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口语”与现代诗的叙述学

中国新诗发端于新文化运动中的“白话诗”，而“白话”作为新诗赖以存在的语体，它是在当时人们日常口语的基础上，经过传统白话语言和欧化语体等多重作用而形成的一种语言形式。尽管白话诗中的“白话”不等于口语，但它与口语的关系最为密切。“白话”本质上就是一种叙述语言，所以，白话诗具有赖以存在的叙述基因和要素。虽然白话、口语一直是百年新诗史上最为重要的焦点话题之一，并且以不同面目反复出现，但真正能与新文化运动中的白话诗相提并论的，也只有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口语写作思潮。无论“前口语”还是“后口语”，实质上都是一种叙述语体，并且以此前后呼应、影响，从而形成了大面积的诗歌叙述风气和思潮。如从历史过程看，无论是新文化运动中的白话叙述诗，还是新时期启蒙年代的口语叙述性写作，均为中国现代诗的叙述学提供了典型文本和叙述思想。     

思维导向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探讨

关于写作中的逻辑问题,无须在符号逻辑上,即正式逻辑上过多缠绕不清,而应该在非正式逻辑,即评判性思维上多下工夫。前者着重研究概念间的抽象关系,后者侧重运用逻辑概念解决日常推理问题,写作者通过提供大量证据来证实事实,同时提供铺设隐含之意的方式帮助读者进行推导,由写作者提供的这种推断方式起着关键的思维导向作用。     

21世纪写作学发展的思考

21世纪写作学发展的思考 ,首先是学科定位的思考 ,即在注重以往文本的社会学认识基础上充分注重写作与语言及表述的关系 ,以发展写作学科 ;其次注意对写作“体”的区分 ,不同“体”的写作 ,对语言、思维都有不同的要求。因而根据“体”的不同而使用不同的语言表述 ,即宽式语言方式、严式语言方式。而写作与社会关系之维面 ,一方面体现写作与写作者的目的性、自觉性相关联 ;另一方面强调写作者满足服务社会某一方面需要所使用的规范的表述语言。     

汪敬熙:济南走出的心理和生理学家

正从北大学生翘楚变身留美博士,从文学领域断然跨人自然科学领域,这位渐被人们忘却的传奇人物,就是山东济南人汪敬熙。受到鲁迅赞赏的白话小说家汪敬熙(1898—1968),字缉斋,生于世纪交替、新旧交接的时代,早年接受的是比较传统的家塾教育,后来就读于山东公立法政学校,开始接受西方式的课程,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法科经济学门。在北大读书期间,正是中国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的时     

丽尼散文的话语方式与艺术特质

丽尼散文的主导话语方式是"独语","独语"体散文是丽尼对现代散文发展作出的独特贡献.丽尼在散文写作中恰当运用了多种构思方式以及象征的艺术手法.他的散文的语言具有抒情美、精炼美和音乐美.     

新文化运动与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新文化运动由民主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决定了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比较新文化运动之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新文化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以及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表明新文化运动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关键时期,这是外在和内在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既有外来文化的传播,也有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值得重视的是,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如大同思想等,反映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的重要作用。     

论殖民地台湾新文学的文化想象——在日文写作中

本文探讨日文写作在殖民地台湾新文学发展中文化想象的变异.在中文写作的对照下,日文写作经历了文学主角由悲苦的民众转变为内心焦虑的知识分子、传统从被批判的对象过渡到民族的身份标记而被肯定、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被迫隐退、"日本想象"转向复杂的传统与现代关系的表述等变化;民族自我想象有时会通过"日本想象"得以实现,知识分子的精神痛苦也随着殖民社会的演进呈现不同的状态.     

和谐语境下的实用写作策略

和谐社会建设,需要营造和谐的语言环境.目前我们实用写作中不和谐的语言现象,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实现实用写作语言的和谐,主要可采取如下策略:融入情感、委婉含蓄、尊重理解、规范用语等.写作者只有注意启发、疏导、沟通,注意激活情感因子,做到理中含情、情中寓理,文本才能赢得受众好感和信任,才能最大限度发挥出应有的效用.     

"山东的胡适之"——王祝晨在山东新文化运动中

进步教育家王祝晨在"五四运动"中热情支持学生爱国运动,起草宣言痛斥山东反动政府对学生的迫害.他是山东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被青年学生尊为"山东的胡适之".他在任一师校长期间,按民主与科学的精神推进校务,对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进行改革,使新文化运动在山东教育界得到了深入发展;济南一师则成为山东党组织诞生的摇篮.     

案件:如何写得更好看——读常错《无预谋杀人·一线侦查员口述实录》

至少在上世纪80年代末,我们看到的案件报道还几乎都是千篇一律的“侦破通讯”。案发,公安机关接到报案,赶赴现场,召开案情分析会,确定侦查范围,然后抽丝剥茧,抓捕犯罪嫌疑人。在这样的程式化的写作中,我们看到的基本上是国家机器启动之后的运行状态,而忽略了案件当事人为什么犯罪等更深层次的人性动因和社会原因,甚至也非常缺少侦查员在破案中的个人智慧以及人性的折光。记得当初,常错是以一个写作者的身份进入公安的,在此之前他已经在报刊上发表过不少的纪实类作品,这些作品已经体现出真正意义上的写作。因此,当形形色色的案件出现在他面前…     

试论张爱玲作品中独特的比喻艺术

享有"天才之誉"的张爱玲在文字运用上有独特的风格,尤其是散文中的比喻,超越传统而古老的修辞手法,新颖奇特,独具魅力.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比喻中融合了电影手法、本体与喻体存在相对性、格式明快内涵深刻、设喻范围广泛而生动.     

西方人文学科危机视野中的创意写作维度

20世纪后半期人文学科在西方存在研究和教育上的主体创造性缺失、实践性片面、跨学科性不足的危机。这些危机在创意写作的不同维度中得以有效化解,具体表现在:在理论和实践中所强调的"发现你的声音"的理念,是激发写作者"创造性"的一种重要方式;在理论批评的氛围中,积极建构文学创作活动,使文学实践具有了完整性;创作和教学的跨学科视野和介入社会的追求,使作家确立了公共知识分子角色。创意写作学科由此在西方得到了蓬勃发展。     

新文学发生期彝族诗人余达父的旧诗写作研究

新文化运动兴起以来，随着新文学合法地位的不断攀升，现代旧体诗被现代文学史所“遮蔽”的情况日益加深，而近年来学界对旧体诗的持续关注，旧体诗的历史积尘得以拂拭。不过，学界对少数民族文人所作旧体诗展开的研究还聚焦乏力。在新文学发生期语境下对少数民族文人的旧体诗写作展开考察，不仅能够丰富现代旧体诗的写作样貌认知，而且有助于在多民族文化视野下建构更为完整的现代中国诗歌史。曾留学海外的彝族诗人余达父在诗歌写作中回避了本民族的语言，也没有尝试现代汉语的新诗写作，而是选择了旧体诗写作，这很是具有类型意义。其诗不仅在呈现传统与现代性双重面相之外，还出现了族裔文化身份缺失的现象，其中缘由也颇有考察的群体文化价值。     

哈代小说反传统的两性世界

在英国近代小说家哈代所创造的小说世界中,传统男性人物形象的强势地位不复存在,他们因为性格上的种种缺陷而在与女性的交往中失去了支配地位。女性形象则由一贯的配角转为受到作家和读者双重关注的主角,这种改变在他的《还乡》、《苔丝》、《无名的裘德》三部小说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三部小说男女主人公间不同的情感对应模式体现都是和传统截然不同的两性关系,对传统男女两性世界模式的颠覆既体现了哈代的创作个性,也体现了时代在哈代身上所刻下的烙印。     

新文化运动时期精英教育思想论析

新文化运动时期蒋梦麟倡导精英主义的教育理念,不仅论证了精英教育的必要性,而且从实践角度描绘出精英教育的标准.精英教育思想忽视民众在民主政治中的主体地位,摆脱不掉传统的先觉觉后觉的思维定势,更缺乏民主制度的建构与支撑,其结果必然以失败而告终.     

中国左翼文学主体性兼容与表达的圆融性

中国左翼文学的主体性兼容主要是指在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中坚持批评家之间思想的互相映照,作者与读者之间情感的良性互动。这种映照与互动让思想冲突呈交错式发展态势,让情感冲撞成为两个主体共同的生命体验。在这种情势下,左翼文学的表达呈现出圆融性发展态势,将五四文学＂书面上的‘白话’＂转变为左翼文学＂口头上的‘白话’＂,更加切近群众的阅读水平,呈现出＂葱绿配桃红＂的参差映照关系。     

从“忠实”走向“忠诚”——翻译“忠”论标准的伦理反思

从伦理的角度而言,传统的翻译“忠实”论是一种体现文本关系的翻译标准,而随着解构主义思潮的出现,基于人际间“忠诚”的概念能够更加全面地阐释翻译,因为翻译活动的每一个环节都有人为因素干预和影响.译者在表达作者意图的过程中,体现了“忠实”的原则,同时,在复杂的人际关系网中周旋,例如考虑译本读者的感受,关注客户或者委托人的利益以及自己个人和职业伦理操守的过程,体现了“忠诚”的原则.     

中国现代女性散文的性别意识

中国现代女性散文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的不少作品因为重点探讨了两性关系的诸多问题而凸显出浓重的性别色彩和性别意识,具体表现为“性别自省意识”、“性别批判意识”和“性别平等意识”。这种鲜明的性别意识的文学表达,不但整体上拓展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意义空间,更体现出现代女性散文写作别具一格、意义深远的价值追求。     

《读城》:读到妙处,原来是老地方

《读城》的写作者都是当代作家,写作的对象都是城市,有40多组。这样的群体规模的结合,应该说是读者未曾想过的,可又是期盼已久的。城市当然是作家们关怀的对象,城市在人文上具有复杂性、华丽性、创造性、引导性。以往就城市进行写作的,多是建筑学者、历史学者、社会学者、民俗学者、经济学者,他们撰写     

从“国语教科书”到新文学的“实绩”——“五四”文学革命中“白话小说”的定位及局限

"五四"文学革命倡导者用古代白话小说的传统来证明"白话文学"的正当性,将之抬高到"国语教科书"的高度,同时又进行批判,在与古典白话小说的分离中建构出"现代小说"的概念。这一过程忽视了传统白话小说资源在小说转型中的重要性,致使新文学初期中、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的质量失衡。语言变革之后白话小说内部形成新的带有价值评判的"雅-俗"格局,造成延续至今的文学史叙述的偏狭化。应该在汉语小说的大背景下关注传统小说资源在清末民初的转化,以期重绘民国时期的小说史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