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案例指导制度在侦查讯问中的运用

探索侦查程序的改革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一项重要内容。侦查讯问的法制化又是理论和实务界争论的焦点之一。在落实保障人权的背景之下,要实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双重目的,就必须提高侦查讯问方法的法制化、民主化、科学化水平。建立案例指导制度是行之有效的方式,它既可以实现讯问的预期目的,同时又不违反法律的规定。文章对我国侦查讯问中建立案例指导制度进行了系统的构想,以期为案例指导制度构建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     

日韩侦查讯问监督方式对我国的启示

随着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的颁布,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不断发展、完善。新刑诉法对于侦查讯问监督方面的规定较以前有很大进步,但是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待提高。通过对日本和韩国的侦查讯问监督现状进行分析,总结日本和韩国侦查讯问监督的特点,指出我国可以借鉴的方式,借此以推进我国侦查讯问监督的完善。     

侦查讯问教学实践中犯罪嫌疑人的模拟

模拟讯问是《侦查讯问学》教学中重要的实践性教学环节，组织模拟讯问，不仅是学生学习讯问知识和熟悉讯问程序的重要方法，也是其掌握和领会讯问技巧的重要途径。侦查讯问是一种具有对抗性的面对面的双向交流活动，侦查人员和犯罪嫌疑人是互争胜负的两方，尽管在讯问实践中经常出现双方在言辞上的激烈对抗[1]，但侦查人员和犯罪嫌疑人在心理上的较量仍是侦查讯问的主要矛盾。而模拟讯问一般不具有这种特点，模拟的双方在心理上的对抗远不如实际讯问强烈，特别是模拟犯罪嫌疑人的角色往往不可能具有实际犯罪嫌疑人的一般心态。例如，真正的…     

对讯问策略的法律思考

本文结合国内外讯问专家和司法判例对于侦查阶段讯问特点的阐述,认为法律应该为侦查讯问留出一定的合法性空间。随后,结合德国的制度对于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3条的内容进行探讨,认为讯问是一项任意性侦查措施,且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可以从法理上推导出来。本文另从实体上对第93条的内容规定的"义务"和"权利"进行概念诠释以及对讯问方法合法性轮廓界定,最后从审前报送、事中监督和事后审查等程序上设计对侦查人员进行非法讯问的规制制度以规范讯问活动。     

侦查人员讯问语言研究

侦查讯问语言为法律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在法律语言学研究的众多方面和角度之中,为学界研究的重点和难点之一。就侦查讯问而言,整个讯问都是通过语言来进行的,侦查人员的讯问策略意图都是通过语言来贯彻和实现的。总体看,对侦查讯问语言的研究还是一个比较年轻的领域,尤其是在新刑诉法实施的背景下,对侦查人员讯问语言的研究既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具有实务操作的紧迫性。侦查讯问作为法定的侦查行为,其语言的使用需要规范,应当根据法律要求、案件情况、犯罪嫌疑人心理、案件证据情况辩证运用。未来侦查讯问应弱化侦查讯问人员的"权威性特征",缓和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冲突和不平衡关系,以创造双方交流沟通氛围的会话式讯问。     

我国现行侦查讯问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改革完善

1997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进一步完善了我国侦查讯问制度,在揭露罪犯、保障人权和追求诉讼公正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该法实施以来,也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有侦查人员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权利关系严重失衡,侦查讯问程序和内容有待丰富和完善,相关制度配套不健全。要进一步完善侦查讯问制度,就要建立完善侦查讯问相关的配套制度,规范侦查讯问程序,明确侦查讯问的原则及相关规则。     

侦查阶段律师介入对讯问的影响及对策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于一九九七年一月一日开始正式颁布实施。这部新刑诉法针对一九七九年刑诉法的许多问题作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并补充了一系列的条款。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关于律师提前介入侦查的规定。本文将对这一规定在实施中对讯问所产生的影响作一探讨。     

论犯罪心理画像在侦查讯问中的应用

犯罪心理画像作为一种辅助侦查手段,在侦查工作的各个环节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侦查讯问的实质是一种心理战,在侦查讯问过程中运用犯罪心理画像尤为重要。对此,应该充分认识到犯罪心理画像应用于侦查讯问的必要性及可行性,明确在侦查讯问过程中犯罪心理画像的内容,掌握在侦查讯问过程中运用犯罪心理画像的途径和方法。     

侦查机关如何应对新刑诉法侦查程序的修改

旧刑诉法侦查程序的主要特点是侦查机关权力强大和相对人权利弱小的矛盾。新刑诉法对侦查程序的修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扩大了律师在侦查程序中的参与权，赋予律师辩护人地位；二是改革部分强制措施；三是技术侦查合法化；四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其警察出庭作证制度确立等。对于新刑诉法的修改，侦查机关面临的挑战和应对的策略主要有：一是观念转变；二是改变传统侦查模式，由传统侦查模式走向现代侦查模式；三是改变目前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的关系，由侦检分立走向侦检合作。     

关于证据立法的若干问题

证据立法成为诉讼法学界和司法实践部门共同关注的问题。刑事证据制度是一国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刑事证据法的内容应是对刑事诉讼法原有证据规则的补充和细化。证据立法应保留刑诉法中证据的定义,载明立法宗旨和基本原则,其中涉及侦查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证人作证,证据展示,非法证据排除,举证责任,证明标准,司法鉴定,简易程序中的证据运用十二个问题。     

侦审合一后的预审工作研究

我国的预审制度起源于1931年1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颁布的训令,立法于1979年7月我国颁布的第一部《刑事诉讼法》中,它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97年6月公安部作出侦审合一的刑侦体制改革,但目前侦审合一呈现多元化的格局,它既有改革相配套的制度和措施跟不上的原因,又有侦查人员破案任务重和素质能力弱,无法适应改革要求的原因。未来的预审工作,除了允许侦审合一的多种形式存在外,应当继续推进侦审合一;提高现有侦查人员侦查、预审素质;实行受过专门训练的公安、政法院校侦查学专业或者相近专业毕业的学生准入侦查部门的制度。     

供述中嫌疑人自我服务偏见的诊断与引导

在新《刑事诉讼法》实施的新形势下,侦查审讯工作需要转变观念,将审讯模式转为对嫌疑人心理操控和强制为主的新模式。供述中嫌疑人自我服务偏见是嫌疑人在供述情境下必然产生的心理现象,对其进行正确的解读和引导是必要的。在社会心理学领域,关于自我服务偏见这一心理现象的研究发端早,形成的理论体系较为成熟完善。要研究供述中犯罪嫌疑人自我服务偏见的诊断与引导,需要先以社会心理学对自我服务偏见已有的研究为基础,将其纳入犯罪嫌疑人供述心理研究范围内,明确供述中犯罪嫌疑人自我服务偏见现象的特殊性及其作用形式,然后在具体审讯实例中对其进行准确诊断和正确引导,以达到顺利讯问,获得真实供述的目的。     

录音录像下的审讯策略探析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规定侦查机关在办理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时均须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侦查人员必须研究录音录像可能给侦查讯问工作带来的挑战,调整心态,合理地研究制订审讯策略。既要注重发挥录音录像的独特优势,也要注意避免法律明确禁止的违法取证手段。     

以博弈论视角探究侦查讯问中供述的自愿性

新《刑事诉讼法》已经颁布实施,其中规定的“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被许多学者认为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但是出于追诉犯罪的需要,侦查机关不可能在讯问中放弃获取犯罪嫌疑人供述的努力,而犯罪嫌疑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不可能毫无阻抗的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在这样一对矛盾体中,如何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况下获取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就成为侦查机关在讯问中首要关心的问题。     

谈加强命案侦查能力的建设——以新律师法实施为视角

新律师法突破了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提高了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可操作性、增强了律师在命案的刑事诉讼中对公安司法机关的制衡力。在命案侦查模式、侦查规范化、办案质量、讯问取证等方面带来新问题，对公安机关而言，迎来了命案侦查工作新的发展机遇与严峻挑战并存的关键时期，加强公安机关命案侦查能力建设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和突破口。     

论刑事侦查的一般步骤

随着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刑侦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的颁发，刑事侦查活动的一般步骤更趋正规化、科学化。本文论述了刑事侦查活动的五个基本步骤：立案、案情分析、初步侦查、深入侦查、结案。     

论侦查终结的条件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侦查终结的条件的规定过于简单,并且将侦查终结的条件和对案件的处理方式一并表述,没有完全体现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侦查终结条件的规定要求,不利于侦查人员及其负责人掌握。我国刑事诉讼法再次修改时,应单独规定侦查终结的条件。即“侦查机关或部门侦查终结的案件,应当做到案件全部事实、情节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案件性质认定准确,法律手续完备。”     

论我国鼓励供述机制的建立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新增的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和律师介入提前到侦查阶段等条款,保障了犯罪嫌疑人供述的自愿性,同时也给讯问工作带来了挑战,如何促进如实供述成为了实践中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以此为背景,结合我国打击犯罪的现实需要和国情特点,分析了建立鼓励供述机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提出了具体构想,主要包括增加法定从宽情节、适当扩大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范围、构建中国化的控辩协商制度、借鉴作证豁免制度等。     

外国刑法学教学思考

外国刑法学,作为一门研究外国刑法理论与刑法制度的学科有广泛开设的必要性。但在教学实践中,存在教学内容不均衡、教学方法不丰富及教学资源不充足的尴尬。反思外国刑法学教学尴尬之余,须重新定位外国刑法学的教学目标,其应当是传递法律价值观念,弘扬法律比较精神。本着理论与实践并重的思路进行适合于本课程教学的新尝试,包括小组讨论、课堂辩论和模拟法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