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社会：“秩序”与“文化”的提问

由于乡村社会被嵌入了工业化、市场化的轨道中，中国乡村建设中的“秩序”与“乡村文化”建构问题重新被提出来。中国已经步入了“利益时代”，让农民合理得到“秩序”中的公共资源，是对社会秩序设置的挑战。支撑“秩序”的乡村文化也面临新的建构。它应该包括对传统文化的再认同，包括对以制度公正、公民尊重为基础的公民文化的认同，包括对以差异性为基础的乡村社会多样性发展的认同。     

社会价值观的塑造与创新

社会价值观是反映社会利益、规范社会秩序、引导社会行为的重要规范。社会价值观具有多样性和非等值性，其功能具有特殊性和普遍性要求。社会价值观需要刻意的培育与塑造才能健康成长，其得以形成并发展的最终根源在于特定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一在社会价值观建设中要正确处理两个关系：一是处理好“旧”与“新”的关系，在扬弃旧有价值观与吸纳外来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创造符合自己时代需要的新型价值观；二是处理好“一”与“多”的关系，在存在着多样价值观的社会，要有效地维护社会核心价值，形成一种核心价值观。     

权利下乡: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重构的根本

近代以来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后，国家通过一系列成功的“政权下乡”、“政党下乡”、“行政下乡”等过程，完成了国家的“权力下乡”的任务；当前的乡村社会发展，需要从根本上重构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促进乡村社会的自我发育，推进“权利下乡”是重构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的根本；推进“权利下乡”需要合理界定国家与乡村社会的权力边界、树立合理公正的执政理念、完善相关法律规定和制度。     

腐败、人情关系及其治理探寻

中国社会正转变成陌生人社会，人们行动的环境也呈现出熟人圈、混合圈和陌生人圈并存的状态。由于不同环境下的交易成本不同，行动主体在熟人圈中倾向于采用人情关系机制而在陌生人圈中采用市场机制，从而在中国社会形成了资源配置的“双规制”状态，但是这是一种过渡的状态。人情关系包括情感性部分、工具性部分和规范性部分，随着现实社会的转型，人情关系的现实形式也发生了变化，人情关系会逐渐褪去资源配置机制的色彩而情感性和规范性功能会保留下来。腐败的发生是因为外部势力带来了资源配置的干扰，并且这种势力缺乏有效的监管，导致了行动主体无法有效的通过人情关系机制和市场机制获得需要的资源。之所以容易将人情关系与腐败联系起来是因为，人情关系与腐败存在一些形式上的相似性，但在腐败发生的路径分析后认为，腐败与人情关系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并针对腐败治理提出了建议。     

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中产阶层研究

中产阶层在发达国家是社会的“稳定器”，发展中国家能否克服成长起来的城市中产阶层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呢？通过对城市中产阶层社会功能理论论争的回顾，分析当前城市中产阶层的发展以及现代化建设所积累的物质基础使得中国具备了解决中产阶层与秩序稳定、民主发展困难的能力，从而实现中产阶层成长与社会秩序稳定的和谐。     

人情债与人情味：乡村仪式性人情的运作机制——基于湖北省Z村的田野调查

仪式性人情是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民俗现象，也是理解乡村社会的一个关键词。然而在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传统的人情理论无法解释人情的延续，以及村民愿意接受人情剥削、压榨的现象。通过分析湖北省Z村仪式性人情发现，发生在生命历程不同节点的仪式性人情具有差序格局的特征和不同的交往规则，并在人情实践过程中产生了人情债和人情味两种运作机制。前者通过人情中的“报”与“欠”、村民的理性算计、村庄的舆论促使人情往来保持在一种合理的范围之内，从而实现人际关系网络的重新界定与区分，以及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后者通过礼貌周到的待客之道、活动中的互助合作、情感的宣泄和表达，营造了浓厚的人情氛围，增加了村民之间的亲密情感。通过这两个机制，仪式性人情展现出情感与理性相结合的倾向，推动了仪式性人情活动机动、灵活地进行。     

“圈子文化”值得警惕

现在，社会上流传着一句话：进了班子还要进圈子，进班子不进圈子等于没进班子，进了圈子不进班子等于进了班子。简单说，就是“做官”要懂得融入所谓的小“圈子”。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十分看重“人情”，做什么事情往往把“人情关系”放到重要位置，这样才能事半功倍。在干部队伍中，看重“人情关系”的现象也有一定市场。     

论人的社会法权

人的社会法权是以社会生活为根据、以社会劳动为基础，并与社会劳动相对等、与社会秩序相依存的客观实在。维护法权的伦理顺序是创造和谐社会生活的重要步骤。在人类现实生活中，没有“天赋人权”，没有“神赋人权”，没有“绝对人权”。人权只能以社会生活为根据，以社会劳动为基础，以社会秩序为依存。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与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和谐稳定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转型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战略，是适应中国市场化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经济社会整体转型的基本需要，是新时期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它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项长久性、基础性工作。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基本目标。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通过尊重和维护公民个体的权益、科学地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可以构建一种安定有序的社会秩序，为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发展奠定基础。     

村落社会控制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问题研究

当前,中国乡村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建设中还存在许多直接影响到农村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的问题,失控风险已经成为乡村社会最主要的系统性风险。建立和完善村落社会控制机制,营造稳定和有序的乡村社会环境,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前提。     

应全面系统地认识新中国60年的社会建设

“社会建设”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主题报告把正在进行着的各项社会组织、社会结构、社会秩序、社会事业等方面的建设，作了一个明晰的概括．明确叫做社会建设。“社会建设”概念的提出．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由原来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的三位一体．变为包括了社会建设在内的四位一体的新格局．     

乡风文明建设中的村级治理结构及其效能——基于宜都市罗村“人情风”整治的历时性考察

行政与自治是开展乡风文明建设的两种基本工具，其不同组合方式生成了行政支配型、自治主导型、行政适配自治型三种村级治理结构。基于罗村“人情风”整治实践考察发现，行政适配自治型治理结构因基于村民同意的内生性公共规则能够获得权威基础，“共识+强制”规则嵌入能够获得普遍约束力，村民间的弥散化问责能够最小化治理成本，从而实现治理效能最大化。实践表明，治理人情异化现象并不必然以国家在场作为前提条件，乡村自主生产的公共规则可以部分约束人情内卷化困境，而行政力量适时嵌入则可以进一步提供规制权。在实践中，要通过处理好村民公共性与行政嵌入的关系，找回乡村主体性。通过行政与自治力量在乡村场域中的有效互动，形成行政适配自治的善治局面，从而最大化基层乡风文明建设效能。     

社会和谐与科学发展的内在统一——试析“四个建设”与“四个文明”的关系

党的十七大确立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建设”与“四个文明”，以及社会和谐与科学发展的目标与要求。社会主义“建设”与“文明”关系是实践与认识的统一，社会和谐与科学发展的内在统一是实践与认识的统一。     

数字乡村嵌入共同富裕的出场语境及其行动框架

共同富裕是我们一直以来的社会理想和价值追求。作为乡村振兴战略工具，数字乡村建设不仅转型了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发展，也有力推动着共同富裕进程。从数字乡村嵌入共同富裕的出场语境讲，“继承与发展”的历史演进、“共建共融共享”的理论逻辑与“三生共融”的现实理路，共同构建了数字乡村嵌入共同富裕的三维通道。从其行动框架看，“富裕”与“共同”的价值共识要求其内容既包括发展智慧农业释放产业活力、提高村民数字技能构建数字乡村共同体、培育乡村数字平台的数字乡村赋能共富增量，也包括聚焦普及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再造数字服务供给、完善数字乡村标准化建设的数字乡村赋权共富成色。从赋能与赋权的两维讨论数字乡村嵌入共同富裕的逻辑理路与协同行动，有利于深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共同富裕。     

知识分子在基层为何不受“待见”

9月15日，网络大V于建嵘教授，前往贵州兴义市则戎乡担任安毒村村长助理，指导乡村建设。并放言不用政府一分钱，带领一个团队，吸引社会资源，共同参与建设农村。哪知事隔一月，乡政府一直不任命这个“教授村干部”，据媒体报道，于建嵘与地方政府之间一直有分歧。从当年知识分子下乡，到粱漱溟的乡村运动，到陶行知深入农村教育改革，再到今日于建嵘等学者的“下乡困境”，学者如何走入乡村，把研究和实践结合，是一个恒久的问题。     

毛泽东与新中国之四：新农村建设

1918年4月，为了筹建成立新民学会，毛泽东和蔡和森、张昆弟（芝圃）等几个同学一起来到了著名的岳麓书院。他们～边用蚕豆煮着大米做饭吃，一边热烈讨论着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案，同时还苦读乡村社会这本“无字书”，在几个月时间里踏遍了岳麓山下的各个乡村。就在这段时间，毛泽东为改造中国乡村社会而草拟了一个“新村”建设规划，这是他为建设中国新农村而绘制的第一张美好蓝图。“新村”一语出自日本学者武者小路实笃倡导的“新村主义”。     

社会诚信建设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正>当前,诚信已成为牵动社会的中枢神经。由诚信缺失而引发的各类社会问题,不仅破坏社会秩序、危害人的生命健康,而且瓦解社会的信任心理,冲击社会基本的道德信念,扰乱人的心灵秩序。因而,有效遏制社会诚信危机已成为全社会共同的心声。但在社会诚信建设中,需要注意以下问题。不要窄化社会诚信目前,对于诚信与信用,存在概念使用的含混现象。尽管二者具有密切的关联性,但不能混用,尤其不能把诚信直接等同于信用。诚信与信用至少     

国家与社会关系中浙江乡村治理的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实现村民自治制度，“乡政村治”的制度格局在很大程度上节约了治理成本，改变了村民主体虚置的状况，在实践层面的确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控制效果。但是，问题并没有结束，村民自治所确立的“国家弱主导型”模式，既无法回应市场经济对农村社会，特别是对农村集体经济所造成的冲击，也无法适应服务型政府需求的现代潮流。浙江改革开放三十年表明，乡村治理所面临的新问题、新难题正逐渐被破解，一个代表“强国家一强社会”模式的乡村政治格局正在发育成型，因为“强国家一强社会”关系格局要求，一方面，国家以服务型政府的角色服务乡村——提供均等化服务，另一方面，乡村社会通过改革创新不断完善自治制度。     

北川以“大调解”实现和谐重建

“5·12”大地震后，北川因灾涉灾社会矛盾剧增，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凸显，部分受灾群众思想波动大，使全县的社会管理形势更加复杂。为此，北川县委、政府在“依法治理乡村”工作体系的基础上，构建起了崭新的具有北川特色的“大调解”工作体系有效防范和处理了灾区各类矛盾，为广大群众提供了便捷的法律服务，巩固了基层政权，维护了社会稳定，实现了和谐重建。     

乡村社会道德重建：一个居于“乡风文明”的现实思考

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进,推动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同时,也给乡村社会思想道德观念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和震荡。重建乡村社会道德观念,夯实新农村建设的思想基础,体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本质要求。因此,必须从实际出发,重建与乡风文明相适应的现代农民职业观念、义利兼顾的道德价值,物质精神并重的伦理道德观;采取各种措施,多管齐下,努力完善乡村社会道德重建的实现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