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利无效制度研究

我国专利无效制度所造成的专利侵权诉讼周期长、效率低等问题,往往会导致诉讼当事人的利益受损,无法达到保障公民财产的目的。文章认为,专利复审委员会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以保持其中立的地位能使专利无效制度更加合理,但是脱离了行政法的相关规定;"准司法"程序的概念可以有效提高相关案件的诉讼效率,但是得不到我国宪法以及法律体系的支持;"无效抗辩"的理论应当继续完善加强,需要得到法理的支撑以及与整个中国法律制度有机统一。     

浅析合同无效情形下诉讼时效之适用

关于合同无效情形下诉讼时效之适用问题,包括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时效、合同被确认无效后产生的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我国现行法律、司法解释等实际上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关于此问题,理论上认识不一,司法实践中也存在不同处理意见,本文试探讨在确认合同无效的过程中是否应该适用诉讼时效以及如何适用的问题。     

建立我国行政诉讼中的确认无效诉讼制度

虽然我国已有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司法实践和关于确认无效判决的司法解释,但不能据此认为我国行政诉讼中已经建立了确认无效诉讼制度。要使确认无效判决真正具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必须在诉讼程序上使确认无效诉讼与一般的行政诉讼相分离:1·确认无效诉讼不受起诉期限的限制;2·确认无效诉讼应以行政确认程序为前置条件;3·在确认无效诉讼中原告负有举证责任。在确认无效诉讼与撤销诉讼的关系上,宜把确认无效诉讼看成撤销诉讼的补充诉讼类型。     

无效行政行为一般理论研究

目前,关于无效行政行为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无效行政行为的一般理论、实践与无效行政行为制度的构建等领域。文章在总结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比较的方法和历史考察的方法分析了无效行政行为的一般理论。     

法国专利无效程序解析

法国法上的专利权仅是一种权利推定,专利权的有效性认定直接由法院主管.具有专属管辖权的法院适用民事诉讼法的一般规则,独立于行政机关对专利权的有效性进行认定.无效之诉的原告必须是利害关系人,被告只能是专利权所有人.无效之诉可以单独提起,也可以作为反诉提起,专利权的效力瑕疵还可以作为侵权抗辩的事由.专利无效之诉中技术问题的处理服务于法律问题的解决.专利无效判决具有绝对效力和追溯效力.对于法治基本原则的遵守和对法制体系化的重视在法国专利无效程序设计中得到深刻体现.     

无效合同制度中的几个问题

本文从无效合同的概念入手,具体分析了导致合同无效的原因以及合同无效产生的法律后果,以期在司法实践中进行准确理解和把握。     

大陆法中的诉讼行为无效制度——三个法律文本的考察

针对警察、检察官、法官的程序性违法行为 ,大陆法国家建立了旨在制裁这种违法行为的诉讼行为无效制度。尽管在大多数场合 ,程序性违法行为需要由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无效之后果 ,但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了“实质性无效”的理念 ,使得宣告诉讼行为无效与提供权利救济结合起来。同时 ,在宣告无效的实施问题上 ,大陆法国家尽管有时允许利害关系人直接行使诉权 ,但更多地保留了法官依据职权主动加以救济的传统。     

合同效力瑕疵探微

合同未生效的演进前景多样,宜区别对待。所谓任何人均可主张合同无效,应被区分为合同当事人可以主张、利害关系人可以主张、其他人可以主张三种类型。嗣后无效,有的是使合同自成立之时不具有法律拘束力,有的则为自无效的原因存在之日才开始无效。国家颁行了新法或者修正了既有的法律尚未使合同变得违法,只是使合同成为法律上的不能,不宜按无效处理,而应当由合同解除制度管辖。显失公平的构成不宜包含主观因素。委托人不追认无权代理,无权代理行为不一定都归于无效。     

试论无效刑事诉讼行为与瑕疵证据的区别

2010年5月30日,“两高三部”联合制定的两个证据规定,即《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颁布实施.两个证据规定不仅规定了非法证据及其排除规则,在《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还出现了“瑕疵证据”的概念.瑕疵证据,就是指证据的收集程序具有轻微违法性的证据.瑕疵证据是为了弥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过于严厉的不足而提出的.瑕疵证据的最大特点在于它是在收集程序上存在瑕疵的证据,它既不是完全合法的证据,也不能完全被视为非法证据.瑕疵证据在转化之前证据能力待定,这一点使它区别于必须排除的非法证据.     

关于专利权无效宣告与专利权评价报告制度

本次《实施细则》对专利权无效宣告制度进行了三方面的修改:一、增加宣告专利权无效的理由;二、放宽以权利冲突为理由请求宣告外观设计专利权无效的举证要求;三、特殊情况下无效宣告程序不终止。修改后的《实施细则》还对当事人申请作出专利权评价报告的形式、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专利权评价报告的时限等作出了具体规定。     

完善我国无效婚姻制度的立法思考

本文从无效婚姻的确立过程、无效婚姻的认定及处理程序、建立健全无效婚姻制度等几方面加以分析。阐述了无效婚姻的实质要件与程序要件,提出完善无效婚姻制度的一些粗浅看法,并指出建立健全无效婚姻制度的意义。     

法人依瑕疵决议所为行为之效力

决议不成立、无效或被撤销,无法完全适用民法总则第157条关于法律行为无效之后果规定。民法总则第85条、第94条以及“公司法解释四”第6条设定的善意相对人保护规则,过于简单和武断,需区分决议主体、决议内容、瑕疵事由而类型化地认定法人依瑕疵决议所为行为之效力。在法人内部,瑕疵决议溯及无效,但需依裁量驳回制度认定后续决议之效力,并适用法律行为相对无效理念保护第三人利益。就外部行为,决议无效导致行为违法,应依民法总则第153条认定行为效力。决议不成立或被撤销,则仅在法律设有强制决议规则之前提下方才导致行为欠缺法定要件,从而影响外部行为效力。因不同强制决议规则所欲保护的成员利益不同、所涉第三人利益不同,需区分营利法人与非营利法人、交易行为与组织行为,认定此种情形下外部行为之效力。有别于交易行为的相对性、独立性,组织行为具有涉他性、持续性之特征,需设立特别的公司组织行为效力诉讼规则,方可解决这一组织法问题。     

论确认无效民事行为的时限

无效民事行为在我国立法上采用自始无效的体例，法律规定无效民事行为是绝对无效和当然无效的行为，毋需确认程序的确认，也不受确认时限的限制。尽管新《合同法》更改了原《民法通则》中有关无效民事行为的具体类型，但就无效民事行为自始无效、不需确认这一点来说，却是共同的。该文认为，法律默认无效民事行为既存在又无效的自然状态，在现实生活中将产生许多的不便与弊端，主张我国立法能够采纳自始无效与宣告无效折衷的方式，确认无效民事行为的时限，以使这种无效民事行为的自然状态尽快结束，回复权利的原始状态     

论公司章程绝对必要记载事项与公司无效

章程绝对必要记载事项欠缺或违法导致公司无效,几乎被我国公司法理论奉为公理,但即使在大陆法系国家,这一论断也并非正确。章程是设立公司的必备要件,章程无效必然导致公司设立无效。我国公司法规定的章程应当记载事项,不应全部界定为绝对必要记载事项。应从法律行为不成立和无效的角度,界定章程的绝对必要记载事项。     

我国应当承认无效法律行为转换

无效法律行为转换是对法律行为无效后进行复活的一个重要途径。我国立法上没有关于无效法律行为转换的规定,因此,本文从讨论我国是否有必要引入此制度方面着手,论证了我国应当而且有必要引入无效法律行为转换,并对其构成进行了基本的分析。     

新《行政诉讼法》第75条确认无效判决的司法适用探讨

新《行政诉讼法》增加了“确认无效判决”,然而法条对确认无效诉讼的起诉期限、诉前审查、举证责任分配等未作特殊规定.学理上认可“无效行政行为不受一般起诉期限的限制”,但这会给滥用无效行政诉讼突破起诉期限带来可能,且司法实务案例的判决结果亦各有不同.为此有必要结合案例中诉讼期限、判决转化等争议点,分析妨碍其司法适用的深层原因,并重新检视新《行政诉讼法》第75条的审判标准.同时,比较日本、台湾地区确认无效诉讼规定,从“法解释学”角度对确认无效诉讼进行相应制度构建.即利用立案登记制从原告资格、原告证明责任来预防确认无效诉讼的滥诉,明确确认无效判决的替补地位,且对确认无效判决的构成前提要件作限缩解释,以化解判决类型化可能对当事人带来的不利益.     

论无效行政行为

本文对无效行政行为存在的理论依据、内涵、判断标准和法律后果进行探讨,进而指出我国立法中关于无效行政行为的具体规定及存在的问题,以期推动我国无效行政行为制度的建立。     

无效法律行为效力转换制度研究及借鉴

无效法律行为(民事行为)效力转换制度起源于罗马法,后被大陆法系各国继承,其历史发展过程与经济交往加深、各国对意思自治的日益重视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我国虽未建立无效民事行为的效力转换制度,但对于无效民事行为的效力问题经历了从严格到宽松的发展过程。这种大趋势也为无效民事行为效力转换制度在我国的建立提供了可能。     

论我国法院判定专利权效力的界限——专利无效判断方式的原则与例外

学界对于专利侵权纠纷与确权纠纷解决“双轨制构造”批评颇多,有关问题的解决思路也争议良多、尚难以达成统一意见。专利法需要改革,但改革离不开理论支撑,不可违背基本法理“自说自话”。学者们尚未足够重视专利权有效性推定对于专利无效判断方式所带来的影响。明晰“双轨制构造”背后存在的法理基础,为专利法改革提供基础理论支持,显得尤为重要。在现有的法理基础上进行专利法改革,法院原则上应充分尊重专利局的确权职能,只有在例外的情况下,也即当然无效的情形下才能直接判定专利权效力。     

确认无效判决司法适用论

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增加了确认无效判决之后,该判决形式的适用案例十分罕见。一方面,我国法律中的"无效"规范的含义与行政法理论中的"无效"理论存在着偏差;另一方面,则源于相关法律规范的缺失。基于法律制度的缺陷,单纯的无效判决并不能达到保护相对人权益的预期效果。这需要在未来相关法律的制定、修改过程中对无效行政行为进行明确列举,并继续推进禁止判决的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