供了一个对中国法学的批判和开放的观点,并力图揭示其未来的某种可能。基于对中国法学在过去26年里发展的研判,邓正来得出结论,如果中国学者试图理解与解释中国法学或中国法律建设中的问题,那么他们将不得不作出自我检省的智识活动,并审视基本"范式"——"现代化范式"。由此可知,邓正来建构的是关于"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规范理论,其直接针对的是"法律知识的范式"问题。其中他关于"中国法学"的双重认知结构也并非是自明的:首先,他建构了中国法学理论的固有模式和它们普遍共享的"规范性信念",这关乎如何将"中国法学"问题化;其次,他的论证中包含了由某些主导价值引领的建构性方面,这涉及到如何理解"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显然,"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是一个有待于进一步分析的概念。     

谁之中国?何种主体性?——再读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

邓正来教授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在批判其他法学理论模式陷入"现代化范式"危机的同时,也陷入了一种"现代化范式"危机,邓正来教授提出了"中国法律理想图景"仍然是一种根据西方的"法律理想图景".     

“无知”地“建构”中国法律的理想图景——对正来学者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有关“建构”思想的想象

正来先生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中有没有一个中国法律的理想图景这一问题,已经成为当下法学讨论与批评的一大热点。然而,综观正来对中国法学去向问题的探讨,可以看到,他以知识社会学为视角,以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为哲学理据,以反思与批判我国对现代化范式集体"无意识"的法现象为前提;确立了他的建构中国法律的理想图景的情怀和主旨;并最终认为中国法律的理想图景其实存在于"达成某种‘重叠共识’的过程"中。所以,正来学者"无知"地"建构"的中国法律的理想图景应该是程序主义法律范式——现代性的、中国主体"在场"的、民主的法律愿景。     

理想图景与正义问题——《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读后

通过对中国法学自1978年以来26年间的这一个时代的批判,邓正来提出了一种以社会秩序的建构及其正当性为核心问题的中国法律哲学观,其任务是建构一种"中国法律理想图景".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为主题的系列论文,不仅强调了世界结构是这种法律哲学观的历史性条件,还隐含着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必须考虑的三类正义问题.     

现代司法理念的反思——对照邓正来先生《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检视

著名学者邓正来先生新著《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发表后,在中国法学界乃至中国学术界引起极大关注,学界评价热烈,掀起了一股反思中国法学的热潮。笔者对照该书的主要观点检视中国司法理念的发展,反思现代司法理念的部分误区,尝试对社会主     

走向一种“希望”的法哲学——试评邓正来先生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理想图景”、“主体性”、“中国现实”这三个词,应该是理解邓正来先生的鸿篇巨制《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三个最关键的概念。本文力图通过对这三个关键词各自的含义及其相互之间的概念性联系的梳理,来切入对邓文的分析和批评。邓文没有对主体性这样一个概念进行语义学的剖析,     

从“理想图景”看“社会秩序”的建构——评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如何建构一种良好的社会秩序,这几乎是所有自然法学家共同努力的目标。①而在学理上,这种自然法层面的反思之所以如此重要,其原因主要在于这种反思中所蕴涵的批判意蕴———即它始终着眼于如何改善现存秩序,如何达致一种更正当、更可欲的社会秩序的问题。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书中,邓正来提出的“理想图景”或“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问题也可以看作是在同样向度上的一种智性努力之尝试。但是,这里的“理想图景”与传统自然法观念的根本区别在于它是一个根据中国的具体观念———“‘中国法律理想图景’乃是论者根据其对中国现实情势所做…     

论法学研究中"话语失衡"问题

本论题①缘自对邓正来先生关于中国法学"法律理想图景"缺失原因的思考.笔者以为,中国法学之所以未能形成自己的"理想图景",与研究中话语失衡现象很有关联.     

税法的移植与本土化问题

邓正来教授的长篇宏论《中国法学向何处去》提出了一些耐人寻味、发人深思的问题:作为评价、批判和指引中国法制发展的理论判准和方向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是什么?中国为什么会缺失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中国的法学家们是否"漠视"了对自己置身于其间的中国社会生活秩序     

中国法律理想图景与反本质主义——一个"本质主义者"的追问

邓正来教授的论文《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令人意外的是,在文中作者投有给出自己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按照作者的"反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作者应当给出自己的"非本质式"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     

说不尽的"现代性"——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文体现出邓正来对中国法学(1978年至2004年)进行反思和批判的理论自觉与智性努力.苏力实际上和邓正来一样对邓正来所界定的"现代化范式"进行了质疑.在福柯所诠释的"现代"意义上,邓正来是一个现代主义者;在哈贝马斯理解的"现代性"意义上,邓正来依然是一个现代主义者."现代性"本是一个丰富的概念,关键之处在于如何定义"现代性".     

把知识开放出来的思想和思想者——邓正来知识批判之一

围绕《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书以及相关文化语境展开知识批判.在高度赞赏邓正来通过论辩的方式来开放出问题的方式与能力的同时,也对其提出如下批评:在追问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是否是那些能够使中国人能够共享一种更有德行、更有品格和更令人满意的生活的原则?"的同时,却忽视了我们当下生活本身的诸多正当性缺乏与"极不可欲";在对"现代化范式"进行颠覆和批判的同时,也遮蔽了对传统的"天道观知识范式"的清算,而后者对于我们的精神和身体的型构力量要强大得多,对于重新定义中国所构成的障碍也强大得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正来所运用的知识辩难和批判论辩的方式及其所可能培育出的形式理性和制度理性,对于"主权中国"向"主体性中国"的置换将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和活的源泉.     

国家中心主义及其法理学倾向

国家中心主义是在全球化进程中突显出来的理论反思形态,它通过主权概念把政治、社会、法律等社会关系通过其地理性的理解而渗透到各个学科当中。这主要表现在以主权和市民社会为主题的法理学研究中。某些自然法、实证法以及法律社会理论都显现其倾向。     

传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在中国

在社会进步和法律发展的进程中 ,人的发展、方法论的创新以及多元化一直是并且依然是社会的关注点 ,更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时代主题。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学在新世纪的基本走向是“回到马克思”。立足于民族与历史 ,马克思主义法学对“全球化”作了精辟的阐述 ,“现实的个人”是同全球化一起成长的 ,而法律全球化与经济全球化密切相关 ,在法律全球化过程中 ,特定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制度受到的冲击也是必然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全球化意义在于 :在法律改革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 ,我们要主动适应、积极参与 ,而不能被动地适应和接受。     

"连根拔起"与"返回根本"——读邓正来先生《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对于中国法学"连根拔起"式的批判的目的,是为了"返回根本",包括返回生活之根本、返回中国之根本、返回知识之根本.     

中国法学知识谱系建构的主题词

在全球化语境中的当代中国这一客观场景中,任何关涉中国法学知识谱系建构的努力都超越不了＂历史的镜像＂、＂身份的守望＂、＂话语的审慎＂这三个至关重要的主题词,它们簇生性地构成中国法学建构性的知识谱系。中国法学只有融入并超越这种知识权力与价值守护,才能获得自我存在的确认,完成中国法学主体性建构的时代使命。由此也自然而然地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法学、西方法学和中国近代法学这三个维度之精神空间的交融与对立在中国法学知识谱系建构中的积极价值。     

法律实证主义散论

法律实证主义是20世纪西方三大主要法学流派之一。同时，它还是一个难以精确界定的学术派剐，“法律命令说”不过是法律实证主义的伪标志。法律实证主义的意旨是：通过概念分析，从而使得法学成为一门自足的科学。法律实证主义思想在清末民初时传入我国，但并没有真正地扎下根来。法律实证主义对于当下中国的法学发展、法治建设以及司法实践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面向法治话语体系建构的中国法理学

一百多年来的中国法理学者揣着法治现代化梦想，引介了大量西方法律知识、价值和方法,进而衍生了有别于西方的“中国法理学”知识体系；通过接纳融合民主、自由、正义、公正、平等、法治等要素，出现了“中国法理学”的价值体系；通过学习和运用法律推理、法律解释、法律论证、法律修辞等方法，搭建了“中国法理学”的方法论体系。中国法理学理论为法治话语体系建构提供了基础性条件，但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在知识体系的建构中缺乏专业精神；对法律价值体系的接受没有实现中西融贯；在方法论体系中缺乏整体思维与体系思维的区隔以及对逻辑的重视。中国需要建构以实现法治为目标的，能够分析、解释、解决中国社会矛盾的法治话语、法治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