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国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体制思考

目前我国推行的“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体制因县级财政负担沉重、地区间发展差距过大以及中央和省级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转移支付过少而面临窘境,深化现行投入体制的改革已是当务之急。笔者建议,应推行“以国为主”的义务教育财政投入新体制,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的主要责任由中央政府承担,从而切实保障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的稳定来源,减弱经费的短缺程度,从根本上解决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瓶颈问题。     

从县级财政看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政府间转移支付是当今世界分税制国家普遍采取的一项财政平衡手段,县级财政作为财政体系的基础,位置举足轻重,运行日益困难。我国转移支付的积极作用和在县级财政层面上存在的主要问题,要求改革和完善我国现行转移支付制度。     

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主体的经济学分析

20年以来,"分级办学"的农村义务教育正在令基层政府与农民承受巨大的压力,"以县为主"的义务教育投入体系在县级财政上面临着总量不足的困境。在分析农村义务教育投入存在的问题的根源的基础上,再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义务教育的属性。作为全国性公共产品的农村义务教育应该由中央政府承担主要的、基本的教育经费。     

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主体的经济学分析

20年以来,"分级办学"的农村义务教育正在令基层政府与农民承受巨大的压力,"以县为主"的义务教育投入体系在县级财政上面临着总量不足的困境.在分析农村义务教育投入存在的问题的根源的基础上,再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义务教育的属性.作为全国性公共产品的农村义务教育应该由中央政府承担主要的、基本的教育经费.     

论税费改革对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的影响

税费改革取消了教育费附加和教育集资,对农村义务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得农村办学体制与农村财税体制的矛盾益发显露,引发了农村义务教育的生存危机。要适应税费改革和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需要,就必须建立各级财政分级合理负担的农村义务教育投入机制,规范农村义务教育转移支付制度,完善农村义务教育预算管理体制。     

农村义务教育均等化进程中的体制障碍分析

现行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体制虽然在税源、财政能力以及筹措义务教育经费的统筹与协调能力上都强于乡级政府,但总体上看仍然没有摆脱"分级办学"制度下城乡教育二元分治的格局,县级行政区域仍然属于农村,从乡镇为主到以县为主,仍然只是在农村内部调整教育资金的汲取和再分配,体制内可调控资源空间有限,对改变一个市或地区内部,一个省区内部以及全国范围内发展非均等化的局面难以奏效。分税制改革后,府际关系呈现财力逐级集中与事权层层下放的逆向变化,县乡基层政府财权与事权矛盾突出,仅通过县级政府调整自身的财政支出结构来满足义务教育发展经费的需要,空间十分有限。地区间人口流动频次的加快以及城乡二元户籍壁垒的逐步松动而带来农村义务教育外部效应的扩散化,导致县级政府无法有效地将提供农村义务教育的成本与收益完全内化在县域范围内,县级政府面临实现均等化和解决内在投资动力不足的双重困境。     

完善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探讨

我国自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对地方政府以及省级政府以下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也发生了明显变化。但是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的转移支付制度一直不规范,也不能很好地履行实现地区间公共服务均衡化的职责。为此,应采取明确划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事权和公共支出范围;减少转移支付层次;规范转移支付数额的确定模式,建立多因素的科学的转移支付标准公式;规范财政专项补助,严格控制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的设置;优化和调整转移支付结构;建立中央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制定比较完备的关于转移支付的法律等措施,完善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均衡投入 减轻农民教育负担

随着近年来的农村税费改革，教育集资和教育附加费被取消了，乡级政府和农村不再直接承担义务教育的财政责任，其经费基本上全落在县级政府身上，为了减少开支，再加上农村生源越来越少，许多农村学校撤并，适龄儿童转入位于镇上的中心小学就读。也有的是因为农村教学质量差，     

对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监督体系的思考

财政转移支付是各级政府间财政资金的相互转移或财政资金在各级政府之间的再分配。随着我国加入WTO,我国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面临着全新的挑战和机遇,如何适应新形势下转移支付制度的监督工作,是保障财政转移支付稳定发展的重要课题。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监督体     

国外政府实施义务教育的模式及其启示

规范的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解决一国义务教育经费总量不足和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的主要措施。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经过不断探索和实践,各自建立起了适应本国国情的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较好地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值得我国借鉴。     

论新世纪统一战线在实践"三个代表"中的"位"与"为"

为先进生产力服务是巩固和发展新时期统一战线的物质基础 ;为先进文化的发展服务是巩固和发展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思想基础 ;为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是巩固和发展新时期统一战线的群众基础。新时期统一战线只有以“三个代表”为旗帜 ,把人心、智慧和力量凝聚在这面旗帜下 ,才能有“位”有“为”。     

从Music到中国仪式之"樂"

中国的仪式之樂,不仅在形态表征上具有综合及动态的特征,亦在人文蕴含中富有多重维度。因此,基于独立艺术门类标准的、以曲目音调文本为主体的音乐分析手段则不足以面对之。面对思想层面的认知模式以及行为层面互动关系构成的仪式音乐生态,应以仪式音乐自身来做研究的范畴。如果说仪式之樂是中国传统音乐的原在方式,它亦是中国传统音乐的源流方式。此樂,正是我们以本土话语折返音乐学本位的切入点。     

“七一”讲话中的若干“第一次”

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一次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进行严格的概念性表述.第一次提出"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紧要和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第一次指出"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第一次提出,全党同志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坚持从新的实际出发,以改革的精神研究和解决党的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第一次点明"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第一次提出不仅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而且要坚持其"科学精神".第一次系统地提出应当从哪些方面解放思想.第一次明确规定了判断一个政党是否先进,是不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标准.第一次系统科学地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阶层构成"的新变化.第一次提出新形势下应吸收"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入党,并重申了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第一次系统提出我们党要在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     

领导干部守"节"重在"严"

领导干部的一言一行对群众起着导向和示范作用,因而常常成为广大干部群众关注的焦点.领导干部能否守好革命气节,不仅影响领导干部的自身形象,而且影响到单位的全面建设.领导干部要经受住"酒绿灯红"的考验,守好"节",必须自觉加强思想政治修养,在实践中不断锤炼自己的意志、品质,着重在"严"字上下功夫.     

中国"跨世纪的一代"与美国"愤怒的一代"之比较

中国"八十年代生人"的"跨世纪的一代",与美国半个世纪前"愤怒的一代"相比,我们可以发现两者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因此有人说中国"跨世纪的一代"是半个世纪前美国"愤怒的一代"的克隆版.到底如何?本文将就这一问题作以简单的比较和理论分析.     

试论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制造工厂”，但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中国制造”几何级速度的蔓延，“中国制造”面临着多重困境。中国企业要摆脱困局，就必须走向“中国创造”。笔者在文中阐述了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并指出了转变中应注意的问题和转变的措施。     

公共场所安检工作“效率”与“效果”间的权衡

由于公共场所服务对象的特殊性,公共场所安全检查工作对“效率”与“效果”都有较高的要求。要兼顾公共场所安检工作的“效率”和“效果”,必须处理好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依法管理和用心服务的关系、公共安全和生活便捷的关系。为了解决公共场所安检工作现存在的工作处理不够协调、检查标准设定不够明确、安检队伍素质良莠不齐与工作效率低下等问题,必须在“工作效率”与“工作效果”标准都不降低的前提下,权衡兼顾两者。     

我国农村社区治理的“破”与“立”——以山东省日照市社区自治经验为例

随着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和城镇化进程加快,我国农村社区治理面临着新的问题。农村社区治理主体缺失、经济利益分化严重、村民自治能力培育不足、不良选举文化频繁入侵等问题广泛存在,严重干扰了农村社区村民自治的开展,损害了农村社区村民的合法权益,危害着农村社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山东省日照市作为全国唯一的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在农村社区组织架构、管理形式和目标追求上实现了"三破三立",创新基层民主形式,推动基层民主进步,实现了农村社区的文明自治和稳定发展。当前推进农村社区治理,需要维护村民自治权利的主体地位,确保村民自治权利有充分的实现路径;需要厘清农村社区的自治任务与服务功能,以创新精神推动农村社区治理工作格局的变革。     

《德意志意识形态》对"两个和解"的系统阐发

"两个和解"即人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同本身的和解.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站在实践唯物主义的立场,从生产和交往相互作用的角度,系统分析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从分裂到统一的历史过程,论证了通过自由联合共同占有物质生活条件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两个和解"的真正实现.     

重思“法律信仰”

法律信仰在我国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其之所以如此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法律信仰这个源自西方的命题不加审视地视其为真理而简单接受。笔者在考察伯尔曼法律信仰命题背后的问题意识的基础上,认为法律信仰是将二元论下两个根本有别的秩序体简单联合在一起的失败努力。同时,基于对引发法律信仰思考的问题意识的肯定和公民宗教问题的讨论中,笔者认为在一元论社会条件下应该提倡的是"法律信心"而非法律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