涓涓细流汇成“大江东去”——苏轼豪放词风溯源

"词为艳科",词应以婉约为正宗,苏轼是"豪放词派的开创者",虽历来就有争议,但却似乎是大多数词学家的共识.该文对苏轼以前豪放词风源流演变进行梳理探究,提出不同看法一是豪放词不是"别调",与"婉约词"的关系不是母体与变体的关系,而是兄弟或姐妹的关系;二是苏轼不是豪放词风的开山祖师,更不是"豪放词派"的首创者,而是扩大了豪放词的词境,开拓了豪放词的领域,是重要的承继者和发扬光大者.     

两宋之际豪放词派承传的北折与南还——兼论金初蔡松年的转枢作用

豪放词派在两宋之际的承传是随着政治走向变动的。在其开创期的北宋,虽然有着苏轼这样的大文豪作为其开宗鼻祖,但在北宋词坛,豪放词派并没有得到广泛认可和传播。相反,随着北宋灭亡,这种词风被蔡松年带去了北方金朝,形成了"程学盛南苏学北"的情况。蔡松年让豪放词风成为金朝词坛的主流之一,并发扬光大。辛弃疾早年师从蔡松年,很好地继承了此词风,并随着归宋而将此词风重新带入南宋并将其发扬光大。因此,起源于苏轼,成熟并发展于北方金朝蔡松年,最后被辛弃疾带回南宋,才是豪放词派的承传和发展轨迹。     

克服苏词流弊 深化柳词——小议宋初词之集大成者周邦彦

北宋中期较有影响的是豪放派词的开拓者苏轼,而把慢词创作引向通俗、市民化道路的则当是柳永。自此,婉约词风雄踞北宋词坛,苏轼对词的革新竟未能起到很大的反响。但是,他把词的创作由俗的领域向文人士大夫的方向转化,这个贡献在词的发展中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北宋后期词似乎有些传承性地努力摆脱柳永的“俗”向“雅”的方向回归。在这     

从苏轼咏物诗词比较看词与诗的分流

文章选取苏轼的咏物诗词进行比较研究。有深沉情感寓托的咏物词,是对比兴寄托类咏物诗的一种分流,并且与苏轼的贬谪生涯相同步;在分流的过程中,词与诗既有趋同性又有差异性,比兴手法更为深微是咏物词区别于咏物诗的根本所在;正是差异性的存在使得苏轼的咏物词保留了词体幽微要眇的情感特质与隐性起兴的抒情方式,从而完成了对词体的革新。     

苏轼爱情词蠡测

<正>晁补之曾经说过,"眉山公(苏轼)之词短于情"(王若虚《滹南诗话》卷中十八)。其实不然,《全宋词》收苏词约三百五十首,其中百分之七十是言情作品。这些言情词,或无限思念温柔贤惠的亡妻,或深刻同情被侮辱、被损害的歌妓,或表现兄弟之间的深情厚意,或抒发朋友之间的真挚     

周邦彦词与柳俗、苏雅

北宋词坛，柳俗、苏雅各自构体开派，但又未免偏于一端。周邦彦继之而来，取柳、苏之所长的同时救偏补弊，将词体引入更趋于成熟化、典雅化的发展轨迹。固然，周邦彦艺术上的开阔气度不如柳永，内容上的拓新境界逊于苏轼，但其词在表现形式上穷极工巧，既讲究言情之含蕴清丽、辞句之精工圆润，又着力于篇章之缜密变化、声律之谨严和婉，这是柳、苏词未能所及的。周邦彦词折中于柳俗、苏雅之间，另开浑雅典丽一派，亦雅亦俗而又去俗从雅，达到了雅俗共赏的至高审关境界。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称“清真，集大成者也”，客观地看，周邦彦词技巧功力之博大精深．实为北宋词集雅俗之大威者。     

苏轼以唐诗入词的动因研究

对宋人引用唐诗入词之现象学界评价不一．然不同作家之不同状况并不能一言以蔽之。本文通过对苏轼以唐诗入词的动因之分析．认为苏轼通过移诗入词借鉴和模仿了唐诗的创作技巧和风格；通过集句成词，在展现个人才学的同时也帮助词进一步向诗歌靠拢，逐渐雅化；而化用唐人诗意，推陈出新。让词作有了更醇厚的味道。此外的粜栝成词以合乐可歌为创作目的．也正说明了苏轼对词体音乐特性的尊从。多种形式的以唐诗入词是苏轼提高词品的手段，而词体也正是在苏轼手中真正开始由俗转雅了。     

祝颂词与苏轼之前词体诗化关系探析

词体诗化的风气并不始自东坡,在他之前,词体就有着诗化的趋势,这个问题一直少人关注。祝颂词作为宋词中一大题材类型,问津者不多,经过仔细考察,发现祝颂词对苏轼之前词体的诗化,有着推动作用。晚唐五代时期的祝颂词,具有言志特点,是词早期的诗化;北宋政权初建之时,在祭祀活动中将宗庙观念纳入词中,是词在内容方面的诗化;宋初唱酬风气盛行,诗风与词风互相渗透,祝颂词中体现出西昆诗风,是词在风格方面的诗化;柳永的谀圣词中表现了仕进的理性追求,晏殊的寿词中蕴含着节制而理性的人生情致,是词在情感表达方面的诗化。     

追求真与美——许金宝的绘画艺术

苏东坡站在江边昂首远望。江中岛上赭红色的陡峭石壁,迎着东去的浩浩大江,气势非凡。这是许金宝刚刚完成的一幅国画,题为:东坡赤壁怀古。描写的就是苏轼在黄州赤壁即将诞生千古杰作的瞬间。创作这幅画,许先生是下了一番功夫的。他把苏词贴在墙上,反复揣摩,曾想在画面上写“大江东去……”,细想之,放弃了这个念头。苏词的意境要让画面和画题来完成。     

踏遍青山访归处

少时读宋词，知宋词两大派系，一为婉约，一为豪放。老师告知，豪放派代表词人乃苏轼、张元干、辛弃疾也。苏词豪放旷达，辛词豪放悲壮，张元干乃承前启后者也。老师又言张元干乃永泰人士，惊羡之余，亦觉自豪。     

苏轼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说起苏轼苏东坡,大家都知道他是中国历史上数一数二的文学家,但许多人却未必知道,这位大名鼎鼎的文学艺术巨匠,还是一位颇有建树的水利专家.或许是苏轼在文学艺术上光芒太盛,人们对他其他方面(如兴修水利)的"闪光点"常常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其实,苏轼不仅在诗、词、散文、书法、绘画等文学艺术领域成就了得,作为官员的他还善于治理一方,特别是在兴修水利方面更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屡有创举,令人刮目.     

宋词传播系统中的“不和谐音”:豪放词

词以“婉约”为主流是由词的传播性质决定的,从传播学角度而言,“婉约”、“柔媚”是词创作和理论界对词体性的基本认识,也即在词的发展历程中形成的对词这种文体特性的“一致概念”。而北宋苏轼以他的“不合理行为”给已经相对稳定的词之示现媒介传播系统带来了“不和谐”因素,或称“不调和”因素。苏轼以及后继之辛弃疾等人的创作实践和理论引起了词的接受者的三种不同态度其一是接受者完全认同并赞赏苏轼的创举,主张不应拘于“婉约”一统天下的局面;其二是坚持长期以来凝定的词之“婉约”本色,反对苏轼的革新;其三是存保留意见,或接受苏、辛词作中偏婉约的部分,却刻意忽略粗豪的那部分,其实质仍是以“婉约”作为词的基本美学要求。尽管经过几代豪放词人的努力,“豪放”终于在“婉约”主流之外别立一宗,显露出独特的美学风貌,但豪放词派的创作和理论引起接受者态度的改变是渐进的,而且始终处于矛盾、徘徊的状态。由于豪放词不能适应词的根本传播性质,因此豪放词始终没有从根本上撼动词坛“婉约”的主旋律,就好象交响乐中的“不和谐音”一样,始终只能作为主旋律的对立面出现。     

论苏轼的《春秋》学思想

在正统观上,苏轼认为孔子作《春秋》是以礼为本,将礼作为国家盛衰之根本,据礼而进行褒贬,从而依礼强调人伦纲常的重要性并阐发尊王的时代思想;在方法论上,因《春秋》将是非之情寓于其喜怒之间,所以苏轼用观其辞气所向的解经方式诠释孑L子之意,以期能更好地理解《春秋》;在历史观上,苏轼将《春秋》看做信史,认为其以历史事实为本,“具文直书而无隐讳之词”,对相关史实作出客观评价。     

文赤壁与武赤壁

文赤壁与武赤壁杨蓉东坡赤壁一景。赤壁至少有两处，一文一武，传为美谈。而一般中国人读了苏轼的词，总是先知道文赤壁。“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大文豪苏轼这气势雄...     

风气转变与转变风气——基于历史维度的考察

"风气"一词在中国古文献里具有玄妙的哲学意味,所谓一气阴阳成世界,万物尽遭风鼓动,"其机甚微,而所动者大"。放在社会维度来观察,几乎就是一种中国特色的认识论。无论是通观历史还是考察现实,要以判识"风气"为抓     

苏轼禅理诗生成的文化背景

本文由禅理诗的界定入手，从说理诗歌自身发展的历史，北宋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佛教与本土文化的融合．士大夫阶层的禅悦之风，家乡与家庭的影响，苏轼一生与佛禅之缘及屡遭贬谪的多舛命运等方面，分析了苏轼禅理诗生成的文化背景。     

神来妙笔 顶峰绝唱——苏轼中秋词赏析

正近年来,每当月圆之夜,尤其是中秋之夜,都常想起苏轼的咏中秋词。"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这样的名句,全世界凡有华人的地方,多是耳熟能详的,我的父辈、孙辈都能倒背如流,赞美有加。可是我有时追思一下,这首词应赞在何处?美在何处?又觉有点茫然。近日我反复思考,初步认为此词有四大特色,     

黄州时期苏轼的精神创新及其人格魅力

“乌台诗案”之前 ,苏轼是以儒家积极进取的精神进入仕途的。“乌台诗案”之后 ,苏轼集儒道佛三家于一身 ,创立了“东坡精神”。从而形成了他身处逆境而能随物赋形、超然旷达的人生态度。黄州时期苏轼的精神创新 ,还有他的诗词文 ,是给后人留下的一笔千古用之不尽的宝贵财富。苏轼之所以为苏轼 ,是大起大落的经历、超然旷达的个性和那充满生命激情的文字成就了他。这也就是黄州时期的苏轼最具人格魅力的原因所在。     

刊风问题不可小视

何谓刊风?简单说,刊风就是组织编发文稿的作风。从办刊主要是解决宣传什么、怎么宣传这个问题的角度看,也可以说,刊风就是在解决宣传什么、怎么宣传问题过程中所体现的作风。现代汉语词典和辞海都没有收录"刊风"这个词。这说明过去不存在所谓的刊风问题,或者     

“乌台诗案”中苏轼与李定的交锋

苏轼与李定之间存在着间接过节,没有直接发生过冲突,但李定是一个不服母丧之人,投机取巧地投靠王安石变法之新党,并受到重用与提拨。李定的"匿丧事件"受到旧党群臣的猛烈抨击,被迫追服母丧。当他擢为御史中丞掌握大权时,便借宋神宗之力对反对新法呼声最大的苏轼发难,以报复苏轼"诗讥"之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