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孝文化在青少年道德教育中的价值探讨

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以道德修养为第一要义,青少年的道德践行离不开传统文化的维持和强化.本文以传统孝文化与青少年道德养成的相关性为切入点,阐述孝文化在青少年道德教育中的重要意义.传统孝文化有很多优秀的道德内容是青少年德育不可忽视并需要借鉴的,但是,当前社会转型、制度变迁,青少年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孝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出现混乱.孝文化的当代际遇,不利于青少年的道德教育与全面发展,因此,如何通过加强孝文化来促进青少年道德教育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论湖北传统孝文化及当代价值

传统孝文化在荆楚大地源远流长,积淀着湖北人民最深沉的价值追求。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变化,孝文化的内容与表现形式亦不断变革。在今天的湖北社会,孝文化虽然深入人心,但也存在着行孝方式有待改变、行孝能力不高、甚至不孝现象时有发生等负面现象。因此,需要对传统孝文化进行辩证继承、去粗存精,发挥其促进个体成长、圆融家庭关系、和谐社会建设等当代价值。     

发挥孝文化的家庭养老功能与推进农村养老保障发展--基于宁夏地区的分析

文章立足于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的实际状况，从传统孝文化与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建设相结合的角度来思考家庭养老问题，指出推进农村孝文化家庭养老功能建设需要经济、社会、政治、法律等多种条件予以保证，为此，要引入制度因素，构建孝文化的制度基础；开发孝文化资源，强化孝文化发展的动力；多管齐下，构建孝文化的传承机制。从而实现孝文化与养老保障制度的双赢，探索出一条符合我国孝文化、适应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养老道路。     

弘扬创新孝文化的几点思考

在社会思想文化日益多元化的时代，中国传统的孝文化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传统的中华孝文化必须以与时俱进的姿态，应对多元竞争的文化现实挑战，以进一步焕发新的青春，巩固自己的社会地位，发挥自己的重要作用。当代中国需要的孝文化，应该是与时俱进的孝文化，是科学创新的孝文化，是现代化的孝文化。为了推进孝文化的现代化，使孝文化不断与时俱进，孝文化应该不断在其理念上、内容上、形式上和活动上进行创新。     

“孝”的历史嬗变及其现代价值

“孝”是中国传统最重要的美德之一 ,在所有的传统道德规范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传统的中国文化在某种意义上 ,可以称为孝的文化 ;传统的中国社会 ,更是奠定于孝道之上的社会。“孝”的历史嬗变在远古时代 ,当社会由无序的婚姻趋向血缘家庭结构时 ,这种以血缘为基础的亲情就孕育了孝的萌芽。孝起源于人类养老实际生活的需要 ,从生命的创造和养育过程中 ,人类产生了返本报恩的意识 ,其具体行为便是赡养和善待生身父母。而作为伦理的孝 ,几乎与中华古代文明同时产生。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中已有“孝”的内容 ;中国最古的典籍如《尚书》、…     

农村孝文化传承的支撑点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核心,孝文化更是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因此孝文化的建立和传播需要良好的氛围,广大农村地区邻里往来频繁、人际关系密切,营造出浓厚的孝道氛围可以感染更多群众,让孝文化在每家每户、邻里之间自由传播。     

孔子“孝”思想及现代启示

"孝"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和特征之一,也是儒家伦理思想中基本的行为规范和重要的道德范畴。作为儒家伦理思想代表的孔子"孝"思想,其内涵丰富,其中不乏很多精华之处至今仍带给我们不少启示。一、孔子"孝"思想的基本内涵孝是晚辈奉养礼敬长辈的道德要求。《论语》中孔子讲到孝的地方不少,概括起来,有以下几层意思:(一)养亲与敬亲孔子论孝,强调敬养父母。养亲就是奉养父母,保证父母物质需要的供     

传统孝文化的时代价值及实现机制

现代化与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传统经济生产形态的改变及离散型家庭结构的变迁,使得传统孝文化受到冲击。传统孝文化对乡村青年思想道德教育、农村养老保障、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有着重要价值。要在乡村振兴中发挥传统孝文化的作用,可从强化家风教育、法律法规保障、社会舆论监督等方面来建立长效机制。     

孝道、孝行与孝文化

孝作为伦理规范,最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型特征。孝道强调的是孝的理论层面,孝行侧重的是孝的实践层面,然而有时二者是合二为一的,孝道即孝行,孝行也即孝道。孝文化的基本内容均由孝道与孝行引申而来,亦是对孝道与孝行的理论概括与升华,同时也是将孝道、孝行的内涵与外延加以扩展、泛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孝文化视阈中的言语行为

孝言孝语具有教育与规约的功能,可以促进家庭和睦,维系良好人际关系,提高幸福指数。孝言孝语主要体现在言语方式、方法与内容上,包括应答及时、言而有信、倡扬功德等。现代孝言孝语的推动力量是善恶评价。言语之孝需要长幼之间的良好沟通作为情感基础。     

论"治未犯"——关于"溯源防范"与"不管而管"制度的建成

我国对预防犯罪的研究应理论研究和实务研究并重、东方文化的“心性教化”与西方文化的“行为规制”并重。我国预防犯罪应借鉴中医“治未病”的道理而“治未犯”,即未犯先防、刑后防犯,建立“溯源防范”制度,在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推广源流监控制度,建立“不管而管”制度,即被害人救助制度。     

现代性“断裂”问题下的“精神”审视

"现代性"虽是一个认识和解释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概念,但也存在着一定的模糊性。本文通过对现代性"传统与现代"、"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主体与客体"、"理想与现实"四个方面"断裂问题"的思考,从该"二重性"中归纳出现代性的"同一性"即时代精神、理性精神、主体精神、发展精神,并尝试性地揭示现代性该四个主题精神的最初意涵及其在现代社会下发生的"演变",从而关注现代性的"同一性"与加深对现代性"二重性"的理解和认识,给予现代性本质的一种澄明。     

"多元统一"模式与"和谐共存"研究

以二元论、二元对立思维定式为基础的研究视角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甚至会遮蔽和阻碍理解“和谐共存”等文化事象。有别于“二元对立”的“多元统一”思维结构和观念模式不仅是一些民族解释世界、处理内部关系的核心结构,而且是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及“和谐共存”的根源。     

台湾“宪政”变迁中的“国安会”与“总统”权力

“国安会”(及所属“国安局”)在台湾的政治体系里有着特殊的角色与功能。两蒋时期 ,“国安会”是“动员戡乱体制”的产物 ,而“国安局”的特务情治系统是其专制统治中的重要一环。在台湾政治转型时期 ,李登辉操控“修宪” ,保留并将其纳入“宪政体制”中去 ,首次“政党轮替”后 ,陈水扁有将“国安会”扩张为“政务会议”的意图。而由李登辉至陈水扁 ,都在建构“总统制”的“总统”权力 ,对“国安会”及“国安局”的操作是其中的一方面 ,但是由于“宪政体制”的不明晰和政局今后可能的变化 ,至今这仍不能称为是稳定的     

实施"人文奥运"应努力实现三个有机融合——九三学社北京市委主委田麦久如是说

田麦久1940年出生于山东青岛市.1964年毕业于北京体育学院研究生部,1982年获德国科隆体育学院体育科学博士学位,是新中国的第一位体育博士.现任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北京市委主委,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国运动训练学会主任委员、北京体育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并受聘于清华大学等21所大学任客座教授.     

从“层级构造模型”到“板块构造模型”——基于学生素质教育和培养的高校新课程体系问题研究

从21世纪社会发展对人才素质的要求看,实施素质教育、改革高校课程体系具有必然性。我国高等教育原有的“层级构造模型”课程体系形成于20世纪中期,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虽然经历了80年代开始的一系列“素质教育”取向的课程改革,但仍没有突破原有的框架。要使我国高等教育真正从专业教育模式转变到素质教育轨道上来,就必须重新改造高校课程体系,构建全新的“板块构造模型”课程体系。     

论国学之“源”与“流”

国学,就其"源"而言,我们可以说,先秦诸子之学,是"国学"演变发展的活水源头;与此相对应,先秦以降,儒、道、佛等学派思想的演进,催生出一系列前后相继的学术思潮,如汉初黄老思潮、两汉尊儒思潮、东汉反神学思潮、汉魏道教思潮、魏晋玄学思潮、隋唐佛学思潮、宋明理学思潮,以及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潮等等。这八大思潮,前后相继,奔腾向前,组合成"国学"发展演变的汹涌潮流,构成了"国学"发展的宏伟画面。     

核武器的“善”“恶”之辨

目前,国内外存在一种从道义上否定核武器的观点。不少学者认为核武器违背战争与伦理本质,会给人类带来灾难,因此是绝对的恶。这种观点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实践上是有害的。核武器的善恶是人们对研制、使用核武器目的、效果的道德判断,当它被用于善的目的并取得善的效果时,它就是善的。我国研制、发展核武器是善,因为它体现了我国的伦理精神。     

侠客:从“草莽英雄”到“革命英雄”——政治语境下的武侠文化流变

“侠客”形象,作为武侠小说的核心因素,被传奇性革命历史长篇小说所继承,并对其进行改造和利用,使之服务于政治,成为革命意识形态的艺术言说方式,传奇性革命历史长篇小说与曾在新中国被根绝了的武侠小说之间,有着割不断的内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