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仇官,体谅官之苦

<正>中国官员更累的不是身,而是心。累在身有处讲,累在心无处诉。心累主要缘于文化传统、体制制度和价值观念相对于西方官员,中国官员累身亦累心。所谓累身,在于中国官员比西方官员承担了更多更大的责任,这与政治制度和政府职能划分有关,同时与中国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有关。西方政治制度与权力运行,奠基于自由主义经济。既然是"小政府",且受制于契约与分权制衡,政府就不需要承担太多经济和社会责任。中国政治制度突出为集权,且形成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施政     

危机管理中政府官员避责的结构性差异——以新冠疫情防控期间的问责为例北大核心CSSCI

危机中的政府官员会采取各种方式规避责任。在公共危机中,问责压力、管理任务的不确定性和责任范围的扩大共同塑造了政府官员强烈的避责动机,而官僚运作模式又为其避责行为提供了一定的弹性空间。已有研究表明,官员在危机应对中会采取多种方式规避责任,但对于官僚制如何提供消解责任的逻辑缺乏关注。本研究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出发,通过对收集到的2020年新冠疫情防控期间的全国官员问责情况进行分析,发现官员问责在不同层级和部门间具有一定的结构性差异。这种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由于官员的避责策略不同而引起的,科层制下的中间层级官员避责策略更多,更容易规避责任;负责危机的专业职能部门由于责任更加确切,即使是中间层级的官员也难以规避责任。     

当前实施官员问责制面临的主要难题

一、权责不清是实施官员问责制的主要障碍之一官员问责制是对政府的违法行为及其后果都必须和能够追究责任的一种制度。它是现代政府强化和明确责任、改善政府管理的一种有效的制度。由于历史等原因,我国各级政府和政府部门之间的有些职责不够清楚、权限不够明确,在追究责任时相关部门互相推诿,出现谁都有责任、谁又都没有责任的情况。或者在问责中,被问责官员具体承担什么责任,是领导责任、直接责任、间接责任还是其他责任,以及党政之间、不同层级之间、正副职之间的责任该如何确定,很难下结论。因此责、权、利不清晰,会导致责任人不清,问…     

论地方政府的环境伦理责任——以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为例

加强地方政府的环境伦理责任建设对于应对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环境挑战,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政府的环境伦理责任主要包括:推进环境保护的法制建设和监督管理,引导环境产业的健康发展,培育民众的环境意识。当前一些地方政府的环境伦理责任建设尚存在诸多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强化政府的环境伦理责任,加强政府官员的环境伦理教育和制度建设,强化监督机制,引导政府官员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提高他们的环境道德水平。     

声音

<正>实话真说一个地方出现环境污染问题,既要追究政府官员责任,又追究党委领导责任。此举既有望督促各地方党委与政府共同承担环保责任,又为同时间责党委和政府成员提供了切实依据。乱扔垃圾,扔掉的还有文明;而盗采盗挖天山雪莲,打破了当地的生态系统平衡,造     

我国官员问责制的反思与构建

官员问责制就是要求政府及其官员按照有关法律行使对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功能,对公共负责,它不能简单等同于引咎辞职、责任追究制度。当前我国官员问责制存在问责主体单一化、责任追究对象模糊化,仍处于行政性问责阶段的问题。其原因主要是制度不健全,人治观念,官本位思想,政府对政务活动进行信息控制造成,要建构良性问责机制,就要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依法行政能力建设,树立以民为本的思想,推行政务公开来提高官员问责制的效能。     

浅议官员问责制

官员问责制是西方政治的产物。它所体现的是“责任政府”的原则。从学理上说，责任政府有两个基本内涵．一是在道义层面上的责任政府．二是作为宪政制度的责任政府。     

官员问责制之价值及其在我国的实行

2003年启动的政府官员问责制度,是中国行政改革的新亮点。它有助于建设责任政府,提高行政效率,推动干部制度改革。但是,官员问责制度在我国尚处起步阶段,存在官员权责不清、问责主体缺位、问责法律不健全、问责范围狭窄等方面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     

社会团体问责制探析

社会团体问责制就是指社会团体作为异体问责主体,可以根据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和结社权监督政府和官员的权力的运用,追究失职官员的责任.社会团体问责制是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社会团体问责制构建依据和基本内容的探讨,指出我国社会团体在问责政府和官员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社会团体问责制的基本路径和重要意义,有利于构建责任政府,完善民主政治建设以及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责任政府与行政成本

政府对公众负责是责任政府的根本要求．以尽量少的行政投入提供尽量多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是责任政府基本的表现形式。分析行政成本是对责任政府的基本要求．控制行政成本是实践责任政府的关键所在。我们必须通过营造公众关心、官员担心的氛围，实施政务公开、公众知情的制度，完善绩效考核、监督严惩的救济等举措，控制政府合理运用行政成本承担责任，进一步促进责任政府的实现。     

我国问责官员复出机制的构建问题研究

构建科学有效的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对于建设责任政府和维护公众利益具有重大意义。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具有静态结构、动态过程、生态环境、心态系统四个维度。目前,我国问责官员复出的规则体系不完善,官员问责与官员复出的程序断裂,问责官员复出的体制性弊端凸显,复出的内在调控力薄弱。建立统一的复出规则体系,构建责任分类管理机制,加强官员问责与官员复出的动态管理,完善复出中的异体参与机制,以及形成法律制度之外的柔性伦理建构和内在驱动机制,是防止问责官员非正常复出的策略选择。     

政府问责制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选择

政府责任缺乏明确的界定、政府权力缺乏刚性的约束、对政府官员失责违规行为缺乏有效的追惩以及异体问责功能虚置等,是我国政府问责制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因此,必须加强政府责任立法,明确政府责任;强化制度建设,给政府权力以刚性约束;充分发挥人大、新闻舆论和人民群众对政府的监督与问责功能,实现异体问责为主和问责主体的多元化,增强政府对社会的回应度。     

问责制如何避免“问而无责”

中国建立问责制的时间不长,还需不断完善。要将问责官员的责任作出明确的区分,防止被问责官员以主动辞职的方式来逃避法律制裁。同时要强化内部监督、明确政府责任、提高问责制度的刚性,并且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功能,拓宽群众监督的渠道并落实监督效果。     

论责任政府及其重建机制

传统责任政府的理念是基于政府法权基础上的责任履行 ,它往往导致形式主义和对程序合法性以及效率理性的极端追求。本文把责任政府理解为制度责任与伦理责任的统一 ,视之为制度规范和道德内化的综合体现。基于上述认识 ,本文以政府应该做什么、朝那个方向去做、怎么做及其相应的规范与纠偏机制为切入点 ,提出了当代重建责任政府的若干行动机制。尤其是厉行官员问责制 ,不仅是对应然状态责任政府的补足 ,更是其现实化的重要步骤。     

风险社会视野下的政府官员问责制再造

政府官员问责制作为有效预防、化解、应对各类社会风险的制度形式,在风险社会治理中起着重要作用。风险社会时代要求政府官员问责制有效承载起新的历史使命,即预防和纠正由政府官员滥用权力引发的各类风险,促进政府更具回应性、更负责任和政府公信力的提升,促进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私人组织及社会公众之间展开合作治理。随着风险社会的深化,在工业现代化阶段构建和发展起来的传统政府官员问责制无法有效担当起时代赋予其的使命,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只有将政府官员问责制再造为一种促进责任更加清晰地界定和分担的对话与协商机制,一种有效的风险信息供给机制和一种提升全民责任意识的参与机制,才能走出困境。     

语录新闻

<正>任何一个县都可以推广免费医疗,少修半条路,少建一个宾馆,什么钱都有了。——突然"退居二线"的神木原县委书记郭宝成在接受《都市快报》记者采访时说。我们的财政体制不管是收入还是支出,都要求各地政府官员把GDP搞上去。70%以上支出责任在县级财政,这使得地方政府官员想尽办法增大经济总量,而不考虑效率。     

汪洋：雾都重庆的“少帅”

为百姓办事、把百姓之事放在首要位置是一个政府官员应做之事,是一种责任和义务。     

行政文化建设:澳门特区政府塑造形象的起点——访澳门理工学院公共行政学教授兼课程主任娄胜华(续二)

记者:澳门特区政府推行问责文化建设的基本进程与制度内容都包括什么?娄胜华:由于殖民政府在性质上与责任政府不存在直接联系,澳葡时期的官员除了法律责任可能被追究外,其它责任规范或者有名无实,或者付之阙如。因此,问责制度建设历史地落到特区政府身上。在官员问责的法律制度方面,其大致经历了从无到有,从酝     

论我国官员问责制的构建及完善

近几年来,我国对失职官员或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的高层官员进行了追究和惩罚。各地也陆续出台了各种“行政问责制暂行办法”,但从总体上看,这些仍属于“个案”, 尚未形成一种规范和制度。为了加快推进塑造出一个高效政府、诚信政府和责任政府,我国的官员问责制应该尽快建立和完善。一、“问责制”的涵义官员问责制是行政官员未履行自己的职责或者在履行自己职责的过程中滥用行政权力、违反法定职责和义务时,     

宋代的反腐

正从制度安排的角度来说,宋朝建立的反腐败机制是非常周密的。比如在控制公款吃喝方面,宋朝创立了"公用钱"制度,即由财政拨给地方官一笔"公用钱"用于公务接待,公款招待必须按照法定的规格、标准,使用时也需要副职副署,且计入公账。若公务接待违反了法定标准,即追究相关官员的责任。宋朝政府还设立"券食"制。凡官员出差公干、下基层考察,均由政府发给"券食",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