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

正当防卫制度是刑法理论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如何正确运用正当防卫对保障国家、公共利益、公民本人或他人的合法权益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从而震慑犯罪分子,对预防和减少犯罪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要正确理解和运用正当防卫,就必须正确理解和把握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我国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公布实施以来,刑法界围绕正当     

关于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问题

正当防卫必要限度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刑法理论界对此有许多种说法,但都未能科学地解决必要限度问题;判断是否超过必要限度要把握一个基本原则,然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主要从以下两方面来把握:一是把足以制止不法侵害保护合法权益的实际需要作为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二是没有造成不应有的损害;无限防卫并非没有限度,它是指对特定形式的特定犯罪的防卫,即使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正当防卫理论司法实践问题探析

我国刑法规定的正当防卫是各种合法权益最直接最有效的保障,但为防止其被滥用,刑法规定了严格的正当防卫合法条件,由此构成了极具我国特色的正当防卫理论。认真分析防卫时间、防卫限度的司法实践问题,深入探讨防卫过当行为人和假想防卫行为人的罪过形式,有助于正确界定各种防卫行为,有效保护并引导正当防卫权的正确实施。     

民法上正当防卫限度条件的立法与适用——兼论侵权责任法相关条款

我国在1997年刑法修订之前,民法和刑法上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是一致的,都以＂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损害（危害）＂为限。刑法修订时,将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修改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从而造成二者的差异。我国侵权责任法承继了民法通则的规定,立法上选择了正当防卫限度条件的二元模式。正当防卫限度条件的一元模式与二元模式各有利弊。侵权责任法相关条款的理解和适用应当与刑法相关条款相协调,避免刑事判决与民事判决的冲突。     

论防卫过当的性质及认定

防卫过当是正当防卫制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关系到防卫行为是合法的正当防卫还是具有违法性的危害行为.防卫过当的界定标准不是过当防卫行为与重大损害结果的统一,而是防卫的必要限度.防卫过当的特性表现为,其同正当防卫一样具有防卫性,但也具有违法性,是一种特殊形态的犯罪.     

正当防卫认定客观标准的反思与出路——以英美法系为视角

正当防卫的认定标准在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中大相径庭。在英美法系中,正当防卫的成立采用主观标准,以行为人为视角,以"真诚而合理"为纽带构建体系。英美法系主观化标准的引入有利于弥补大陆法系正当防卫制度的不足。以防卫限度为例,行为过当说、结果过当说、二重标准说各有不足,究其原因,大陆法系在正当防卫成立条件上均以客观事实为标准,因而机械生硬。除此以外,客观标准在对假想防卫主观心态、未成年人防卫限度等问题的解决上捉襟见肘,引入英美法系主观判断标准颇有裨益。     

论防卫过当与正当防卫之区别——兼论防卫过当的性质

我国97年刑法第20条第2款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负刑事责任。”这是对原刑法第17条规定的正当防卫所作的重大修改,也是对防卫过当的条件做出的比原刑法更为严格的限制。本文侧重于从对防卫过当与正当防卫之关系的不同观点出发,对防卫过当的转化性问题做了探讨,分析了防卫过当的性质和特征等一系列问题。     

正当防卫中不法侵害之紧迫性判断的教义学建构

在对正当防卫进行具体分析时,其中的不法侵害之紧迫性的判断标准一直是非常难以认定的问题。而不法侵害之紧迫性成立与否的判断标准会直接影响正当防卫是否成立的具体认定。尽管不法侵害之紧迫性并不是正当防卫认定过程中的唯一考虑因素,但为了有效地解决正当防卫认定过程中出现的各种争议,就需要对诸如正当防卫之不法侵害的紧迫性判断标准等问题予以一个刑法教义学意义上的类型化建构。     

呼唤正当防卫

一个自强不息的民族，需要弘扬一种什么精神﹖一个崭新的时代，需要造就什么样的英雄﹖当今中国制定的统一完备的新刑法典为正当防卫行为确定了法律保障。面对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防卫致不法侵害人死伤，不负刑事责任正当防卫是法律赋予每一个公民的一项重要权利。早在1979年，刑法第十七条规定：“为了使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正当防卫行为，不负刑事责任。正当防卫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危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我国刑法设立正当防卫制度实施十几年来，为鼓励广大公民敢于…     

论公民特殊防卫权的确立与行使

新刑法在修订时，对正当防卫的限度进行了新的界定，并增设了无限度防卫的条款，从而在立法上赋予了公民在特殊情况下具有特殊防卫的权利。在司法实践中，公民行使特殊防卫权，在防卫时间和防卫对象上尚缺乏具体的法律依据，相当部分的人们因不甚了解“特殊防卫权”的含义而无法行使自己的权利，这些无疑会影响和制约着公民依法行使特殊防卫权。     

我国刑法应为职务防卫正名——从职务防卫的困境谈起

我国职务防卫面临法律适用层次低、适用性不强、法律性质不明确、防卫权不能正常行使等困境。刑法应科学地重构防卫制度体系,为职务防卫正名。职务防卫发动的法律依据、正当化事由与正当防卫基本相同,国内外刑事立法可鉴之先例,是我国刑法为职务防卫正名的可行性之基础。     

外国刑法学教学思考

外国刑法学,作为一门研究外国刑法理论与刑法制度的学科有广泛开设的必要性。但在教学实践中,存在教学内容不均衡、教学方法不丰富及教学资源不充足的尴尬。反思外国刑法学教学尴尬之余,须重新定位外国刑法学的教学目标,其应当是传递法律价值观念,弘扬法律比较精神。本着理论与实践并重的思路进行适合于本课程教学的新尝试,包括小组讨论、课堂辩论和模拟法庭等。     

刑法学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刑法学是传统的法学十四门核心课程之一,然而,与刑法立法方面的成就相比,刑法学课程教学改革的步伐便稍显落后。从目前的客观情况来看,刑法学教学方法仍较为保守,缺乏实践创新。随着刑法学术研究的逐步深入,客观上要求提高教学质量,增加课堂容量,改革教学手段,创新教学方法,唯有如此,才会提高学生们的专业水准,为中国的法制化建设输送源源不断的高精尖人才。     

惩罚犯罪抑或保障人权——从程序的视角探析刑事诉讼法的目的

刑事诉讼法是刑事诉讼活动的主要法律依据，刑事诉讼法的目的是立法者希望通过刑事诉讼程序的依法进行，最终实现的法律效果。法律和法律的目的只有通过程序的运行才能得以实现。关于刑事诉讼法目的的讨论，目前存在着“惩罚说”、“保障人权说”、“折衷说”等，刑事诉讼法的目的是惩罚犯罪抑或保障人权？若从程序的视角探析刑事诉讼法的目的，必然得出保障人权才是刑事诉讼法目的的归宿。     

羁押必要性之检察审查制度的程序构建

检察审查羁押必要性的适用对象是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79条第一款的被羁押者。审查程序的启动可以是检察机关依据职权审查,也可以是依据被羁押者或其近亲属、法定代理人、其委托的辩护律师申请而进行审查。间隔性审查的期限以60日为宜。审查的方式是对席制和书面调查制,根据不同的方式采取不同的程序。检察审查后作出的无羁押必要的决定应该具有程序效力,但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并没有规定该决定的程序执行效力。这在以后的司法实践中可能出现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虚置的现象。     

刑事和解若干问题研究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诉讼替代程序在我国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已经有初步探索,而现行法律对于刑事和解程序尚无明确规定,导致各地方在实施过程中标准不一、形式各异。为保证我国法制的严肃和统一,必须立足于我国法律传统和法律制度的基础,吸收国际刑事和解的理论与经验,从程序规范的角度对刑事和解进行分析,进而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刑事和解机制。     

论实证法的道德困境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是贯穿法学始终的一个经典问题。关于这二者关系的说法可谓是林林总总，莫衷一是。德国法学家耶林亦曾经将之比喻为法学中的好望角，一凉涛骇浪，难以驾驭”。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庞德院长阐述了他关于法律与道德的看法，无疑是一次跨越比利牛斯山般的尝试。如何处理合法的道德恶行？又如何处理从实在法看是非法的、但在道德上却是可以证成的行为？对此．哲学界和法学界对道德与法律的关系问题一直争论不休，故此，很有必要在剖析实证法的道德困境之基础上，探讨道德理念对实证法的重塑。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形态研究

对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犯罪形态的研究,目前仍处于理论上莫衷一是、实践中五花八门的状态。形态关乎量刑,形态标准关系着刑法正义价值的实现。学术对话需要共同的语境和学术方法。在毒品犯罪形态的分析上,这种共同的语境和方法是客观存在的,第一是汉语言的标准;第二是刑法总则与分则的规定;第三是应用法学或注释法学必须采用的形式逻辑分析。刑法没有将牟利作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的犯罪目的,那么,判断这些犯罪的得逞与否,就不应以是否达到牟利目的为标准。正是基于上述认识,笔者提出了判断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的既遂、未遂标准。     

刍议哄抬价格行为的入罪化

价格问题是当今社会热点问题,由于哄抬价格行为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中国现行法律制裁措施对它遏制效果不显,且它又具备着当罚性,故该文认为哄抬价格行为存在入罪依据,完全应当予以入罪化处理。为此,该文比照现行刑法非法经营罪的法条设置就哄抬价格行为入罪化的具体模式展开设计,根据拟设的法条剖析了哄抬价格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并对其具体司法认定展开了探讨。     

刑事法律援助服务质量差距分析

从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发展进程来看,其重心在于通过面的扩大使这项制度真正成为待救济人群触手可及的公共福利,而事实却是参差不齐的援助质量使人们逐渐对这项制度失去信心。为进一步促进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完善,需要对运行中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进行过程分析。在对援助服务每个环节进行综合考量后,发现刑事法律援助服务质量的差距主要来自于立法者认知、服务质量标准、服务提供过程、服务宣传沟通和服务感知五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