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公司业务员低价抛售公司财产的法律研究

97刑法新增加了职务侵占罪,该罪的犯罪构成与破坏生产经营罪颇为相似,文章重在探讨刑法中破坏生产经营罪与职务侵占罪的区别,从而阐明职务侵占罪的主体复杂性及其犯罪构成,以便在司法实践中正确定罪量刑。     

初二趣味教学案例四则

屠宰经营户贾某挖空心思想出一条致富“捷径”。他专门在本乡北金庄村、二街村、四街村等村走街串户,以买牛、羊为由,趁人不备将备好的剧毒鼠药或用安眠药浸泡过的玉米渣投入村民家牲畜食槽内。然后他又以牲畜要死亡为借口,上门低价购买,放血剥皮后再将畜肉到市场上高价卖出。在一年时间内,他先后作案7起,毒死牛2头,羊14只,给受害农户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8万元。贾某的行为是投毒罪,还是破坏生产经营罪?贾某的行为虽然是以投毒为手段,但是他犯的是破坏生产经营罪。投毒罪是指“故意投放毒物,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其主要特征是:一是客…     

破坏生产经营罪

我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条规定:“由于泄愤报复或者其他个人目的,毁坏机器设备、残害耕畜或者以其他方法破坏生产经营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破坏生产经营罪,是指由于泄愤报复或者其他个人目的,毁坏机器设备、残害耕畜或者以其他方法破坏生产经营的行为。根据本条的规定,要构成破坏生产经营罪,必须符合下列条件:1.行为人为一般主体,即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2.行为人必须具有毁坏机器设备、残害耕畜或者以其他方法破坏生产经营的行为。这里所说的“经营”,是…     

挥刀砍树只为泄愤 构成破坏生产经营罪

案情：因不满邻田种植的苦楝树影响自家农作物的生长，一名农民为泄愤报复，挥刀将他人种植的100多棵苦楝树砍毁，结果构成破坏生产经营罪。被告人唐贵福家住桂林市临桂县中庸乡中庸村，他家的农田与同村村民唐政军相邻。唐贵福认为唐政军的农田种植大片苦楝树影响了自家农田的农作物生长，一直怀恨在心。     

盗伐林木罪与滥伐林木罪的界限

江西省九江学院刘礼忠、孔凤华同志来稿指出,盗伐林木罪和滥伐林木罪是发案率较高的两种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在一些特殊案例中,可能出现界限不清,导致定性错误。     

非法经营罪中“非法买卖外汇”的理解

“买卖”作为普通用语包括买和卖两个方面的含义,但对于刑法中“买卖”的含义要结合犯罪类型的本质以及刑法规范的目的予以确定,不同刑法条文中“买卖”的含义也不一定相同.非法经营罪在客观方面是一种经营行为,主观上以营利为目的,非法经营罪中的“非法买卖外汇”也必须被解释为是一种经营行为.非法买汇自用行为虽然破坏了国家对外汇的管理制度,但其没有营利的目的,不是经营行为,不构成非法经营罪.     

纠纷？ 还是犯罪？

盗窃罪与破坏生产经营罪之间的区别,以及它们各自与非罪之间的界限,在一般情况下,是不难掌握的。但是,在特殊情况下,又是比较模糊的。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立法完善

我国现行刑法中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在立法上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应予完善。在罪名方面,将罪名确定为“生产、销售一般伪劣商品罪”;在犯罪对象方面,将“建筑工程”纳入其中;在金额方面,使用经营金额代替销售金额,使得追究生产伪劣产品的刑事责任成为可能。     

网络有偿删帖发帖的入罪反思——以“立二拆四”非法经营案为切入点

非法经营罪自设立以来,司法解释对其进行过数次扩张,实践中绕过该罪条文及相关司法解释而直接以非法经营罪定罪的案例层出不穷,非法经营罪堵截条款的防线有被突破的嫌疑。近期,司法解释将有偿删帖发帖行为规定为非法经营罪,这一方面不符合非法经营罪的罪质特征,另一方面也违背了刑法体系解释的解释原理。通过不断扩充非法经营罪的司法解释来规制实践中花样翻新的违法经营行为,这使得非法经营罪的口袋化基因愈发明显,非法经营罪的口袋化趋势急需遏制。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概念浅析

给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确定一个具体概念,这对司法实践具有指导意义。将本罪概括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的食品罪,应该说是罪名对罪状概括时最重要之处。     

从文化视角透视我国的罪刑法定原则

法律是文化的产物。近代以来西方罪刑法定的产生与演变是与西方文化息息相关的,中国当代的罪刑法定则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双重影响。我国的罪刑法定原则无论是在制度层面,还是在实务层面,都存在局限和不足,需要通过文化和制度的建设来弥补和完善。     

大连市当前经济犯罪特点及对策

经济犯罪是指在商品经济的运行领域中,为谋取不法利益,违反国家法律规定,严重侵犯国家经济管理制度,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依照刑法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1]。当前我市经济犯罪出现高发态势,呈现出总量快速增长、涉案金额巨大、人数众多、类型多样、方式隐蔽、手段翻新、高度组织化智能化的特点。本文在分析经济犯罪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严厉打击犯罪、打防结合、加强预警机制建设、队伍建设、做好法制宣传等对策。     

论数据思维在网络非法集资案侦办中的运用

当前,非法集资犯罪除了继续沿用庞氏骗局中以虚构条件骗取投资款的方式外,在互联网中呈现出一些新特质,对传统中的回溯型侦查模式形成挑战。遵循数据思维的逻辑理路,即参照法律规制与司法实践、事前预警与事后打击、情报导侦与逆向推导、惩罚犯罪与服务发展相融合的逻辑理路,在网络非法集资案件的司法实践中从确定行为主体、犯罪构成定性、锁定重点人员和剖析资金流转路径等四个方面展开技术分析应用的具体过程。     

危险犯既遂后犯罪中止之否定及理论评介

关于危险犯的法定危险状态出现后,行为人积极消除法定危险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中止的问题,涉及危险犯既遂标准学说的反思和统一,意义重大。“肯定说”与“否定说”分别在解释学和立法学的立场上对此问题说明。“肯定说”试图改变危险犯的既遂标准的做法不仅未能自圆其说,反倒引发了理论矛盾,暴露出其缺乏平衡性思维、缺少体系性考虑和缺少必要的概念辨析的问题。既然承认危险犯是以法定危险状态的出现作为既遂标准,那么行为人消除危险状态的行为不应构成犯罪中止。     

区分随意殴打型寻衅滋事罪与故意伤害罪之司法困境与出路

故意伤害与随意殴打型寻衅滋事的区分，根据现有理论，难以有效指导司法实践，本文通过分析随意殴打型寻衅滋事罪认定的困境主要在于司法解释对该种类型寻衅滋事罪的规定过于笼统和模糊，从而保护的法益、客观行为和主要要素三个方面分析产生这种困境的深层次原因，最后提出解决困境的路径，即跳出过分强调二者区别的思维定式。以二者所保护的法益为指导，运用想象竞合犯的理论进行执法判断。     

法定犯时代背景下犯罪附随后果的解构和重建

法定犯时代下,后工业社会中各种风险逐渐升格,古典自由主义刑法理论地位受到动摇,刑法制裁体系相应地吸收了积极刑法观理念,前置刑法干预起点,降低入罪门槛,而社会整体评价体系中却缺乏相应的轻罪或微罪评价模式、犯罪分层意识,从而导致刑法附随法律责任引发实质意义上罪责关系的不协调,违反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责任主义原则等问题。同“以刑制罪”对“从罪到刑”的罪刑关系的反思,在意图限缩刑罚的法益理论逐渐沦为为刑法扩张“背书”的情况下,对犯罪附随法律责任的重视能够促进法益判断标准的实质化,从而有利于促进立法批判机能的实现,也能对保安处分科学化和刑罚“双轨制”发展有所裨益。基于新社会防卫论的论证逻辑也应该对附随后果的逆向论证逻辑以及定位做出限制,同时提出犯罪人处遇重构、引入复权制度等具体举措,以期达到法律体系内部法律责任的协调。     

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司法保护制度

未成年人犯罪是一种特殊的犯罪类型,它在犯罪的成因与认定、刑罚的适用、诉讼的方式及犯罪的预防等方面都具有与成年人犯罪不同的特点,从而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未成年人犯罪法律制度。从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呈现的几大特点来看,现行未成年人犯罪法律制度存在着诸多不尽完善的地方,而且也越来越不能满足现实的要求。因此我们有必要加以重新审视,以进一步提高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水平,完善中国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限缩适用研究

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有着法益界定不明确、罪与非罪界限不清晰、易混淆等问题,导致该罪的适用范围较广,甚至涵盖了部分合法的民间借贷行为。这种情况不仅加剧了民营企业融资难的困境,也未能有效规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问题,并且导致了司法适用中的偏差。在当前深化金融改革的大背景下,只有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侵犯的法益进行准确认定,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非法性”“利诱性”等含义进行目的性限缩,以合理限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适用范围,才能更好地促进民间资本的流通,化堵为疏,激活民间资本,促进我国金融业合理有序的发展。     

析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检察环节若干问题

未成年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未成年人犯罪是一种特殊的犯罪类型。一直以来,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法律制度精神充分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犯罪的人文与关怀。“教育为主、惩罚为辅”这一方针作为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精神一直贯穿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个时期。本文结合检察工作实际,从审查批捕、审查起诉等检察环节的角度出发,探讨依法保护、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着力体现检察环节人性、文明的司法关怀,充分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论秘密侦查措施立法的完善

近年来，走私、贩毒、贩枪犯罪以及有组织犯罪大量涌现并呈现出新的形式，致使一般的侦查措施在揭露和证实这些犯罪的过程很难收到明显效果，于是秘密侦查作为一种有效的侦查措施逐渐在我国侦查部门得到广泛运用。但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对秘密侦查措施缺乏法律规定，使这种侦查手段难以充分发挥作用。因此。完善秘密侦查立法，严格依法办案程序，真正做“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最终实现秘密侦查措施的法治化，无疑是我国秘密侦查立法工作应当认真研究的重要课题。