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自治的理论与实践

地方自治是指一定的地域范围内的居民自愿通过民主方式组成自治团体,产生自治机关,自行处理与自己有关的事务,一般情况下国家不得干预的一种社会管理方式。地方自治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自然产生的一种社会秩序,它是人类个体行使权利的结果,因而它是权利而不是权力。从构成要素上讲,地方自治是个人自主权、社会自治权与地方自我管理权的一种权利叠加。自清末以降,地方自治一直是中国政治进程中的主要内容,但由于政治家在制度建设上更多的基于政治功利的考虑,因而真正符合宪政意义的地方自治在中国史上并未建立。这表明,在国家体制范围内,地方自治的实现与完善,必须限制国家权力。     

浅析我国地方自治的发展现状

地方自治在清末时期传入我国,但由于复杂的历史和客观因素,地方自治在中国没有实实在在的扎下根基,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走向正轨.随着十七大提出的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地方自治作为其一种实现途径,受到了各界的关注。本文着重论述我国地方自治的发展情况,并分析现存在的问题及相关建议。     

走向新区域主义:俄罗斯联邦主义的发展

联邦制是设计中央-地方关系的制度框架,其中涉及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垂直权力关系和行政机构、立法机构、司法机构之间的横向权力关系,而垂直权力的集中与分散是识别集权单一制国家与联邦制国家的重要标准。俄罗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开始向联邦制转型,经历了主权巡游阶段、联邦协议阶段、俄联邦新宪法阶段、地区封建主义阶段和准联邦制阶段。在俄罗斯从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向联邦制转型的不同阶段中,联邦控制和地方自治能力一直是转型与政府改革的重点。改革并没有真正改变中央集权的传统,反而加强中央联邦对区域的控制,并不断削减区域自治,因此,严格而言,俄罗斯是一种"准"联邦制。但是,联邦控制区域的政治目的受到外界超国家层级经济发展和俄罗斯政治传统的影响,俄罗斯的转型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区域自治能力,促使了"新"区域主义的产生。     

民主、自治与法治:“周期率”问题再思考——关于国家与社会治理的一场学术对话

"周期率"问题是1945年黄炎培与毛泽东延安窑洞对话中(即著名的"延安窑洞对")提出的一个重要话题。自谈话以来,成为迄今为止不断引起理论家和政治家们讨论的一个重要政治、法律、历史和实践问题。从国家治理视角看,黄炎培提出的周期率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国家治理效能的时空延展递减率"问题;从"地地得人,人人得事"这一句话中,可以发现黄炎培对"地方自治观"情有独钟;从毛泽东的"动商"以及反科层官僚主义的政治性格中,可以理解毛泽东为什么是一位坚定的"运动民主论"的开拓者和践行者;从邓小平的个人经历,以及他对"文革"的深刻反思中,可以理解邓小平"民主法治观"的政治关切所在;"地方自治观""运动民主观"与"民主法治观"实质上都是解决中国历史周期率问题的不同方案,如果能够实现三者间的通融即"通三统",我们将更有希望真正跳出历史周期率。     

通过基层自治发展基层民主——来自德国的启示

扩大基层民主,是完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趋势和重要基础。目前,我国以农村村民委员会、城市居民委员会和企业职工代表大会为主要内容的基层民主自治体系还有待不断地丰富和完善。其中,逐步扩大基层地方自治,无疑应当成为丰富和发展我国基层民主自治体系的重要选择之一。历史悠久的德国地方自治制度,其多层次的法律体系,清楚明了的权限和事务划分,运行有序的财政支持体系,规定明确的国家监督手段和措施,值得我国在扩大基层民主自治体系中学习和借鉴。     

基层自治制度的理论阐述与路径选择

健全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着力推进基层直接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的要求。通过开展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探索建立"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现代基层治理体系,加快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面对地方治理需求侧(社会公民的期望)与地方治理供给侧(地方政府能力)之间的落差,应摒弃地方政府与基层组织二元对立模式,建立全新的"分权、互动"基层自治的理论分析框架,将多元主体纳入地方治理体系来共同履行公共职责。通过借鉴国外的经验并经过创造性转化,为基层自治提供包括培养自治能力、培育自治组织、强化城乡社区自治协商、衔接居民自治与村民自治在内的充分而有效的制度供给。     

沈钧儒地方自治思想探析

地方自治思想是沈钧儒宪政思想的重要内容,沈钧儒一贯主张地方分权,认为地方自治是宪政实施的基础。在民国时期,基于反对独裁、反对专制、反对中央集权的立场,他拥护联省自治,提倡地方选举。在抗战期间,他主张实现地方自治是保证抗战胜利的条件,呼吁厉行地方自治。他对于地方权限的范围、中央与地方的均权模式等问题也进行过深入思考。沈钧儒主张地方自治,并不是反对国家统一,更不是要分裂国家。他希望建立一个在统一主权之下,以地方自治为基础的宪政共和国。     

走出囧境:从依权“自治”走向依法自治——基于对浙江等地村民自治实践的考察

依权"自治"下,干预性方式牵制政府职能转变,政策性推动损害了法制统一,管制型运作侵越了村民自治权利,外生性民主消解了村民民主热情,共管型机制产生了巨大行政成本。30年来村民自治的实践经验和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法治的进步以及广大农民民主意识和民主能力的提高,为从依权"自治"走向依法自治创造了条件。应当通过完善立法,为依法自治创造法治条件;通过改革农村基层政权对村民自治的工作方法,以宏观指导取代具体包揽;通过摈弃乡镇党政对村民自治的监管方式,发挥村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领导、支持和保障村民自治;通过构建完善的法律救济机制,强化对村民自治的法律保障,从而实现从依权"自治"走向依法自治。     

美国地方自治实践对孙中山之影响及其限度

本文通过对地方自治一般理论的分析,在简述美国地方自治的起源和发展及孙中山的地方自治思想的基础上,找出孙中山地方自治思想与美国地方自治实践之间的联系,以期帮助我们反思百年来中国法制建设的得失。     

"私"自治的辨析

自治为私法的基本价值理念,而"私"自治的具体内涵应该包括私法自治、私人自治两方面,前者是指私法相对与公法、社会法的独立地位,而后者则是指私法主体在具体的法律关系中的意思自主。其二者既相区别又有密切联系。从法规范的层面来看,"私"自治是以任意性规范为主,但基于更高的价值目标,强行性规范也会对自治进行介入,但是根本目标在于更好地实现"自治"。     

从山西村治看民国特色的地方自治

民国时期,阎锡山兼管山西军民两政,开始推行村本政治,历时数十年形成规模并影响全国,使得山西能够在政局动荡之时基本保持了比较完好的地方秩序。山西村治是地方自治思潮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影响下的产物,其中既具有西方地方自治经典定义中的一些成分,又具有传统儒家文化色彩,凸显了官治与民治的耦合。对山西村治的研究能够为地方自治在中国的具体化、本土化提供有益的历史启示意蕴。     

民族自治地方立法自治权再探讨

民族自治地方立法自治权,是法律赋予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一种民族立法自治权.它是由法律法规确认、保障和制约的权利,是民族本身固有的权利,也是宪法和法律关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具体化.民族自治机关依照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等法律赋予的权限,自主地制定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变通法律或者补充法律.对于上级国家机关不适合民族自治地方实际情况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法律还赋予自治地方自治机关行使"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的自治权.     

台湾地区地方自治监督制度之研究

中央对地方的监督制度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公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实践,我国台湾地区的地方自治监督制度已渐趋成熟。依监督对象的不同,台湾地区的地方制度法分别设计了立法监督、人事组织监督、财政监督和行政监督等手段,形成了对对地方自治团体全面的监督体系。不仅如此,该法还赋予了地方自治团体对监督不服的救济途径。     

以公民培育促地方自治良性发展

在建构权威下的地方自治过程中,任何理论或体制上的创新都必须建立在对中国地方自治的前提与本质的明确认识基础上。有效地方自治的构建需要引入并发挥公民社会的作用是解决我国目前地方政府权力过大问题的关键所在。合理的地方自治中所育成的社会力量将是维护秩序并生成活力的有效保证,同时也为中央权威提供良好的社会基础。     

论"联省自治"思潮及其对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影响

1920年发端于湖南的联省自治思潮,是"五四"后期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尤其是资产阶级联省自治派关于国家结构形式的不同寻常的建构,也是"西学东渐"过程中知识分子学习西方的"联邦制"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在对"联省自治运动"总体的把握上探讨了它对当时的社会政治思潮以及近代民主政治的影响.     

论村民自治中的“贿选”现象及其对策分析

村民自治是实现农村基层民主的主要形式,村委会选举是实现村民自治的主要方式。"贿选"是村委会选举过程中的腐败现象,严重危害农村基层民主的实现和村民的直接利益。治理"贿选",应该做到标本兼治: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是治理"贿选"的根本措施;制定合理有效的法律法规,完善监督程序,是治理"贿选"的关键所在;不断加强对村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实现其权力行使的有效性,是治理"贿选"的有效途径。     

统治与自治之博弈关系——兼论地方自治本土实践反思

国家统治与地方自治问题是最典型的宪法问题之一。地方自治是一种自生自发秩序,它是自由的人行使权利的结果,而不是外力强加的制度。国家统治与地方自治这种关系典型地反映了博弈理论。我国百年来的地方自治实践,片面理解地方自治是“权力下放”,这与地方自治的本义完全背道而驰。中央与地方关系,应以合作和依赖代替对立,在坚持国家主权和国家统一原则的前提下,尊重地方居民的参与愿望,确立起一种合伙型和合作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之基本问题研讨

对于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处理,有必要采用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相结合之新途径进行分析,从探讨"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命题高度出发,高屋建瓴对影响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现实问题予以研究。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中涉及的地方自治和垂直管理等问题上,应该通过宪法和其他宪法性法律坚定不移又循序渐进地推行和拓展地方自治制度,并严格控制垂直管理的设定,从而使我国中央与地方权力划分和关系处理中充分体现现代法治精神。     

论地方政府自治的国际法律运动——“法治浙江”建设的宏观思考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些国际组织努力推进地方政府自治的国际法律运动,制订或正在制订若干个地方政府自治的国际法律规范。这些国际法律规范均强调了地方政府自治的必要性,规定了地方政府权力配置和行使的基本准则,对于世界各国的地方政府改革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我国应密切关注地方政府自治的国际动向,加强地方法治建设。浙江法治建设已具备良好的国际环境,也有着坚实的社会基础,今后应努力促进宪政基础建设,充分领会和认识“法治浙江”建设的基石范畴。     

中国的党政系统与村民自治--村民自治生存与发展的政治生态环境分析

我国村民自治发展的基本情况是:发展迅速,发育不良。为何村民自治能迅速产生于同一环境、 却又不能充分发育于同一环境?对此,笔者特以在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居主导地位的党政系统为背景,对村民自治生存与发展的政治生态环境进行分析。分析表明,村民自治之所以能迅速确立而却又不能充分发育,是因为它在获得中央最高层党政组织大力支持的同时,却又受到地方、尤其是乡镇村党政组织某些不良行为的制约,以及受到传统党政关系中党政不分、权力过分集中之弊端的消极影响。这些制约与消极影响,表明村民自治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尚不尽完善。要完善此环境以确保村民自治健康成长,重要之举是大力发展党内民主与国家民主,彻底消除党政不分、权力过分集中之弊瑞,改革政府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