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的完善

我国的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存在环境知情权法律地位不够明确、环境信息公开主体范围狭窄、环境信息公开内容不全面、环境信息公开法律保障措施较弱等问题。借鉴发达国家或地区以及一些国际法对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的规定,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应当明确环境知情权的法律地位、拓宽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的主体范围、扩大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的内容范围、完善环境信息公开法律保障机制。     

完善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 进一步保障公民知情权

知情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而信息公开是保障公民知情权的制度基础。建立和发展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切实保障公民知情权，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是预防腐败的有效途径，是保护公民自身权益的重要手段。目前我国法律虽然没有有关知情权的明文规定，但该项权利的确立有其宪法依据，同时也是履行有关国际条约义务的必要步骤。公民知情权的保障应当随着社会主义民主进程的深化而不断得到加强。因此，借鉴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建立完善有中国特色的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体系，使公民的知情权依法得到切实保护和得以正确行使，是我们面临的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论我国电子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构建

电子政府是传统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在网络环境下的延伸与拓展，而信息公开制度是电子政府治理理念的灵魂。电子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能够充分保障网络环境下公民知情权的实现，积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构建我国在网络环境下的知情权法律体系，应立足我国政府信息化建设的实际情况，充分汲取国外立法的先进经验，对电子政府信息公开立法进行合理、科学的制度设计，对信息公开的适用范围、实施机制、保障措施和权利主体的救济途径作出详细规定。     

论市域治理中的疫情信息公开

市域政府的治理管控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疫情防控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包括疫情基本信息、疫情应对信息、疫情期间的民生信息等,可能会引发公众的隐私权和知情权的矛盾冲突。协调公共卫生事件中公众隐私权和知情权的冲突和矛盾考验政府治理能力和水平。疫情防控既要保障公众知情权,又要保护隐私权。平衡隐私权和公众知情权的权益,隐私权需要适度的让步。应坚守疫情信息公开的基本原则,规范疫情信息收集和公开的主体,完善疫情信息公开的立法,加强疫情信息公开的监督,以完善市域治理中的疫情防控信息公开。     

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关系简论

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关系是政府机关在公开其拥有的信息过程中所形成的不同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关系的主体是政府信息公开过程中权利的享有者和义务的承担者。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关系的客体则是政府所拥有的“信息”,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关系的内容则是政府信息公开过程中的权利与义务。     

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关系简论

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关系是政府机关在公开其拥有的信息过程中所形成的不同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关系的主体是政府信息公开过程中权利的享有者和义务的承担者.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关系的客体则是政府所拥有的“信息“,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关系的内容则是政府信息公开过程中的权利与义务.……     

也谈公共安全治理--透析马加爵案件的三个"公开"

随着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修宪的完成,“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宪法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第三十三条(增加)第三款,在国家的根本大法层面确立了人权保障的理念。而作为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知情权也随之深入民心。在民众要求信息公开的呼声中,以信息公开为契机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新模式的建立提上了日程。近来关于马加爵案件谈论甚多,但多从心理学和教育领域提及,本文从马加爵案件中警方的三个“公开”入手,提出典型案例对公共安全治理的积极推动意义,以服务于小康社会建设的需要。公共安全的社会化趋势与信息公开(一)公共安…     

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关系简论

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关系是政府机关在公开其拥有的信息过程中所形成的不同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关系的主体是政府信息公开过程中权利的享有者和义务的承担者.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关系的客体则是政府所拥有的"信息",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关系的内容则是政府信息公开过程中的权利与义务.     

电子政务信息资源共享与公民知情权的实现

知情权是政务公开的理论基础之一,电子政务信息资源共享是政务公开的理想途径之一。政府通过电子政务信息资源与公民的共享来保护和实现公民知情权,同时在共享过程中促使政府不断地发展。     

全民参与环保,彰显治污决心

"环境保护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应当建立公众有序参与的机制,法律明确了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如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公开环境信息,重点排污单位应当主动公开环境信息;明确了公益诉讼制度。"6月26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鸣起作关于环境保护     

我国行政法律在行政主体信息义务制度设计上的缺失及其立法建议

在现代社会,人们对公民的知情权赋予了愈来愈多的关注。知情权是一项基本的人权,是建立现代民主政治和信息化社会的基础性权利。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主人有权依法了解、知悉公仆的一切活动情况,并依此对公仆作出切实有效的监督。通过立法设定行政主体的信息义务、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利,是实现公民知情权最基本的途径。本文从发挥人大立法职能的角度,对我国现行行政法律在行政主体信息义务的制度建构方面作一些思考,以就教于大家。　　一、我国行政法律在行政主体信息义务上的缺失　　行…     

知情权与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宪法依据

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随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而建立,但是该条例并未明确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宪法基础。虽然学界通说将知情权作为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宪法依据,但是从我国《宪法》具体条文来看,知情权并不能作为该制度的宪法依据。在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宪法依据应当是人民主权原则。将人民主权原则作为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宪法依据,既有理论支撑,也有外国立法例可借鉴,并且有利于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发展。     

震中信息公开打造公民本位的阳光政府

2008年5月1日,我国一部备受瞩目的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开始实施。这部于去年4月颁布的行政法规,明确规定了公民的知情权和政府的信息公开义务,使我国政府迈向一个信息公开的新时代。5月12日那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也让全国人民体会了这一条例的巨大威力。“这次地震,公众能够得到的信息铺天盖地。在我国,人们以前从未如此真切地看到过一个灾难这么多的场景和细节。”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尹韵公说,     

政府信息公开法治化的障碍与路径选择

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正式实施三年来,在思想观念、法律制度、监督体制等方面依然存在着阻碍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法治化的障碍。政府信息公开的法治化之路:一是必须是在公众参与的现代法治立法模式下,以保障公民的知情权为立法目的,用法律的确定性和规范性重构我国信息公开的法律体系;二是政府信息公开法律落实的关键,在于加强来自于行政权外部的人大监督、司法监督与民间力量的监督。     

政府的现实选择:信息公开

加入世贸组织给中国政府提出了增强透明度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按照规则和惯例行事，无疑是政府需要做出的正确选择。政府信息公开就是这个选择中适应新规则所绕不开的一个重要话题。信息公开是政府的义务，是公民实现知情权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公共利益的需要。公民对所有国家机关的活动都应该有知情权，大到国家制定法律、法规、规章这样的立法过程，小到公民查阅自己的档案，以及咨询可为自身服务的各种相关信息。每一个公民都有权获得与自己的利益相关的政府政策的信息，包括立法活动、法律条款、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公共开支以及其它…     

欧共体环境信息公开立法发展述评

欧共体层面的环境信息公开立法,包括基础条约的一般规定,以及辅助性立法的具体规定和专门规定。对欧共体法律深具影响的具有独立意义的环境知情权立法,可以概括为“两个指令和一个公约”。从90/313/EEC到2003/4/EC,欧共体通过提高和协调环境信息公开的透明度的标准,促进环境保护。欧共体的环境信息公开立法在立法理念、立法技术以及制度评估方面对于中国环境信息立法有着借鉴意义。     

从公共危机视角看政府信息公开的时代价值

随着我国依法治国的不断深入，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施行，标志着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建设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尤其在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信息公开的意义尤为重要。文章从保障公民的知情权、消除社会不安定因素、树立政府的良好形象、防止行政权力滥用等方面深入探讨了政府信息公开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时代价值。     

股东知情权刍议

股东知情权制度的研究是当前我国公司法律制度研究中的新领域。股东知情权的出现及发展是建立在现代公司基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基础之上的。股东知情权应当是指股东所享有并在法定许可范围内依法定方式积极行使的一项基础性权利,是一项拥有自益权、公益权、工具性、单独性的股东权。股东知情权具有基础性、独立性、义务相对性、限制性等特点,股东知情权产生的法理基础源于股东的所有者身份、两权分离、信息不对称、委托代理关系。     

价格听证会的信息公开化研究

召开价格听证会,在我国政府决策领域引入公开听证程序,是政府行政制度改革进程中的一项开创性工作。信息公开不仅是法律赋予价格听证的原则性规定、价格听证制度的核心理念,也是充分发挥听证会效用、实现消费者知情权的有效途径。     

论突发事件中知情权限制的正当性及限制原则

许多政府工作人员对突发事件中的信息公开没有正确的认识，认为突发事件中信息公开不利于社会稳定，“信息公开越全面，社会越混乱”，所以紧急情况下，公民的知情权应该受到限制。基于这样的错误认识，突发事件发生时，他们总是以维护社会稳定为借口，拒绝公开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