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党管人才”的制度选择

同"党管干部"原则一样,"党管人才"原则也需要依托一定的制度去体现,靠一定的组织机构去落实,因此必须进行新的制度设计.人才工作的复杂性、特殊性决定了我们不能沿用已有的党管干部的思路和体制去进行人才管理,而必须在制度上有所创新,这种创新主要体现在领导体制、管理机制和具体制度等方面.同时为了保证制度设计的科学和顺利贯彻,必须在影响对"党管人才"原则理解的几个重大关系上澄清认识,以切实推进党管人才工作的开展.     

论“人人都可以成才”的时代特征和丰富内涵

"人人都可以成才"反映了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人才观上的与时俱进,蕴含了科学人才观的核心内容,具有显著的时代特征和实践性、进步性、社会性.要创造人人都可以成才的社会环境,就要坚持党人才的原则,加强人才资源能力建设,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和体制.     

农村党支部如何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

必须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切实加强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组织领导。党管人才，主要是管宏观、管政策、管协调、管服务，重点做好制定政策、整合力量、营造环境的工作，努力做到用事业造就人才、用环境凝聚人才、用机制激励人才、用法制保障人才。贯彻党管人才原则，要注意处理好党管人才和尊重人     

党管人才必须创新人才工作机制

从坚持党管干部到坚持党管人才,这是我党组织工作的又一次与时俱进。在具体实践中,要贯彻好党管人才原则,必须落实好"管宏观、管政策、管协调、管服务"的方针,最关键的是要创新人才的评价、培养、选拔、流动、激励这五种工作机制。     

贯彻党管人才原则要处理好“三个关系”

人才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关键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呼唤开创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新局面。贯彻党管人才原则 ,要注意处理好党管人才和尊重人才成长规律的关系、党管人才和市场配置人才资源的关系、党管人才和依法管理人才的关系 ,不断促进人才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     

论十六大以来党的人才思想的创新与发展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树立了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的科学人才观,创新和发展了党的人才思想.主要表现在:实现了人才观念的历史性突破;把人才问题提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首次提出了党管人才原则;创新和完善了人才工作的体制和机制;把科学的人才观与科学的发展观紧密结合起来;在人才队伍建设上,更加注重"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     

切实提高党管人才工作水平

人才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在统筹的基础上贯彻党管人才工作的根本原则,并且实现创新：首先必须充分认识提高党管人才工作水平的时代要求;其次必须准确把握提高党管人才工作水平的基本路径、基本方略;最后必须要牢牢掌握人才成长、人才管理、人才资源开发的自身规律。     

推进机制创新 给力人才发展

优化党管人才工作运行机制创新人才体制、机制,必须创新人才领导体制。要根据党管人才的根本原则,深入把握人才工作规律,积极探索管宏观、管政策、管协调、管服务的有效方式和实现途径,努力形成加快建设人才强县的整体合力。要进一步创新党管人才工作方式,注意改进工作方式方法,提高人才工作科学化水平,不断增强人才工作合力和为产业发展服务的能力。     

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应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党管人才原则是对传统的党管干部模式的整体性超越。结合我国近年来人才开发的实际,贯彻党管人才原则需要着力处理好党管人才与人才主体性开发、市场基础性开发、扩大民主性开发以及依法规范性开发之间的关系。     

试论科学人才观的理论创新意义

科学人才观作为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关于人才问题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具有巨大的理论创新意义。科学人才观坚持科学发展观,形成了“以人为本”的人才观体系;科学人才观指导人才强国战略实践,体现了鲜明的实践性和时代性;科学人才观破除“四唯”,提出了科学的人才概念与人才标准;科学人才观强调“四个尊重”,体现了人才工作理念的创新;科学人才观强调党管人才原则,体现了党的人才工作指导原则的与时俱进。     

究竟是“形势”，还是“形式”？——对毛泽东著作的一处引用的看法

研究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思想的论者,往往要引用毛泽东于1926年9月1日写成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里的一句话:“中国革命的形势只是这样:不是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镇压住农民,便是革命势力的基础——农民起来镇压住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中国的革命,只有这一种形势,没有第二种形势。”但是,论者在引用的时候又往往将“形势”作“形式”。虽只一字之差,然兹事体大,它歪曲了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本人思想发展历程的本来面目。     

“三个代表“对“知行统一论“的发展

我国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着"知行背离"的现象.中国共产党是坚定的"知行统一论"者."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分析"知行背离"时代特征及产生根源,从中找出积极应对思路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     

走向“公共性自律”：“公域”与“私域”的分立与新制度价值理念孕生

“公共性自律”是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或缺的整体的价值理性共识,表现为社会成员基于对该社会制度安排的合法性积极认同基础上的自觉、自律的行为风范,因此构成文明、公正而健康的现代市场社会的健全发育之最重要的内在结构性因素之一;市场经济“理性经济人”偏狭之“工具理性”预设,决定了其很难形成“社会-文化人”的公共价值体验与情怀;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分立,客观上使有关“公共事业”的使命、责任等问题被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而要使这种“公共事业”的实现成为现实的可能,则必须重塑以“群体互惠与意义共享”为价值目标的自愿的“公民社会共同体”的生存信念,并将其作为一种理想的新制度价值理念选择。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异端”论“民族主义”论辨析——兼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其实质反应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关系。在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提法上明显存在着两种错误观点,一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一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民族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的解读,不仅是个学术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我们有必要对这些言论进行明确辨析,以辨是非、以正视听。     

从“拒绝外援”到“救灾外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应对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演变及其评价

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改革开放前,中国政府拒绝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没有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在改革开放初期(1980～1986年),中国应对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出现调整和反复.1987年以后,中国接受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逐步走向规范化.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共领导集体执政以来,相关政策规范进一步趋向法治化;更加重视相关领域的国际交流和协作;相关政策的操作手法越来越快捷和灵活,这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表现得淋漓尽致.     

论人类历史发展中的"跨越"和"倒退"现象

人类历史发展中“跨越”和“倒退”现象的发生 ,是历史主体在生产力决定的所有制“可能性空间”内进行自主选择的结果。生产力只决定什么样的所有制形式能为其“可能性空间”所容纳 ,却不决定“可能性因子”相互之间的递进关系 ,因此“五形态”递进次序难以得到理性上的确证。现实社会主义产生和存续的历史合理性 ,不应从外在于当代人类活动的“五形态”次序中去寻求解释 ,而应从历史的现实运动中去求得理解     

“扩红”与“筹款”——发动查田运动的现实原因

苏区发动查田运动采取了过激的土地政策,从客观上加剧了赤白对立.查田运动是"左"的土地政策贯彻的结果,但也应看到,发动查田运动的现实原因是为了满足苏区扩大红军和筹款等政策的需要.     

贯彻"三个代表"要求坚持"三个文明"一起抓--兼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江泽民同志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及其基本特征和“三个文明”全面发展的概念 ,反映了党在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上的一个新飞跃 ,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与贡献 ;坚持社会主义“三个文明”一起抓是全面贯彻“三个代表”学说的内在要求 ;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就要大力增强全党全社会政治文明意识 ,坚定不移地走适合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 ,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的内在逻辑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化了"中国之制"和"中国之治"之间的内在关联。"中国之制"就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而"中国之治"就是新时代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的有效治理。"中国之制"和"中国之治"具有鲜明的同构性,从本质上而言它们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这具体体现在"中国之制"主要蕴含的领导优势、力量优势、速度优势和目标优势等方面,为"中国之治"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支撑,"中国之治"则是"中国之制"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内蕴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形成"中国之制","中国之制"彰显出多方面的显著优势,这些显著优势推进国家的有效治理,即"中国之治",而"中国之治"又应对当今世界之变,进而推动"全球之治",从而形成了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的内在逻辑。     

政治文明视野中的"真理"问题

"真理"是一个哲学范畴,但更是一个有着广泛意义的文化符号,一种精神图腾。社会原生态的思想文化生活中经常在不同意义上使用着这个符号与范畴。政治生活也不例外。政治在不同维度、不同理路上同"真理"概念相关联,其中最突出的是"真理"作为话语权力象征符号,或是作为民主政治模式的参照项与超越物。当然,真理观与真理信念经历了从古代到现当代的嬗变,这一过程同政治文明的推进过程之间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