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案上市公司等大型企业合规监管优化路径探析

深化对涉案企业,特别是涉案上市公司合规建设的监管,确保“真监管”“真合规”,是推动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工作行稳致远的关键。当前,在涉案上市公司等大型企业的合规实践中,存在着办案检察官的监管主导作用发挥不明显、第三方组织监管薄弱、各方力量未能充分调动、涉案上市公司的主观能动性调动不足等问题。对此,需要从强化检察机关主导责任、推动第三方组织专业化、规范化履职、设立驻企合规监管团队嵌入式开展专业监管、构建涉案上市公司内部合规管理体系等几个方面入手,通过建立一套系统化的合规监管体系,以防范“纸面合规”“虚假合规”。     

企业刑事合规本土化现实困境与路径匡正

近年来,关于保障民营企业发展的呼声愈发高涨,针对实践中存在“办一个案子,垮一个厂子”的司法现象,开展企业刑事合规具有现实紧迫性。对完成合规计划、通过合规考验的涉案企业作出不起诉决定,不仅可以挽救企业,也可以避免社会震荡。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主导下,企业刑事合规改革试点在全国如火如荼铺开,取得良好社会效果的同时在法律衔接、合规适用对象、部门协作等方面还存在诸多现实困境,应通过完善法律供给、发展多元化适用对象、加强部门联动等路径予以匡正。     

涉案企业合规附条件量刑从宽制度构建研究

我国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在审判阶段的实践探索，一方面具有检察机关主导推进、以量刑从宽为处理结果、从宽结果惠及企业与责任人两方主体的特征，另一方面也面临偏离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目标与对企业合规整改的激励性不足的现实困境。企业合规附条件量刑从宽制度以期望理论、系统理论为理性内核，依托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最新发展，具有程序衔接、利益相称、预防导向的特殊功能定位，可以有效缓解上述困境。企业合规附条件量刑从宽适用于企业合规不起诉无法覆盖的重罪案件以及合规不起诉阶段整改失败的案件。为充分释放企业合规在量刑从宽方面的效应，应对认罪认罚与合规整改分别评价，并将有效合规整改作为量刑从宽的标准。人民法院可以依据涉案企业进行合规整改的时间进度，视不同的合规整改情况，给予涉案企业阶梯式的从宽利益。此外，检法合作是企业合规附条件量刑从宽的必要制度保障。     

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类企业合规治理研究——以ZC地区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类涉案企业合规治理为例

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类案件的行政和刑事双重违法性是检察机关主导企业合规治理的理论基础，以促进矿山企业生态修复为主要内容的高质量办案是检察机关对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类企业合规治理的实践基础。针对H省ZC地区存在的部分矿山企业破坏环境资源问题，以涉案企业合规治理现代化发展趋势作为理论基础，以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为导向，借鉴国内外企业合规治理模式，探索环境资源保护领域企业行政合规与刑事合规治理方向，制定“检察主导、多方参与”的环境资源保护领域企业合规治理对策，可以为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类企业合规治理本土化、现代化提供可行路径。     

中西治学方式之差异

中西治学方式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一是在处理“学” (基础理论研究 )与“术” (应用研究 )关系时有所不同。西方的“学”与“术”是两种不同的层次 ,两者分工明确 ,而且紧密结合。而中国则“学”、“术”不分或有“术”无“学”。二是在对待“博”与“专”的关系时有差异。西方学者大多“先专后博” ,即先进入某一个领域 ,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做出成果后再扩大知识面。中国传统的学者多为“先博后专” ,即先打好扎实的基础 ,掌握广博的知识 ,然后再进入某一个专业领域进行研究。三是研究的注重点不同 ,即“点”与“面”的差异。所谓“点” ,即研究的视角集中在社会或文化的某一要素或某一主题 ;所谓“面” ,即研究的视角大多是一个专题或一个领域。西方学术注重“点” ,而中国学术强调“面”。     

论德国企业合规制度中企业所有人的监管责任——以德国《违反秩序法》第130条为中心

德国《违反秩序法》第130条对企业所有人的监管责任作出了专门规定，在德国企业合规制度框架中处于核心地位。由直接行为主体责任、被代理者责任、企业责任和企业所有人责任组成的“四维结构”，凸显了德国企业合规制度的典型特点。就企业所有人监管责任而言，其核心在于有效的企业监管与合规机制的建立与运行，具有“抽象危险犯”的性质，在实践中得以广泛适用。企业所有人监管责任的归结需要具备主体、行为、主观和客观处罚条件等各个方面的要件。德国企业合规制度中企业所有人监管责任的具体规定和适用实践，对于我国企业合规制度改革具有一定的参照意义。     

“三讲”与依法合规经营

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三讲”(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活动正在全国展开。根据小平同志“实事求是”的原则,不同行业的“三讲”应有不同的侧重点和具体内容,交通银行则把“依法合规经营”列为“三讲”的重点之一。随着我国市场化步伐的加快,金融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核心作用和枢纽地位日益突出,而商业银行能否坚持依法合规经营,则是发挥其核心作用和枢纽地位的关键因素之一。其一,能否坚持依法合规经营,是对商业银行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党性修养的一种实际检验。作为党员,讲政治、讲正     

“代为付款”结算方式潜在的刑事风险与防控研究——以影视文化行业为例

实践中很多企业出于资金管控或者支付便利的目的,经常通过合同约定由自己的关联公司向合同相对方"代为付款"。这种付款方式在影视行业十分常见。但是这种付款方式容易造成财税账目混乱,从而涉及偷税漏税的刑事风险。在大额的境外代付中存在着涉嫌非法经营的刑事风险。甚至在一些金额来源不明的代为付款中还可能涉嫌洗钱犯罪。系统识别刑事风险点,构建律师提前介入的刑事合规模式,是当前加强刑事风险防控,完善刑事合规业务的着眼点。     

漳浦县群策群力，全方位开展医保扩面工作

针对漳浦县企业多、员工多、点多面长、时间紧、任务重的实际情况，经漳浦县劳动保障局领导和医保工作人员的多次研究探讨，制定了“以灵活就业人员参保促进重点企业参保，以重点企业参保带动小企业参保”的工作方案。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使扩面工作不断深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医疗保险统筹覆盖遍及各类群体，     

试论国有股份基金化

本文试图为目前热得过头的“股份制改造”浇点冷水,主要论点是要破除“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神话。”明晰的产权是股份制改造的前提条件而非结果,所以希冀借股份制来达到划清国有资产产权的看法是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的。而在国家与企业之间引入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将国有股份基金化则不失为一条可选的途径。 一、股份制不是“独步单方” 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认识,由早期“松绑式”的放权让利到“两权分离”,尔后意识到产权改革的必要性,进而提出以股份制来完成国有大中型企业向现代公司制度转轨的思路,这一理论上的“三级跳”,不可否认是历史性的进步。但问题在于,目前理论界出现了一种“泛产权化”或称为“泛股份制”的倾向,似乎国有企业的问题就是产权界定不清晰的问题,而股份制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的药方。但是,在近几年股份改革的实践中却涌现出了西方股份制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带有“中国特色” 的困难:1)国有股在许多国有企业中仍占据50％以上的绝对控股地位,原主管部门作为国家股股东能撤换经理人员,直接干预企业经营,政府和企业直接联系的“脐带”不仅没有剪断,反而卡得更紧,而且这种干预还要走向合法公化,凭籍国有股的控股地位取得法律上的依据。2)目前还有至少 2/3的国有     

刑法第64条涉案财物处理措施的体系性解读

我国刑法第64条内部逻辑关系混乱,并存在与刑法相关条款、刑事诉讼法中有关附带民事诉讼、“没收违法所得程序”等规定的外部协调问题。“追缴”是“返还”“没收”的或然型前置性程序措施,适用于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物不在案的情形;“责令退赔”具有实体处分性,包含退还替代物和以犯罪分子的合法财产赔偿损失等两层含义,适用于涉案财物因事实或法律原因无法追缴的情况;“返还”与“没收”都是对涉案财物的最终实体处分;“上缴”是对“没收的违禁品、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以及不需要返还被害人部分的违法所得”进行最终转移的程序性措施。只有充分把握其中的逻辑关系,才能在文义与功能层面协调涉案财物处置与刑法相关条款以及刑事诉讼法中有关程序的关系。     

“协同政府”:新公共管理改革的新阶段

“协同政府”是上个世纪 90年代中后期以来西方国家新公共管理改革实践的新趋势 ,也是英国新工党政府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 ,本文重点介绍了英国“协同政府”产生的背景、主要做法及其特点。     

市检察机关把“三立建设”作为预防重点 预防职务犯罪取得积极效果

近年来，本市检察机关结合上海实际，突出预防工作的前瞻性、主动性、实效性，将推动预防犯罪地方立法、行政执法机关立规、行业系统立制的“三立”建设作为预防工作的重点内容，努力实现预防工作重心由点向面深化、由量的追求向质的提升深化、由做法和经验向规范化、制度化的模式、程序深化，不少行之有效的做法对预防职务犯罪的发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从杆石桥模式到世界警务改革大趋势——中西警务改革比较 第四部分 警察体制的比较

体制 ,表示 :一整套互相联结 ,彼此成体系的事情与部分。模式 ,其含义为辅助分析某一体系的简化分类。当提到警察体制时 ,有人往往会认为仅指领导体制 ,或仅指组织机构与编制等 ,这是我国比较警察研究中的一种认识误区。体制模式除了组织、机构外 ,还包括很多方面。至今世界上有以下几种体制模式分类 :梅拜的四种模式 ;邱华君的两派论。新警察体制模式划分说称之为“六种警察体制模式分类说” ,“中国模式”应单独成立。英国警察体制 ,其特点是“中央与地方分权式“的自治体警察 ,我国警察体制是“条块结合 ,以块为主”。两种体制听起来十分相似 ,但在基层警察 ,英国实际上是“条块结合 ,以条为主”。在杆石桥调查中 ,有近 80 %的基层民警都主张基层公安机关改革 ,应逐步向“以分局领导为主 ,统一标准”的方向发展 ,与世界警务改革的趋势十分相似。     

发挥优势 广开门路

发展民政经济有不利条件，也有有利条件。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广开门路，这是加速发展民政经济的一个重要策略。面对新的形势，我们应注意发挥4个优势：一是发挥政策优势，办好两种工厂。税制改革之后，政府取消了一些不合理的优惠，而民政福利企业减免税优惠政策被保留下来，这是一个优势；由民政部门承办发行社会福利奖券，这也是优势。应运用这两个优势，办好两种工厂：搞好福利生产，办好福利工厂；搞好有奖募捐，办好这一“无烟工厂”。只要我们用足用活政策，民政经济就可占天时，得人和，办好两种厂“，取得双丰收。二是发挥行业优…     

从价格的角度探讨改革的整体思维

<正> 一、市场引导企业要求政企分开市场价格信号真正能起到引导企业的作用,必须具备两个方面的条件:一方面就是价格信号能真实地反映商品价值和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真实反映市场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另一方面,企业要渴望获得市场价格信号,按价格信号的引导进行生产经营。只有具备了这两个条件,才有可能也有必要实现“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改革模式。这两个条件的促成,前者是价格改革本身应完成的内容,后者则是企业改革的内容。企业要完成按市场价格信号进行生产经营,企业必须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这就要求企     

中国国企改革进程及现阶段国企改革的特征

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已经经历了20多年的时间。目前中国的企业改革由“被动式”改革进入“主动式”改革阶段,这是企业改革的阶段性特征。在现阶段企业改革过程中,认识、把握这一基本特征至关重要。对于我们推进国企改革向纵深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创建监管信息主导警务机制的实践与思考

改革看守所警务模式是现阶段公安监管部门工作重点之一。警务模式改革的主要内容表现在“二岗合一”、“主协管配合”和监管信息主导警务3个方面,其中监管信息主导警务处在核心地位。要抓好看守所警务模式改革,必须重点建立监管信息主导警务机制。这里,结合湖北省创建监管信息主导警务机制的实践做些思考。一、监管信息主导警务机制的目标看守所警务模式改革需要解决“看”和“管”的工作效率和协调机制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建立一种实时、高效、科学的警务模式。建立监管信息主导警务机制,正是顺应了这一要求。(一)监管信息系统是看、管改革…     

新西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其启示

新西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两个主要特色：排除模式由自动排除转向裁量排除；法官行使裁量权时遵循行政上的“比例原则”。这两个特色启示我们，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建构应采取裁量排除模式，法官在考量对非法获取的证据是否排除时应遵循“比例原则”。     

内部横向视角下政府数据跨部门协同治理的过程分析

基于内部横向视角推进政府数据跨部门协同治理,是深化政府数据治理改革的重要内容。综合采用文献综述、理论推演、案例分析的方法,按照“协同动力-协同目标-协同反思”的研究逻辑,剖析政府数据跨部门协同治理的理论内涵,分析其基本过程和作用机理,并结合上海市等典型案例地区的政府数据治理实践进行应用检验,综合提出对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内部横向视角下的政府数据跨部门协同治理是以建立协同治理格局为目标的实践变革,由“组织设计-制度安排-技术保障”多维动力要素驱动,受到来自组织运行、制度表现、技术嵌入等多重障碍因素阻滞,应重点采用完善组织环境建设、优化数据治理协同制度和创新治理技术工具应用等应对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