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国司法裁判的形式化与实质化——以《病榻梦痕录》所载案件为中心的考察

通过对汪辉祖自传所载案件的详尽分析,发现既无纯粹“依法裁判”的取向,也无全然按照“情理裁判”的做法。清代中国的司法裁判属于“形式化”与“实质化”的有机结合的类型,在司法裁判的“形式化”与“实质化”之间充满着张力。而其原因在于:其一,与皇帝集权统治和官僚体制的“照章办事”有关;其二,与“律”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以及“道”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关;其三,与巨型帝国的法律统一和乡土社会的人情、习惯有关;其四,与“民本”社会旨在沟通“民情”和哲学上的“权变”思想相关;其五,与传统中国的“审美秩序”有关。无论“命盗”案件抑或“婚姻、田土、钱债”案件,清代中国的司法官员都是在“律例”的前提下寻求“情理”的平衡,只是两类不同案件在“依法”或“准情”的程度上有所差异而已。     

司法原情:传统及当代价值

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是司法公信力的建构基础,而形式法治主义理念往往强调“法律效果至上”而忽视了其社会效果.作为传统中国重要司法裁判方法的“司法原情”,其对依法裁判当中“情理”因素和法律因素的综合考量,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司法实践价值,以积极回应社会对实质法治主义的相关诉求,建构司法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论司法裁判确定性是司法信任的一个重要方面

当前,司法公信力问题已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导致司法信任危机产生的因素有多种,但司法的任意性是其中的一个主要方面。在司法裁判运行中对裁判规则、裁判运行模式以及裁判结果同一性关联的确定性的认识,是保证司法裁判公正的重要前提。     

人工智能对司法裁判理论的挑战：回应及其限度

人工智能既能提供辅助性司法活动的实践工具,也能为更清晰、严密地呈现司法裁判活 动提供新分析工具。面对挑战,司法裁判理论的回应是多层面的：一方面,司法裁判在性质上应为通过 对话在多种可能之案件版本和规范性假设中进行选择的过程;另一方面,司法推理的过程也应被重构, 表现为“裁判程序的标准化与模式重构”与“法官自由裁量的理性化”两方面。但基于规则逻辑来运 作人工智能方法也有其限度,它无法自行应对案件评价和法政策考量的任务,因而无法完全取代人类 裁判者。未来人工智能在司法裁判中的具体影响方式和范围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法学研究的水平。     

“司法错误”释解

当前有关我国审判监督制度改革的一个重大研究成果是明确了申诉再审必须摒弃有错必纠原则，确立依法纠错原则。依法纠错意味着只有当生效裁判存在依照法律应当纠正且必须纠正的错误时，才可以启动审判监督程序或者是再审程序。对这种依照法律应当纠正且必须纠正的错误，有一个新的、涵义还不是很明晰的概念，谓之“司法错误”，以此区别我们一般所指的裁判错误。这就是说，再审依法纠错，纠正的     

论情理裁判的可普遍化证成

在解读传统中国的"情理裁判"时,学界往往只关注"情"这一个案表征,而忽略了"情理"本身的可普遍化诉求,以至将中国传统司法视为西方近现代形式法治的对极。事实上在情理裁判的展开过程中,可普遍化证成是一条构成性的司法原则。可普遍化证成为中国古典司法的现代解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基于可普遍化证成原则,情理考量能够以恰当的方式进入现代法律论辩的场域内。     

法律论证与司法裁判的正当性追求——转型中国语境下的司法裁判困境及其反思

司法裁判的正当性问题及以对话理论为主要内容的法律论证理论,近年来在我国受到学界广泛关注。为增强司法公信力,司法实践对此也作出了应有的回应和探索,重点是强化庭审功能,推行裁判文书改革。尤其强调裁判理由阐释及论证,要求法官必须公开其心证过程。但在中国转型社会的现实语境中,实质公正仍是司法裁判追求的最高目标,法官适用法律存在多重困境,法律论证过程不可避免地遭遇尴尬。司法裁判的正当性追求仍应以实现法律之内的正义为基础,同时应回应立法目的与社会利益。     

刑事司法裁判的三种形态

定罪裁判、量刑裁判和程序性裁判的相对分离,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发生的重大改革。这三种司法裁判程序具有各自的诉讼形态和构造,并在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中具有一系列的程序保障。这三种司法裁判形态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诉讼格局,大大拓展了公诉制度的内涵和外延,丰富了刑事辩护的基本形态,对于刑事证据规则的多元化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对这三种司法裁判形态进行全面研究,对于我们深入揭示刑事审判的规律具有极大的理论意义。     

死刑案件裁判中非刑法规范因素考量

死刑案件的法律结构与社会结构,决定了其法理学裁判模式与社会学裁判模式并存的不可避免性。非刑法规范因素作为一种法源形式,在死刑案件的裁判过程中,通过反映案件社会结构的价值判断与表现案件法律结构的逻辑推理,进入裁判规范范畴。但基于现代刑事法治的基本要求,非刑法规范因素在死刑案件裁判过程中,不具有独立的裁判功能,其裁判价值只有依附于刑法规范才能彰显。同时,非刑法规范因素介入死刑案件的裁判只有给予一定的制度性规制,才能在加强死刑司法控制的同时,又能使死刑案件的裁判更加理性、规范、安全。     

加强裁判文书释法说理 着力提升司法公信力

“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法律与道德长期以来都是国家治理、社会运行不可或缺的两把标尺。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实现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依法治国遵循“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总方针,其中司法裁判结果对公共价值取向和公众行为模式具有示范效应,因而是依法治闰的重点所在。司法裁判公正与否、效果如何不仅决定个案公平正义能否达成,更深刻影响到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能否实现。     

“诉源治理”视角下民间信仰的异化及其功能

“诉源治理”的目的是提前并实质性化解矛盾纠纷，其蕴含着系统、依法、综合、源头治理的理念。民间信仰虽然不具备制度化、组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但其本质还是一种具有内生性的社会秩序，这种自发秩序也可以作为治理资源的一种，进而成为“诉源治理”的渊源之一。我国的民间信仰虽然在现代社会有着巨大变迁，但是依然建立在本土文化网络基础上，民间信仰的广泛性、实践领域的公共性、社会参与的服务型、社区活动的道德性决定了民间信仰组织可以作为多元治理机制中的主体之一，进而成为诉源治理的“第三方”治理资源，民间信仰规则也同样可以被纳入司法裁判说理过程当中，使司法裁判说理内容更加符合事理逻辑。     

明清时期的“依法裁判”：一个伪问题？

明清时期的司法实践，既非简单的“法律裁决”，也非纯粹的“情理裁决”，而是由诸多原因导致了二者之间的紧张和融合，最终以“情法两尽”为目标和理想。通过辨析法律表达和解读司法案件可以发现，从类型角度来看，明清时期的司法属于“情法两尽”的裁决模式；就局部而言，司法官员在审理某些案件时，确实存在严格“依法裁决”的现象。据此，我们并不能将明清中国的“依法裁决”视作一个“伪问题”。     

德沃金正确答案命题下的司法裁判结果确定性分析——兼论司法裁判结果的实质

司法裁判结果确定性与司法裁判活动维护正义的现实功能之间存在着逻辑上的必然联系,因此对于司法裁判结果的确定性进行分析将有助于透视司法裁判各个主导因素的内在结构,从而更好的履行其维护正义的职能。但这一解构过程中似乎存在着一些难以用具象标准来阐释的司法环节,如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因此本文尝试以德沃金的正确答案命题为坐标,构筑一个更易于直观理解的分析体系。     

量刑说理初探

量刑说理是裁判说理制度的应有之义，它在制约法官量刑权和促进量刑理性化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法律意义。西方各国普遍实行了量刑说理制度，并形成了“强制说理”与“提倡说理”两种模式。而我国由于种种原因导致了判决量刑说理严重不足，这极大地阻碍了我国刑事司法的健康发展。为此，我们必须作出相应改革，为法官量刑说理创造有利条件。     

思维方式传统与当代中国法治模式的路径选择

文化自信来自于文化的主体性。思维方式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极强的稳定性。思维方式传统决定或影响着一个国家法治模式的选择和法治道路的走向。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核心特征在于“合”,而西方传统思维方式的核心特征则在于“分”。西方的思维方式传统成就了其严密封闭的法律体系和司法适用;中国的思维方式传统孕育了其开放性、实用性的法律结构和司法适用。当今世界,中西方思维方式开始走到一起,西方法学对形式化的法律体系和司法模式进行了反思。当下中国在从传统迈向现代的过程中,确实需要思维方式转换,但这种转换绝不是中西方本源性思维方式的简单置换,而是要实现思维方式融合后的升华。在综合性思维方式下,中国的法治模式应该具有自己的面相。     

裁判请求权保障与法院审判人员的优化配置

在实行法官员额制改革过程中,必须一并考虑法院审判人员的分类管理和优化配置问题。在民事诉讼中,为保障公民的裁判请求权,对于民事纠纷案件的审理,必须配置入额法官;对于非讼案件的审理、诉前或审前的法院调解以及立案登记等程序事项的处理应交由司法实务官进行,从而让法官专注于民事纠纷案件的审判,以更好地落实公民的裁判请求权保障之宪法理念。司法事务官不同于助理审判员,其不能审理所有的民事案件;司法事务官也不同于法官助理,司法事务官不是法官的助手,其可以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司法事务官不是宪法意义上的处理民事纠纷的法官,司法事务官不必进入法官员额。     

司法裁判供给中的利益衡量:一种诉的利益观

任何提交司法机构要求予以审判的民事纠纷都必须具有一种获得本案司法裁判的必要性 ,对于这种必要性 ,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理论冠之以“诉的利益”。诉的利益概念的出现与利益法学思潮对民事诉讼领域造成的影响密切相关 ,其本质是国家在其司法裁判供给问题上的一种判断。诉的利益的判断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利益衡量的过程 ,这种利益衡量又主要在两个层面上进行 :一是原告与其他纳税人之间 ,二是原告与被告之间。在诉的利益问题上所进行的利益衡量存在一定的尺度 ,它要求法官立足于社会需求作出符合基本正义的衡平。     

公众视阈下的司法裁判——从公共危机的角度

将公共关系学中的“危机”及“危机管理”概念引入司法领域,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观察司法裁判不为公众接受的现象。司法公共危机是司法机关遭遇的损害其最高目标与根本利益,影响其形象与信誉的重大事件,对裁判的批评和质疑构成司法公共危机的主要内容。在分析危机成因的基础上,应在观念和操作层面借鉴公共关系学的成果,加强对危机的管理。     

法官如何说理:中国经验与普遍原理

中国司法的裁判文书一直因缺乏说理而饱受批评。究其原因,并不能简单归咎于法官的腐败、无能或缺乏督促机制。影响裁判说理的因素,既有隐藏弱点、注重判断、直接沟通等普遍原因,也有其特殊原因,即特定的"法民关系"。在当代中国的"积极法民关系"下,法官的主要说理对象是当事人以及一般公众,而非专业的法律共同体成员。法民关系对裁判说理的制约影响,在德国和美国也同样适用,是一个普遍原理。因此,司法改革无论是模仿德国还是美国,只要不改变中国特殊的法民关系,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司法裁判文书的说理特征。法学界和实务界要把握"四五司法改革"的历史机遇,应当从实际出发,结合法民关系的现实特点,完善中国法官的裁判说理。     

司法及司法权含义之探讨

要实现党的十七大为司法体制改革提出的目标与要求，就必须理性科学地解读司法及司法权的含义。司法及司法权在国外与国内由于法律传统和制度等因素不同因而有不同的理解，但都为我们正确认识司法及司法权提供了必要基础和有益借鉴。司法是诉讼中以终结案件为目的的一系列裁判活动，正是这一系列的裁判行为及裁判结果导致了案件的最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