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倡导“三年之丧”的政治目的和文化考量

"三年之丧"原本只有少数东夷贵族在先周时代间或实行。夏人应行"七七之丧"。西周官方则行天子七月、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二月之丧,但亦称为"三年之丧",可见"三年之丧"后已成了传统丧礼的通名。晚周礼崩乐坏,甚至连最守周礼的周国鲁国都不再实行"三年之丧"了。孔孟反复倡导"三年之丧",甚至说此乃三代"自天子达于庶人""天下之通丧",主要是为了托古改制,其政治目的有二:一是帮助新君利用血统上和宗教上的合法性,通过漫长丧期的逐步过渡,最终获得政治上的合法性,从而实现权力的平稳交接;二是在社会失范、君臣失序的晚周时代,通过倡导传统丧礼,进而倡导孝道忠道,恢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让天下重归安宁。其文化目的则是,保存先进的华夏文明,避免华夏诸族蛮夷化。     

乌台诗案——北宋湖州知府苏轼

<正> 《宋史·苏轼传》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轼)徙知湖州,上表以谢。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诗托讽,庶有补于国。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言摭其表语,并媒蘖所为诗以为讪谤,逮赴如狱,欲置之死,锻炼久不决。神宗独怜之,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这里记载的即是流传儒林的“乌台诗案”。由于案发在湖州知府任上,而犯案之诗文皆作于湖州、杭州任所。因此,此案也算浙江宋代一起名案。(一)北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苏轼由徐州知府调任湖州知府。苏轼到任不久,即向平素关     

从《礼记》丧祭之礼看儒家的“追养继孝”

《礼记》丧祭之礼所意涵的"追养继孝"思想可概括为"丧孝"、"祭孝"两层要义。"丧孝"即"服丧尽孝",核心要领就是"事死如生",它意在强调一种"生"与"死"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不仅在于送丧仪式场景之如父母生时那般惟妙惟肖(形式统一性),更在于对双亲的诚敬之情始终不改(内在统一性);"祭孝"即"祭祖尽孝",孝子通过诚心斋戒全身心投入祭祀仪式之中,借助想象力量与逝者产生超时空的情感互动,以此来祭奠祖先,追思往事,内心铭记祖辈德行与教诲,并努力践行使之成为薪火相传的精神信念。这种通过丧祭之礼所呈现出来的"追养继孝"思想有着更深层次的寓意,它深刻体现着儒家在礼学精神、伦理教化、终极关怀等方面的认知。     

论苏氏蜀学的儒学思想

苏洵、苏轼、苏辙父子是宋代著名文学家,以他们为核心形成的蜀学在当时独树一帜。他们的思想儒、释、道兼容,其中儒学思想占有重要地位。苏洵重视圣人之道与"机权"的关系,苏轼从仁、礼的角度研究儒学,苏辙以"圣人之道,不求为异"为核心,探讨儒学经典。他们学说的主要特征,就是重视圣人之道与人情的关系。     

辛派词人学苏及其词的“苏味”

苏辛词派,辛派词似苏词,固然表现在词风豪放及步苏词之韵而作,但更应看到的是,他们像苏轼一样,都有好庄子与陶渊明的趣味,从而其胸襟、性情与苏轼有一致的地方,自觉地将处世的通达与淡泊形于词,从而词风贴近苏轼,词的"苏味"自然而生。     

论苏轼的处世哲学

从魏晋南北朝起 ,中国文人无不受到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影响 ,只是各自的因缘导致程度不同而已。而苏轼则是一个最为典型的人物 ,在他的思想中 ,儒、释、道三家无疑都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谈到传统文化对苏轼思想的影响 ,可以说儒、释、道三家皆有。从苏轼的家世来说 ,苏轼之父苏洵 ,虽始终未得功名 ,但却以儒业终身。他为人正直 ,学识宏通 ,对苏轼兄弟影响很大。苏轼之母程氏 ,虔诚奉佛 ,但又颇有儒家节义。来自家庭的早期教育对以后苏轼思想性格之形成无疑是起了定势作用的。概言之 ,苏轼早年所受的儒家思想教育和所立下的济世救民之志 ,决…     

网络情绪表达与价值观引领——对“丧文化”的反思

"葛优躺"和"佛系"的兴起使"丧文化"颇为流行。作为网络亚文化发展的产物,"丧文化"以各种形式表达其颓废、戏谑、虚无的风格。一些青少年以对"丧文化"的热衷表现他们对主流文化的抵抗和反叛。然而,"丧文化"虽能宣泄情绪和缓解压力,却不能真正改变"丧言者"的现实处境或消除内心的无力感和挫败感。青少年如果一味地盲从网络"丧文化"而逃避现实,就会失去奋斗目标,导致行动"瘫痪"。因此,我们要对"丧文化"的负面情绪与价值误区保持清醒的认识,并以正确的价值观引导青少年健康成长。     

庄子思想的现代解读

庄子的哲学思想博大精深,但其核心是一部人生哲学.庄子所追求的虚无之"道",既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自然之道,又是一种主体性的精神境界;他追求的"逍遥"是无已、无功、无名的绝对自由;他所说的"坐忘",就是"吾丧我",由"吾丧我"而至物我两忘,以此构建虚静愉悦的精神家园;他倡导一种生死面前的乐观主义及"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的人生情趣.     

“丧文化”流行为哪般

"丧文化"在青年群体中的传播具有较为复杂的心理动因,是近期在青年群体中广泛流行的表达沮丧、焦虑情绪的青年亚文化。对待"丧文化"不应该强行压制,而应该因势利导,关注处在青年阶段的学生的情绪,同时需创制新的网络文化,平衡与稀释"丧文化"带来的消极影响,避免青年群体过度沉浸在自己的"丧"情绪中。     

富国与裕民之争：王安石与苏轼的政治理念考论

王安石变法以理财为中心,变革天下法度,旨在富国强兵。这与苏轼裕民的政治价值及其治国方略产生了尖锐冲突。苏轼认为,＂裕民＂理应成为变法之归旨,它是一个义蕴丰富而深广的概念范畴,与＂富民＂有别。＂裕民＂既涵盖了执政的举措在御民、抚民,于民以宽仁、宽缓,又统摄了治国＂富民而措刑＂的＂民德归厚＂之根本价值。苏轼认为,王安石变法＂急於有功而贪富强＂,有病民、贫民之弊,乃至败坏天下之风俗。裕民作为苏轼政治理念的核心价值,贯串于熙宁前后苏轼的诸多思想言论和政治主张当中。裕民之道与富国之法也成为王安石变法的核心争论。     

福地的幸福经济学——湖南省郴州市创建全国残疾人工作示范城市运行曲线

正引言郴州,历史积淀深厚之地。郴字专为郴州而造,古称"林邑"。郴州有苏仙岭位于城区,苏耽采药济世传说使之与道教结缘,被誉为道教洞天福地的天下第十八福地。被贬谪郴州的秦观作词、苏轼作跋、米芾书写     

以“上”抑“丧”:“丧文化”成因与消解

正网络中"丧文化"的传播主要表现为借用经典台词和动漫表情,呈现出的一系列自嘲、戏谑式表达,是对"现实世界的温和反抗"。"丧文化"是中国社会新时期出现的青年网络亚文化现象,一定程度上反映着青年群体的社会心理。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涌现的社会情绪、互联网技术发展塑造的媒介生态、部分青年群体求异叛逆的心理动因,共同助推了"丧文化"的传播。"丧文化"流行带来的负面化情绪渲染,对     

苏轼与秦观相知相契探因

北宋文学大家苏轼与秦观从相识到相知,又到如此的相契,这是由于苏轼与秦观的家庭教育、人生经历、宗教态度、诗词创作等方面有着诸多的相似或相通之处。探讨苏秦相知相契之因,对理清苏轼与秦观的关系有裨益。     

当代青年“丧文化”的透视与引导

当代青年"丧文化"表现出青年亚文化的仪式抵抗,以自我嘲笑、麻木颓废等消极情感的表达为主,通过多样化的解构拼贴与具象重塑,反映了青年复杂的社会心态与情感。"丧文化"的生成是青年寻求自我认同与价值实现的内在需要与我国社会转型现实境况、互联网与新媒体的发展、商业营销行为的推动等外部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主观上要引导青年形成积极健康的社会心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当代青年精神成人;客观上要优化外部条件,满足当代青年合理的物质利益诉求,营造清朗的网络环境,引导"丧文化"良性发展。     

苏轼“大全之道”之学

北宋中期,儒学得以复兴,出现了洛、蜀、朔等诸家学派争鸣的情况。其中苏轼是蜀学的代表人物。苏轼会通佛老、杂糅纵横之学,用儒学来统御诸家,以实现其用世的目的,因而成为北宋儒学复兴运动的组成部分。苏轼杂糅百家,他在著作《东坡易传》中提出一种"大全之道",即一种兼容异见、不以一己为是,宽大弘通的学术主张和思想态度,并以此贯穿于整个思想体系中。     

“清”之十语

正一、清之贫——情操清贫,它是"廉"之品。有了"清字观",才能崇尚贫、不怕贫、追求贫、做到贫、坚持贫,永葆"清贫"之底蕴、之本色、之风度、之美德,升华"廉"之品。宋代诗人陆游说:"忍穷闭门岂自若,是中滋味敌八珍"。绝不让"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值万钱"的奢侈重演。清,志不改;贫,志不丧。"清"不仅是思想境界,又是守贫的基石。"清贫"指的是一种生活     

宋代文化浸润下的苏轼书学

苏轼的书学是在宋代文化浸润下形成的具有宋代书学典型代表意义的思想理论体系。宋代文化的"内倾性"促成了苏轼书学"自然"的审美论;宋代文化的"创新性"熔铸了苏轼书学"出新"的创作论;宋代文化的"兼容性"成就了苏轼书学"兼容"的风格论。     

以宗家邦为戒

河南省兰考县前任县委书记宗家邦,对前来录制有关焦裕禄节目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说:“我一听什么焦裕禄精神就烦!“因此,他被免了职。他因说错了一句话,便断送了本该很光辉的政治前途,于是有些人讽刺说他是“一言丧‘邦’“。这一消息经新闻媒体广为传播之后,广大干部群众为之叫好,但也另有一些同志不以为然,认为因一言而受到如此处分太过了。“一言丧‘邦’“,的处分是否得当?请听我道来。如今还有“一言丧‘邦’“的事,即以一句话而罹祸,乍听起来大有言论不自     

刚健有为的逍遥何以可能

《庄子》一书以《逍遥游》开篇,"逍遥"二字给后学留下了无尽的阐释.有学者主张庄子的"逍遥"是内在逍遥,是一种"退居内在城堡"式的逍遥;另有学者主张它是一种艺术上的境界,在艺术领域达至逍遥的自由之境.然而"逍遥"之义,题中应包含"刚健有为"的向度.庄子试图通过"心斋""坐忘"工夫,达至"吾丧我"之逍遥境地,从而以一种刚健之姿,实现"真人"般的逍遥.     

苏轼禅理诗生成的文化背景

本文由禅理诗的界定入手，从说理诗歌自身发展的历史，北宋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佛教与本土文化的融合．士大夫阶层的禅悦之风，家乡与家庭的影响，苏轼一生与佛禅之缘及屡遭贬谪的多舛命运等方面，分析了苏轼禅理诗生成的文化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