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垄断与产业监管的制度范式及选择——以比较经济法为路径的思考

产业监管与反垄断同属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对经济进行规制的方式,它们既是经济管理规则的需要,更是经济法发挥调控干预功能的依托和主要手段,两者对市场失灵问题的矫正决定了相互间有着密切联系的一面。产业监管与反垄断制度在直接法律目标、创设动力、工具运用等方面存在诸多区别,这也是两项制度各自存在的价值体现。产业监管制度改革近年提出了“放松监管、加强竞争”的取向,这样就以竞争为接点,对反垄断法有了更多方位的需求。     

平台企业的双重面向及反垄断监管因应——兼论我国“守门人”制度的构建

作为反垄断监管的对象，平台企业基于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建立了自治秩序，赋能或辅助反垄断监管；但平台企业市场力量的形成、维持、强化又致使其脱离了反垄断监管，出现“大而管不了”的问题。平台企业反垄断监管的宽松化，造成平台经济领域中“破坏式创新”理论失能、市场自我修复机制失灵、传统反垄断监管工具失效，市场竞争出现严重失序；其他司法辖区试图以“守门人”制度监管平台企业，但这种严苛监管引发创新弱化的隐忧，其局限性亦是显而易见。平台企业反垄断监管应确立“反垄断合规指引+反垄断法威慑”的路径，一方面，突出反垄断合规指引的价值，通过倡导性规范引导、激励平台企业实现自我监管；另一方面，强调反垄断法的规则底线，通过严厉责罚威慑平台企业实现他律监管。     

规制与监管:美国金融改革方案对金融法品性的再证明——解读美国金融改革方案之法学理念与基础

美国总结这场金融危机而出台的金融改革方案,是一部金融规制与监管制度的改革方案,解读该方案宜从金融法理念入手.规制是通过制定和实施规则而实现对经济生活的调整和管理,监管是监管机构对监管对象及其活动是否合规所进行的监察、督促、组织、协调、控制等行为.金融规制与监管的理念根植于市场失灵和金融业的特殊性.金融管制和监管的目标主要是防范系统风险,保护投资者、存款人、被保险人,提高效率.方案再次和反复证明了规制与监管是金融法的品性.     

互联网时代民间融资法律规制的新问题

互联网在改变我们生活方式的同时,也改变着经济活动的方式.民间资金与互联网结合形成一个既不同于正规金融市场,也不同于民间融资市场的新型金融市场,生成一个配置民间金融资源的新型市场体系,改变了传统民间融资市场的信息约束条件,克服了传统民间融资法律监管中的信息不对称困境,使民间融资法律监管成为可能.同时,互联网金融实现了销售渠道和方式的创新,改变了金融市场的主体、价格、交易工具等要素.面对互联网时代民间融资市场的新发展,既不能简单地强调严厉监管,完全适用正规金融监管制度,也不能完全适用规制传统民间融资的法律制度,应当在现行民间融资法律制度基础上,构建适用于传统民间融资和互联网民间融资的二元民间融资法律制度,采用非审慎的重点监管原则,纳入宏观监管的框架,以消费者保护、合规监管、竞争监管为重点,建立适合互联网时代民间融资特点的法律制度,促进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发展.     

后危机时代银行业反垄断法适用问题探析

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引发了人们对银行机构“太大不能倒”问题的思考，也引发了一些国家对银行业反垄断执法理念与执法手段的变革。当今各国反垄断执法的发展趋向是从结构规制到行为规制，但基于银行业较其它行业的特殊风险与特性，银行机构的合理规模界限等问题的存在，在对银行业反垄断执法时不能忽视结构规制。尤其是针对我国银行业的特点，在金融监管中也应体现结构规制的内容。     

后金融危机时代银行法面临的问题及其完善

建立于实体经济基础上的现行银行法律制度不能有效规制虚拟金融关系和混业金融,国际金融市场没有普遍适用的规则体系和监管协调机制,美国货币权扩张构成对他国侵权,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金融法治的缺陷和国际金融法的无序。后金融危机时期欧盟、英国、日本等相继修改银行法。我国银行法须着力解决：基于调控与规制的中央银行独立性、透明度、问责制与货币权,基于创新与发展的银行混业监管制度;基于公共责任视角的政策性银行立法;基于竞争与效率的银行破产与救助立法;基于安全与开放的银行监管权配置及监管模式选择。这些变革是以金融调控与监管职能分离趋势为前提的。     

企业混合合并的竞争法分析

企业合并控制制度一直是各国反垄断法中的重要内容。随着我国经济逐步融入全球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企业合并的经营者集中越来越成为我国企业的普遍选择，其中混合合并因为便于企业实现多元化经营和经营战略转移形成效率抗辩，且一般不直接限制或妨碍竞争而与反垄断法无涉，从而形成市场和政府的双重偏好。然而通过非合作效应和合作效应分析可以得出混合合并在一定条件下也会产生反竞争效果。近年来，欧盟、澳大利亚的立法变革都明显提高了对混合合并反竞争效果的立法警觉。我国需要从竞争法视角重新审视企业混合合并，对其反垄断规制要坚持效率抗辩和整体权衡，反对弊大于利的合并，使混合合并在我国经济发展中避害扬善。     

NPEs:反垄断面临的挑战

NPEs及其专利行为是新近出现的现象,欧美地区的NPEs及其专利交易反垄断审查案例表明,NPEs及其专利相关行为是反垄断的规制对象。然而,NPEs的复杂性和隐蔽性、专利并购交易对市场竞争影响的难以界定等都给反垄断带来了重大挑战。现有法律可以作为依据,但需要进一步细化法律适用,明确NPEs反垄断调查中的调查对象和调查时机,建立广泛的信息公开机制,解决专利及相关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大数据领域反垄断规制的理论证成与制度构建

随着大数据拓展领域加深,数据带来的市场优势价值凸显出来,企业利用大数据实施垄断行为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在国外,对于大数据领域是否需要反垄断干预的问题仍存在不小的争议.而现实中,企业对大数据的不当利用催生出大数据的反竞争效果,创新需要的呼应与反垄断法规制特点的适配性反映出大数据领域反垄断规制正当性,数据驱动型并购、算法共谋、滥用数据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危害,体现出大数据领域反垄断规制的必要性.对此,建议从理念与路径两个层面审视,采取包容审慎态度,坚持鼓励创新、适度干预,对传统反垄断法进行保留与创新,在严厉规制与创新激励之间寻求平衡.     

光储存专利技术发展与反垄断审查的历史思考——探析与3C成员以及3C集团相关的反垄断案例

知识产权与竞争规范都应服务于国家最大化社会福利的政策目的.对于创新经济,知识产权独腿难行--它常引发市场垄断,限制竞争.为保证知识产权制度促进动态的竞争,发达国家的反垄断法总是伴随着它的发展.因此,知识产权并不是创新制度的全部,TRIPs协议也不是发达国家赐福给发展中国家的"福音书",保佑发展中国家实现创新型的经济.光储存技术发展的足迹,为具体理解竞争制度和知识产权制度的相互关系,提供了经典的案例.在技术发展早期,反垄断规制给予各种企业间的协议以更多的宽容,即使它们有相当的限制竞争的嫌疑.到技术趋于成熟,标准制定和专利联合许可时,知识产权的反垄断规制问题才突出和重要起来.与MCA,Philips,Sony,3C集团相关的反垄断审查和诉讼,多数发生在光储存技术成熟后,而且案件的影响往往还跨越国界.它们揭示了知识产权与反垄断规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我国正在进行知识产权战略的制定,取向创新型经济的发展道路;反垄断法出台正处于关键的阶段,本文希望通过对光储存技术发展的部分历史的考察,有助于引起立法者对知识产权反垄断规制的充分关注.     

大数据领域反垄断规制的理论证成与制度构建

随着大数据拓展领域加深,数据带来的市场优势价值凸显出来,企业利用大数据实施垄断行为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在国外,对于大数据领域是否需要反垄断干预的问题仍存在不小的争议.而现实中,企业对大数据的不当利用催生出大数据的反竞争效果,创新需要的呼应与反垄断法规制特点的适配性反映出大数据领域反垄断规制正当性,数据驱动型并购、算法共谋、滥用数据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危害,体现出大数据领域反垄断规制的必要性.对此,建议从理念与路径两个层面审视,采取包容审慎态度,坚持鼓励创新、适度干预,对传统反垄断法进行保留与创新,在严厉规制与创新激励之间寻求平衡.     

大数据领域反垄断规制的理论证成与制度构建

随着大数据拓展领域加深,数据带来的市场优势价值凸显出来,企业利用大数据实施垄断行为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在国外,对于大数据领域是否需要反垄断干预的问题仍存在不小的争议.而现实中,企业对大数据的不当利用催生出大数据的反竞争效果,创新需要的呼应与反垄断法规制特点的适配性反映出大数据领域反垄断规制正当性,数据驱动型并购、算法共谋、滥用数据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危害,体现出大数据领域反垄断规制的必要性.对此,建议从理念与路径两个层面审视,采取包容审慎态度,坚持鼓励创新、适度干预,对传统反垄断法进行保留与创新,在严厉规制与创新激励之间寻求平衡.     

行政审批改革后续监管探讨

随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将有越来越多的行政审批事项被取消或者下放。取消行政审批后如何后续监管？如何管好、防止出现“一放就乱”？这是基层监管部门面临和需要解决好的问题。由于相关法律法规、监管机制、部门信息衔接机制等的不完善,餐饮具集中消毒行业取消行政许可后,该行业市场一度出现乱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餐饮具集中消毒行业的监管实践可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后续监管提供启示,结合近期广东省东莞市正着力推进的“社会信用体系”和“市场监管体系”两个体系建设,笔者对行政审批改革后续监管进行探讨,提出相关建议。     

平台经济反垄断的刑事规制与检察综合治理

新修订的反垄断法调整刑事责任条款并新增民事公益诉讼条款，既强化了对平台经济垄断行为的法律规制，更对检察机关融入反垄断治理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检察机关须秉持系统整体理念、关联协同理念、动态回应理念和谦抑平衡理念，融入平台经济反垄断治理格局的刑法规制体系、检察监督体系和数据合规体系。刑法规制体系的建构重点在于明确垄断犯罪构成要件，适用准用刑法模式规定垄断禁止行为之罪；遵循行政优先原则，对核心卡特尔行为采取“双罚制”惩治；建立健全证据适用、行刑衔接等诉讼机制，加强对危害数据安全犯罪和涉平台经济垄断腐败犯罪等关联犯罪的打击。检察监督体系的建构关键在于大力实施平台经济反垄断民事公益诉讼的同时，增设反垄断行政公益诉讼，引导行政监管部门依法全面履行垄断监管职责；探索支持起诉机制，克服反垄断私益诉讼的不足，保障市场主体平等自主交易。数据合规体系的建构核心在于以协同共治原则、分级治理原则和奖惩结合原则为导向，将平台企业数据分为无条件开放、有条件开放和非开放三种类型，发挥好“吹哨人”和惩戒机制作用，培育平台企业的合规竞争文化。     

平台反垄断的中国抉择：强化反垄断法抑或引入行业规制？

自中央在平台经济领域提出“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以来，我国的执法部门与立法部门一直以强化反垄断法的路径予以回应。但欧盟2022年10月12日颁布的《数字市场法》为平台反垄断提供了行业规制的新路径。此刻我国面临着是否要在平台经济领域引入行业规制的重大抉择。反垄断法擅长处理策略性市场失灵，行业规制适宜解决结构性市场失灵。我国平台经济的发展现状表明该领域缺乏稳定的结构性市场失灵，平台多以策略性市场进入障碍来促成垄断。鉴此，近期不宜在平台经济领域中立即引入行业规制，但可继续强化反垄断法来实现平台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     

《反垄断法》与行业立法、反垄断机构与行业监管机构的关系之比较研究及立法建议

如何处理《反垄断法》与行业性规制立法、反垄断机构与行业监管机构的关系是《反垄断法》起草中所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参照其他国家(地区)的相关立法及在结合我国实际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理解《反垄断法》和行业立法在反垄断规制问题上的“一般法”和“特殊法”关系的基本原则,及合理配置反垄断机构与行业监管机构管辖权的具体思路,并在上述分析借鉴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立法建议。     

防范金融风险和危机:金融法之重任

现代具有独立品性的金融法发轫于因市场失灵和金融业的特殊性而正当化的金融规制与监管,而规制与监管主要是为了防范金融风险与危机,因此,防范金融风险和危机是金融法之重任。金融法从早期调整当事人融资交易关系为主,转变为当今应当通过规制与监管实现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和危机等目标,主要是经济金融化和金融全球一体化作用的结果。金融法应当以规制与监管为中心,以金融风险和危机的防范为重任,以此重塑金融法的主架和内容,金融法学应当注重金融规制与监管的研究,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和危机提供智力支持。     

论我国反垄断立法的规制对象

论我国反垄断立法的规制对象王涌垄断规制一直受到市场经济国家经济立法的重视，西方学者甚至称誉反垄断立法是“自由经济的大宪章”（ｔｈｅＭａｇｎａＣａｒｔａｏｆＦｒｅｅ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①中国的市场经济正处于生长发育时期，各种箝制竞争侵蚀市场的垄断力...     

外资并购国内企业的反垄断法律规制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国家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大趋势,我国放宽了外资进入的限制条件。伴随着外资大量涌入国内市场,并且以并购作为其投资的主要方式,出现了一系列需要以法律的形式来加以规制的现象。本文立足于外资并购在我国引发的市场垄断的现状,剖析现行的外资并购反垄断法律制度的主要缺陷,并对立法技术上的若干问题加以说明,以期待对我国外资并购反垄断立法制度的完善有所裨益。     

产业政策与竞争规制协调视野下的国际航运反垄断豁免理论反思

航运反垄断豁免制度被视为航运产业政策与竞争规制融合与协调的交汇点,决定着反垄断法意义上非可责难性航运反竞争行为的范畴与边界。以历史成因、行业特性说、经济利益说为理论依据的航运业整体性豁免论认为豁免国际航运业竞争规制能够防止航运市场恶性竞争、提升规模经济、促进我国航运业发展。然而国际社会法律变革、航运市场结构变迁、消费者福利减损、产业比较视阈下的差别待遇无疑对传统行业整体豁免理论提出挑战。从产业政策与竞争规制协调视野来看,豁免垄断未必是鼓励航运业发展的最优选择。在否定航运业行业整体性反垄断豁免基础上可以按照对竞争的负面影响程度及效率标准有区别地建构多元化阶梯式航运垄断协议豁免体系。全球化承运人电子信息交换系统亦可以替代传统国际航运协议组织实现航运资源协调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