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直接原则和言词原则

一、直接和言词原则的涵义 直接原则和言词原则是要求一切证据材料都必须在法庭上以直接、口头的方式进行陈述、讯问、审查和辩论的诉讼规则。 直接原则又称直接审查原则,指法官、陪审官必须亲自接触案件的所有材料。在审判庭上审查证据,检验物证,让当事人、证人、鉴定人出庭并亲自听取他们的口头陈述,听取法庭辩论,然后据以对案件的实质问题作出裁判。它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在场原则,即法庭开始审判时,被告人、检察官以及其它诉讼参与人必须亲自到庭出席审判;二是直接采证原则,指从事法庭审判的法官必须亲自直接从事法庭调查和采纳证据,直接接触和审查证据;证据只有经过法官以直接采证方式获取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论我国法官庭外调查证据的范围--以刑事诉讼为中心

法官拥有庭外调查权是刑事诉讼奉行职权主义的一种表征,其法理基础在于发现案件实体真实.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法官庭外调查权的范围并无明确的限制,混淆了控、辩、审三方的职能,有违现代诉讼之控审分离、法官居中裁判的原则.为了达致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最佳平衡,应从两个层面对法官庭外调查证据的范围进行规制:形式标准,范围限于已出示的实物证据,排除言词证据;实质标准,证据必须具备关联性、必要性和可能性.     

民事诉讼中的证据共通原则研究

证据共通原则,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受诉法院对某一证据进行调查的结果能够作为对立当事人之间以及共同诉讼人之间共通的证据资料予以利用。证据共通原则细分为对立当事人间的证据共通原则与共同诉讼人间的证据共通原则两种基本类型。证据共通原则确立之基础是自由心证主义,因为自由心证主义不仅强调受诉法院自由地进行证据评价,也要求受诉法院对于同一事实应形成同一心证。根据证据共通原则的要求,在民事诉讼中,证据调查程序一旦开始,即不允许当事人随意撤回其证据调查申请。为确保辩论主义所固有的防止突袭裁判之机能能够充分地实现,证据共通原则尤其是共同诉讼人间的证据共通原则在适用上必须受到一定的限制。只有在当事人的防御利益得到了有效保障的情形下,受诉法院根据证据共通原则认定案件事实才具有正当性。     

论民事证据契约

民事诉讼中的证据契约是诉讼契约的一种,是当事人双方在证据采纳和采信方面达成的约束法官心证或者与法律规定不一致的合意。证据契约的种类较多,大致分举证责任分配方面的契约、证据能力方面的契约和证据证明力方面的契约。学界基于自由心证主义对证据契约的效力多持严格限制态度。证据契约不仅有辩论主义和处分权方面的正当性,还有其他有利于当事人的价值利益。决定证据契约的效力,应当委诸于法官根据利益衡量原则进行判断,尽量认可其效力,以彰显当事人主体性原则。     

辩论原则下的法官实质指挥诉讼与收集证据的义务

《证据规定》虽然在我国民事诉讼中植入了辩论原则,但同时也留下了合法性不足、转型不彻底、配套不完善等缺陷。未来通过法律修改确立的辩论主义应当是经过修正的辩论主义,而赋予法官实质指挥诉讼义务和依职权收集证据义务乃是修正辩论主义的重要方法。这两种方法有利于在辩论主义条件下查明事实真相和实现实体公正,从而有效克服辩论主义绝对化产生的弊端。     

日本《刑事证据法》值得借鉴

日本《刑事证据法》涵盖的基本理念1、当事人、证据裁判及自由心证在日本《刑事证据法》中,颇具特色的是当事人主义、证据裁判主义及自由心证主义,三者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它以当事人为中心,证据为起点,至自由心证得出判裁而告终。当事人主义亦称“辩论主义”,是英美法系刑事诉讼理论原则之一。它是指诉讼程序采取双方当事人对抗的方式。诉讼的进行、证据的提出和调查,均以当事人为主,法官只起公断人的作用。于是,在侦查过程中,犯罪嫌疑人享有沉默权、与律师接见往来权和证据保全请求权。而限制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及搜查、扣押均须依…     

关于庭审改革的几点思考

在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制度中，公诉人的诉讼地位明显优于被告人，双方并不是处于平等地位的当事人；刑事诉讼不实行直接言词原则，也不采取起诉书一本主义，提起公诉的案件，检察院要将案卷材料、证据移送法院；辩护律师不享有实行辩论式诉讼的西方国家律师那样广泛的诉讼权利。所有这些都表明，我国不具备实行辩论式诉讼的条件。因而现时不宜推行辩论式诉讼。     

民事诉讼证据制度改革的法律分析

诉讼方式改革的重要内容就是改以往的职权主义审判方式为当事人主义的审判方式，案件由当事人负责举证，法官居中裁判。法官要依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判案，如果当事人不能提交足够的证据，法官就可以毫不犹豫的判决其败诉。这种改革的初衷和目的都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裁判的公正性，但是，事实是否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完美呢？我们的国情是否可以完全吸收新诉讼制度的所有优点呢？答案可能并不乐观。 我国以往的强势职权主义诉讼程序制度确实需要改革，因为，那种旧的诉讼程序制度存在一系列的弊端： （一）造成诉讼拖延…     

论辩论主义与诉讼结构的关系

辩论主义作为现代诉讼的原则之一,解决的是当事人与法官之间进行角色分担的问题。当事人与法官的关系在诉讼中表现为两者在对待事实和证据的积极性上此消彼长的过程。因此,两者的关系理论上可以抽象的概括为“消极的法官——对抗的当事者”和“积极的法官——缺少对抗性的当事者”,前者以美国为代表,后者以德国为代表。辩论主义与这两种诉讼结构都有着兼容与冲突,这种关系的探讨旨在使法官和当事人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从而共同有效地致力于诉讼目的的最终实现。     

修正辩论主义与武器平等的证明责任

修正辩论主义为证明责任理论中武器平等原则的实现提供了新的契机。法官对双方当事人的主观证明责任进行干预在公益诉讼等现代型诉讼中具有相当的必要性，有利于平衡双方利益。为实现武器平等原则，在证据事实提出方面，强调法官的释明权和当事人证据协力义务的合理运用。另外，非讼法理和自由证明方式向诉讼程序的扩张，也是构建武器平等的证明责任理论与制度有效路径。     

言词原则与民事诉讼改革:基于域外法的观察CSSCI

言词原则是英美法系诉讼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它与英美法中的对抗主义、陪审团制度和传闻证据排除规则密切相关。英美法国家的民事诉讼改革及其案件管理制度扩大了法官的诉讼干预权,压缩了对抗主义诉讼文化的生长空间,对言词原则也造成了侵蚀。言词原则既有民主的一面,也有奢侈的一面。我国在引进和实施言词原则时,应考虑我国本土的诉讼模式和现状。     

论辩论主义与诉讼结构的关系

辩论主义作为现代诉讼的原则之一,解决的是当事人与法官之间进行角色分担的问题。当事人与法官的关系在诉讼中表现为两者在对待事实和证据的积极性上此消彼长的过程。因此,两者的关系理论上可以抽象的概括为"消极的法官——对抗的当事者"和"积极的法官——缺少对抗性的当事者",前者以美国为代表,后者以德国为代表[1]。辩论主义与这两种诉讼结构都有着兼容与冲突,这种关系的探讨旨在使法官和当事人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从而共同有效地致力于诉讼目的的最终实现。     

直接言词原则与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探析

一、直接言词原则的理论内涵直接言词原则为大多数国家的民事诉讼立法所确认,是民事诉讼的核心和基石。直接言词原则分为直接审理原则和言词审理原则,二者合称为直接言词原则。所谓直接审理原则是指案件的所有参与人包括法官、当事人、证人、鉴定人必须亲自参加庭审过程。参加庭审的法官应亲自参加庭审调查,亲自听取当事人的言词辩论,直接参与证据的质证,并在主观和客观上都能实际参加法庭审判的全过程,因此该原则又称实际参与原则。判决只能由参加庭审的法官作出,未参加庭审的法官不得对该案作出裁判。所谓言词审理原则是指庭审过程中所有…     

论民事生效裁判的证据地位

人民法院的民事生效裁判所确定的事实，若与某一当前的诉讼案件的待证事实有关联，则当然为有效证据，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其是否真实可靠。这一原则在最高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5条第4项中得以明确。但在司法实践中，这一原则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对法院民事生效裁判的证据效力的理解不尽相同，对这一原则的具体适用也往往因人而异。统而言之，大抵有两种情形：一种是确信法院生效裁判的绝对证据效力，认为在当前的诉讼中，法官无需审查，也无权审查其是否真实、准确，只要该生效裁判所确定的事实与当…     

论专家证据的性质与地位

专家证据的主客观统一性、事实针对性和证明相对性的特点,决定了专家证据具有证据资料、证据方法的性质.由于诉讼的过程就是运用证据查明案件事实的过程,现代诉讼中,一切事实必须用证据加以证明,这一观念早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证据裁判原则"或者"证据裁判主义"的诉讼原则.法官通过借助专家发表意见来协助其认定案件事实,专家证据就成为作为证据材料引入到诉讼中的必然,并且具有查明案件事实,解读其他证据,鉴别和认定其他证据的诉讼功能.     

对我国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思考

一、取消在庭审准备阶段法官“调查收集必要证据”的规定和作法庭审前的准备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是作为开庭审理程序的一个必要阶段。在这一阶段 ,因为没有当事人的参加 ,以及证人、鉴定人的出庭活动 ,法官对诉讼材料应以形式审查为主 ,对实体问题则不宜介与 ,以免影响程序的正当性。而我国《民事诉讼法》第 1 1 6条就庭审前准备阶段规定 ,法官“必须认真审核诉讼材料 ,调查收集必要的证据” ,实际上是明确地授予了法官对实体问题进行预审的职权。这种规定本质上是与现代诉讼中所确立的直接、言词原则相对立 ,是一种预先进行的书面审理过程。…     

传闻法则与直接言词原则之比较研究

英美法系国家的传闻法则原则上排斥传闻证据的适用，只有符合例外情形时才允许采纳传闻证据。大陆法系国家的直接言词原则要求法官亲自参与审判，不得以间接的证据方法代替直接的证据方法，除非符合法定的例外情形。传闻法则与直接言词原则虽因法律传统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但两者所欲达成的目的一致，并非对立的概念。我国由于既没有确立传闻法则，又没有规定直接言词原则，导致言词证据的证据能力不受规制，传闻证据大行其道。这样既侵犯了被告方的诉讼权利，又不利于案件真实地发现。为此，我国宜确立传闻法则，但同时应借鉴直接言词原则的成功经验。     

论直接言词原则与我国刑事诉讼——兼论审判中心主义的实现路径

直接言词原则包含两部分内容:一是直接审理原则,要求法官能够亲自参与到案件审判的每一个程序;二是言词审理原则,要求控辩双方能够以针锋相对的语言辩论形式推进庭审的进行.研究和借鉴直接言词原则对于改善我国审判现状,促进庭审的实质化有着非凡的意义.然而,我国审判实践中却存在着很多阻碍直接言词原则贯彻的情况,如证人出庭率过低、诉讼资源短缺、法官能力参差等,应当通过改革审判委员会、多途径提高诉讼效率等方式贯彻直接言词原则.     

论民事诉讼中自由心证主义的例外——兼对现行民诉法第71条之检讨

作为法官裁判事实的一项基本原则,自由心证主义在大陆法系各国或地区民诉立法中普遍予以确立。不过,为了诉讼程序的快速推进或基于达成其他诉讼目的之考量,其民诉立法往往在特定事项的证明上或在特定程序中就法官可资利用的证据方法作了限制性规范。这些限制性规范构成了自由心证主义的例外而具有法定证据主义的性质,但其仅停留在限制法官可以斟酌的证据方法之范围这一层面,并不及于法官对证据的证明力之判断。与此不同的是,我国现行民诉法第71条关于当事人陈述的证明力评价之规范虽也具有法定证据主义色彩,但由于其已逸出证据方法的限定这一范围,不仅不符合证据法理,在审判实践中更易滋生流弊,故应予废除。     

对协同主义之检讨

本论文主要就民事财产诉讼若采用协同主义将可能产生之诸多问题加以检讨。修正之提出原则(修正之辩论主义)一直以来为德国立法上、实务上及多数通说之见解。然而,1978年德国法官Wassermann主张民事诉讼于财产诉讼关系应直接放弃辩论主义,改采协同主义。如此协同主义之提倡,是否于德国1976及2001年修法后被立法者所采用?德国现今立法上、实务上与多数学说上究系采用修正提出原则(修正辩论主义)抑或协同主义?凡此有于本文加以厘清之必要。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于2000年修法后,于立法上是否已采用协同主义,抑或仍采用修正辩论主义之立场?于台湾较为多数之学者与现今实务上究系采用修正辩论主义抑或协同主义?此等问题均须于此文中加以澄清。当事人与法院关于事实与证据提出方面之权能、责任应如何明确划分,民事诉讼究应采取修正提出原则(修正辩论主义)抑或协同主义始为妥当,尤其究系修正辩论主义较为符合现今法治国民事诉讼程序之基本价值,较能贯彻第一审程序集中原则,抑或协同主义较为符合与较能贯彻,则成为现今民事诉讼极须厘清之课题,此亦为本文所关注之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