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问题探源

腐败是政治之癌。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公共权力的异化和扭曲成为腐败产生的温床。本文从腐败的定义入手，就腐败产生的原因、表现形式作一分析论述，试图提出反腐败的一些可行措施。     

论市场经济制度条件下我国的反腐败

腐败在政治学语境中的根本特征是公共权力的滥用,其产生有主客观原因。反腐败与维护市场经济制度基于为公共权力的非市场化与市场化之分,且两者实现价值互通与互动。在市场经济制度条件下,我国反腐败工作存在不足,应坚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并寓反腐败工作于市场经济制度的建设之中。     

尼日利亚政府反腐败斗争的历史对于中国的启示

尼日利亚政府为了优化行政管理行为,提高行政效率与责任感,增强政府对公民的回应性而全盘照搬了西方"三权分立"的行政模式,但其效果却是腐败行为层出不穷,这就提出一个"如何将国外先进经验结合入本国行政改革及反腐败工作的实际中来"的问题.每个国家公共服务中的腐败行为可能会有所不同,但腐败就其本质和产生的根源来说是一样的,它是由公共权力的稀缺性与权威性所造成的,它是权力异化的极端表现形式.在中国,反腐败工作存在着时间上的滞后性,解决这一滞后性的关键是要转变观念,在严明法制的同时,一定要树立"防腐败重于反腐败、以防为主、治防结合"的工作方针,将我国的反腐败工作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     

边缘腐败治理路径探析

边缘腐败是目前社会上比较盛行的一种处于违法犯罪边缘、介于纪律与法律、情理与法理、公私是非之间的腐败行为。边缘腐败主要表现为权力传承牟利、权力交换牟利、输送利益间接牟利、广结关系网牟利、权力"期权化"牟利、集体决策牟利、泄露信息牟利、利用合法程序牟利、滥用自由裁量权牟利、利用职务消费黑洞牟利、"权色交易"等。究其根源,主要是物质利益的诱惑、理想信念的丧失、腐败亚文化的盛行、制度和监管的缺失。为了惩治和预防边缘腐败,我们要加快反腐败国家立法工作,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成立国家反腐败委员会主导反腐顶层设计,建立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加强廉洁政治宣传教育,充分利用网络监督新载体。     

论自由裁量权被滥用的控制与预防腐败

自由裁量权是权力主体的一项重要权力 ,如何防止对其滥用而产生腐败 ,是反腐败工作面临的新课题。本文阐述了自由裁量权和腐败的概念 ,以及自由裁量权被滥用而产生腐败的可能性 ,论证了有效控制自由裁量权被滥用和预防腐败的措施 :在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过程中应遵循合理原则 ,同时加强对自由载量权的控制 ,以行为人为核心 ,以外在控制和内在控制相结合的手段 ,对自由裁量权进行全面有效的监控 ,从而预防腐败     

论腐败的政治文化根源

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 ,反腐败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近几年来 ,人们从不同角度对腐败问题进行了探讨 ,本文试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对腐败现象产生的根源进行探析。一、腐败的政治根源(一 )公共权力的行使不当和制约不力。腐败的本质是以权谋私 ,是权力异化的结果。因此 ,腐败总是与公共权力结合在一起 ,腐败分子总是把公共权力视为特殊商品用以换取私人利益。不受监督制约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 ,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在权力缺乏监督和制约的社会环境中 ,社会利益的分配就为一些人利用权力谋取私利提供了方便和条件。改…     

对中国反腐败体制的理论探讨

腐败现象是一种超越历史界限 ,超越国家界限的存在。作为权力的滋生物 ,无论在什么样的政治体制下 ,凡有公共权力和公共关系的存在而没有完整的监督和防范体制 ,腐败行为就易于滋生。故控制腐败除了依靠道德和理想的约束外 ,更重要的是反腐败的体制构建。我国目前的反腐败体制尚不完善 ,必须进一步进行理论探讨 ,建立一个多层次、多方位的反腐败体制。     

制度视域中的腐败及反腐败

腐败问题已成为当前人们极为关注的焦点问题,尽管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大反腐败斗争的力度,但党员领导干部中的腐败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有效地遏制,这说明在我国现行的体制(制度)中还存在着缺陷。在这种情况下,反腐败如果仅仅着眼于案件的查处和单纯强调思想教育以及自律显然是不够的,只有进一步深化改革,在改革过程中通过持续的制度创新与制度建设来改变人们行为的激励机制,并强化对权力行使的约束机制,即变“权力反腐”为“制度反腐”,才能有效地遏制和防治腐败。     

公共权力腐败及其治理

文章从公共权力腐败的概念界定出发，阐述了公共权力和腐败的关系；通过对造成公共权力腐败的体制内外因素进行多维度的分析，提出治理公共权力腐败的思路，即通过限制公共权力扩张、制约权力主体权力行为、完善外部制约监督机制来预防和治理腐败。     

论我国新形势下反腐保廉的对策

腐败是一个贯穿古今的问题。尤其是在我国当前形势下 ,腐败之风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因此 ,要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就必须坚持进行反腐斗争。根据我国目前腐败行为的特点 ,本文从政治思想、法律制度、政权机制、经济措施等方面探讨了反腐保廉的对策。     

科学研判反腐倡廉形势应澄清的几个认识误区

科学研判反腐倡廉形势,必须澄清以下认识误区:即反腐败"雷声大,雨点小";反腐败"只打苍蝇,不打老虎";"腐败越反越多";"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等。运用事实的乃至逻辑的力量对这些认识误区正本清源,是树立反腐倡廉信心的需要。     

制度性腐败成因及其破解——基于制度设计、制度变迁与制度约束

腐败的历史性、世界性和顽固性决定了腐败成为21世纪各国普遍关注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经历了运动反腐、权力反腐和制度反腐的实践,良好的制度建设已成为我国治理腐败的关键。但多而快的制度建设不一定能减少腐败,制度建设过程中存在的"制度缺陷"、"制度漏洞"和"制度软约束"反而可能导致制度性腐败。本文在提出制度性腐败概念的基础上,从制度设计、制度变迁和制度约束三个角度对制度性腐败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并就如何对制度性腐败进行破解提供了一定的解答。     

试论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逻辑进路

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是中国特色反腐倡廉建设的主要经验之一,推进此项工作的科学化需要构建其逻辑进路。基于对腐败源头和防治关键点的分析,本文初步构建出反腐败治本抓源头工作的逻辑进路:包括分制权力、限定权力、监督权力和公开权力。相应地,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可统统归为四个方面的制度建设:权力分解制度建设、权力规范制度建设、权力监督制度建设和政务公开制度建设,使权力的设置更加科学化和规范化,权力的运行更加合法化和透明化。     

腐败与反腐败的文化维度——学习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

反腐败既是一场政治斗争,也是一场文化斗争;既要把腐败分子挖出来绳之以法,也要下大气力去改变那种"笑贫不笑贪"的腐败文化,在全体公民中营造廉洁光荣、腐败可耻的文化氛围。当前,我国反腐败斗争的一个突出难题在于,面对传统与现实的挑战,反腐倡廉的社会文化资源相当短缺。因此,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将反腐败提升到反腐败文化的高度,是当前反腐败斗争中的一个重大基础性课题。     

依法治官是防治腐败的关键所在--兼谈反腐败的思维及对策

反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斗争,腐败蛊行,政权难保.我们要深刻认识当前反腐败形势的严峻性,制定有效的防范和监督机制,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行政伦理视角下我国反腐败问题分析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行政腐败现象频繁发生,而且发生的领域越来越广,层级越来越高,给国家和社会造成了巨大损失,在当前形势下,积极探索反腐败的对策十分必要。文章分析了行政伦理在反腐败中发挥的作用,研究了行政伦理视角下我国反腐败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反腐败的新途径。     

当前我国网络反腐法律制度保障研究

网络反腐在成为当前我国在反腐败工作中的重要推动力量的同时也大大提升了我国反腐的效果。在网络成为反腐利器的同时其负面影响也日益突出。反腐也是一把双刃剑,存在诸多问题,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日益突出。在司法实践中,网络反腐涉及宪法、刑法、行政法、民法等诸多法律问题,无论是哪个问题都是很复杂的,因此如何积极和正确的引导网络反腐,为我国网络反腐提供法律制度的保障成为当务之急。     

关于腐败成因的管理学探析

本文从管理学角度对腐败成因进行了研究。文章认为,从成本—收益角度看,腐败的客观基础是公共决策与决策者私人利益间的矛盾,腐败行为发生的根本原因是腐败收益大于腐败成本。从寻租角度看,转型期中国的寻租环境是腐败行为发生的重要根源。从委托—代理角度看,腐败是民众与国家以及官员之间的公共权力委托—代理运行的失灵。     

The Challenge of Commercial Bribery and Organized Crime in China

Corruption has been classically defined as the misuse of public authority for private gain, which implies that corruption necessarily involves official authority and hence public officials. Bribery, however, often involves transactions between officials and private interests, including business interests, whereby the private party seeks to bend public authority to their advantage by paying off their official interlocker. Even in its classic form, therefore, corruption often spans both the public and the private. Public officials are not, however, alone in exercising authority. Managers and corporate officers also wield authority or fiduciary responsibility on behalf of others and can abuse that authority for private gain, not only in transactions involving public officials, but also in transactions with private parties. This article examines how China's anti-corruption institutions have dealt with ‘commercial corruption’, including both public-to-private corruption and private-to-private corruption. It also examines the linkages between organized crime and corruption in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